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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对南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与经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五胡势力的深入，北半个中国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所谓“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继承王朝，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华北在两百六七十年间轮番经受了一系列北方少数民族(以下我们就把他们简称为北族)王朝的统治。他们的统治集团在建国前，都已经移入华夏地域的边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华夏社会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过程里，深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
这一段“渗透”的经历，在这些统治者的行为与意识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所以研究者们有时把他们建立的政权概称为“渗透王朝”。这种渗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后并未绝迹。唐朝后的五代里，除了开头和最后的两个政权，中间三个都是由说突厥语的沙陀人建立的渗透王朝。
渗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华夏社会渗透的长期过程中，北族上层统治者有充分与反复的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与位于汉地之外的他们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亲缘群落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识淡化了，也因此丧失了从原居地的同族中汲取独特人力资源的可能性。如果把它们与我们以后将要说到的辽、金、元、清等政权相比，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十六国里最早建国的匈奴人刘渊，就曾拜一个山西的儒生为师，跟他学习过《诗经》《易经》和《尚书》，他还尤其喜爱《左传》。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自认来自大兴安岭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里的、与他拥有共同祖先的鲜卑部落，却被北魏统治者改名为“室韦”，即将他们视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夷狄”。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在蒙古人或满族统治的时代的，这两者都把留居在“后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在吸纳华夏文化，把它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政治与制度、文化资源方面，渗透王朝的统治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远远超过10世纪之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然他们自认是与华夏人群不同的“夷狄”，但随着他们越来越“象”华夏政权，北族王朝的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强。
十六国时期，北族虽然都已经在华北建国，还把南迁的东晋视为偏安之国，但仍然认为晋朝才是正统所在、天命所助。到了北魏前期，在北族在自认是有异于华夏的夷狄同时，又以中华自居，开始形成一种中华意识，而这种中华意识却又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观。到孝文帝改革后，汉人与北族就越来越快地演变为同在中华意识下的两个亚群体。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汉人”这个名称了。的确，大概就是在北魏后期，当北族也被纳入“中华”的范围时，原来称为华夏的那个人群就逐渐用“汉人”来指代了。在统治者与被他统治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民族时，王朝的名称可以用来指称王朝治理下的所有人，例如“秦人”“晋人”等。但在北族王朝时期，所谓“魏人”“齐人”(这里是指北魏、北齐)，乃至“国人”等，都专指北族统治者而言。被统治的华北原居民，既不属于“魏人”或“齐人”，更没有资格成为国人，那么他们该如何称呼呢？“汉人”在这时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指汉朝时民众的集体后裔。这个意义上的“汉人”的称呼，就是后世的汉族这个名称的来源。
进入华北腹地的不同人群与当地人群的互相融合，或者说叫作“涵化”，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北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浸润；与此同时，汉人也把源于北族文化的许多成分吸纳进汉文明之中。比如汉人从前不坐椅子，只是跪坐，或者盘腿席地而坐。后来汉人开始使用“胡床”，就是从马扎演变而来的折叠椅，也就是后世太师椅的原型。它是汉人从北方游牧民那里学来的，汉代时已传入宫廷，在南北朝的汉人上层社会里已经非常流行。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学骑射而令赵国人改穿窄袖紧身的“胡服”，包括有裤腿的裤子在内。在这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又兴起一波穿“胡服”的浪潮。
北宋沈括早就在《梦溪笔谈》里总结说，“自北齐之后，中国衣冠全用胡制”，这是说从北齐以后，中国人(这里指的是汉人)穿的衣服帽子，全是胡人的样式。辛亥革命前，经学家刘师培写过一篇文章，从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四个方面论证“中国并不保存国粹”的观点，其中很多例证，都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时期有关。
比如说“魏晋以降，古乐衰微，而相杂以羌胡之音”(魏晋以来，古代的音乐都衰弱了，而混杂进了少数民族的音乐)；七七守丧的制度，始于北魏；北朝流行穿靴，而汉族朝仪后来也以穿靴为制度，诸如此类。鲜卑语称兄长为“阿嘎”，汉人用“哥”字来记录它的声音。这个“哥”字在汉文里的原意是指唱歌的歌。因为被移用作兄长的同义词，所以后来只好又另造一个字，就是使用到今天的那个“哥”字旁加“欠”的“歌”字。
与两三百年前十六国时期华北残破不堪的局面相比，北朝后期的汉文化，获得了极大的改观。《洛阳伽蓝记》记录了一位流亡北方的江南士人的话：“自晋宋以来，南方人一直还把洛阳想象成一片荒土，把长江以北全当作被夷狄破坏的地方。最近到洛阳一看，我才知道衣冠之家、名门大族都还在中原。礼仪的富丽与盛大、人物的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一言难尽。我们对北方人难道还可以不加敬重吗？”
北族既然和汉人在文化上互相融合，那只能依靠统治地位的高低来维持民族身份的差异了。所以当隋唐的建立消除了北族的特殊政治地位后，进入腹地的北族后裔就迅速融入了北方的汉族之中。注解《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说：“呜呼！自隋以后，华北著名一时的人物中，出于过去北族的子孙占了十分之六七，现在还要辨别他们是否真属于汉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汉人的情况也一样，在本群体中吸收了很多南方土著。汉族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对“永嘉南渡”的描述了。
关于后面两次北方人口的南下运动，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与宋朝“靖康之难”后的人口变迁，人们注意得较多的是后面那一次。不过前面一次现在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按《旧唐书》的记载，自从发生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后，中原变乱不断，像襄阳、邓州的百姓，开封、洛阳这两个京都的贵族，全部向南逃到湖南、湖北地区，所以荆州南部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十倍以上。《旧唐书》又说，长江下游地区也因为东西两京(长安、洛阳)遭受叛军蹂躏的威胁，而成为大户人家南走避乱的目标地。到达江西的北方移民，成为后来客家人的先驱人群。
有关“靖康之难”和宋金交替，我们都已经从“泥马渡江”“岳母刺字”等说岳故事中感受过它沉重的历史分量。这里不必再细说。而伴随宋政权的南移，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也结束了。中国史上“唐宋转折”的全部历史成果，正反映在南宋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