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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先后讲述了中国按由北到南的时空节奏发育壮大的前两个时段。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诸夏人群率先建立起早期国家，在国家动员能力的推动下诞生、发育，占据了华北核心地域，并蓄势待发。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最先一个时段。后一个时段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以秦汉大一统王朝和孙吴立国江南的政治架构为依托，华夏人群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覆盖到淮河—秦岭之南的南部中国。
所以下面将要接着讲的，是由北到南的时空发展节奏的第三个时段。它起始于公元310年代，终止于1200年代，也就是从两晋之际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在这个阶段，华夏人口进一步南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哪里呢？可以说不再像前两个时段那样，来自它想要扩大自己生存空间的纯主观需求，而是由于它受到周边非华夏人群大规模进入华北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退往南方，并最终在那片新土地上安家落户。
在这900年里，相继发生过三次华北大乱的局面。第一次是在公元310年代的两晋之际，分布在华北边缘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先后闯进华北，西晋政权被迫从洛阳出逃，迁往南京。北方许多世家大族带领着依附在他们大庄园里的数量巨大的劳动人口，纷纷追随晋王室避乱江南，这就导致了中国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因为乱局演变为不可挽回的形势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所以称为“永嘉南渡”。
华北第二次大乱起因于安史之乱，也就是唐朝安置在河北边地的少数族群出身的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一路发展为一场历时八年、遍及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大灾祸。虽然经过八年平叛，安史之乱算是被镇压了，但唐朝从此不再太平，始终在时好时坏的形势下，越来越快地往下跌，一直跌进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大乱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北方人口始终在断断续续地往南迁。
第三次的南迁是在1120年代，金灭辽以后与宋交恶，于是乘灭辽之势大踏步南下，逼得宋王室渡长江南走，并且一度撤退到海上避难。因为这时正是北宋的靖康年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三次大乱所引发的人口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南北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以及那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下就选择其中若干最主要的情节，分别说一说。
西晋末的“永嘉南渡”，实际上是晋王室的内乱，也就是所谓“八王之乱”进一步恶化的结果。西晋开国未久，动荡的政局就从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演变为由晋宗室的八个藩王参与的华北大内战。自东汉以来，一些非华夏族群已逐渐移入华夏边界的外围，中原内乱的形势又使他们先后参加到混战中来。
他们有些是华夏军队的雇佣军，另外一些是原来的雇佣军成了新的军阀后，在他们手里又再发展出来的新雇佣军。随着他们从雇佣军逐渐变身为具有各自独立目标和立场的政治—军事势力，西晋政权面对他们的反叛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狼狈南逃，把一片狼藉的北部中国留给他们继续互相厮杀。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北魏统一华北，在那里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羯、氐、羌和賨人[7]六个非华夏人群，前后建立了超过十六之数的政权。所以即使不把北方的两个汉族政权，即冉魏和前凉计算进去，“五胡十六国”的笼统概括，其实也还是不够准确的。历史上著名的“魏晋风度”，在西晋后期已经从竹林七贤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彻底堕落为赤裸裸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脱口秀。晋政权的南迁，也把这种腐朽透顶的士族文化全部移植到江南。不过西晋王朝带到南方的大量的劳动人手，又极大地促进了南部中国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
两晋之际这次人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南迁者往往是以整个家族为单位一起行动的。这里所谓“家族”不仅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拥有血缘关系的血亲成员集体。当时，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庄园里，还有许多依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这些依附劳动者被称为宾客、乡党(也就是同乡、乡亲等)。
像这样垄断了大片山水田地的大庄园，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庄园里“奴婢千指，徒附万计”(“奴婢”指家内的服务人员，千指是说他们总共有一千根手指，也就是奴婢有百人之多；“徒附”是指在田野里生产的劳动力，他们的手指要以万计，也就是有千人之多)。这些奴婢、徒附都是不能自由离开庄园的附庸劳动者，社会地位有点类似农奴。所以他们只能毫无自主选择地跟随主人一起往南搬迁。南迁的散户后来也往往被有权有势的庄园主兼并。
像这样集体迁徙的结果，就是北方某个地方的人口，大都相当集中地全体落脚在南方的某一个地方，聚族而居，不改籍贯。南下初期，许多北方移民还有“旋返之期”(也就是很快就会北归原籍的希望)。东晋和南朝前期政府把这些外来侨民单独编组起来，设立一个与他们故乡同名的政区单位来安置他们，称为“侨置州郡”，与其所在地的土著民户分开管理。隶属于这些设置在南方、却又以北方政区名称命名的侨置州、郡、县里的户口，称为侨户。侨户可以不纳或少纳国家赋役。真正受惠于这项政策的，当然就是一般侨户所依附的士族庄园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来人口在南方都已经安居乐业，埋葬祖宗的坟头也多柏树成行。因此从东晋末叶到南朝宋齐，政府又不断推行改“侨置”为“土断”的政策，大批“流寓”(也就是暂时寄居他乡)的郡县陆续被取消，合并到当地原有的政区中。北方移民的正式身份就这样逐渐消失，他们都融合到南方的编户中间。
正是由于东晋安置北方流民的侨置州郡这种特殊制度，专家们才有可能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这次人口南流的大致规模。在永嘉之乱至晋朝统治集团南迁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从北方各地迁往南方的流民人数至少有90万之多，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的约1/8，占南朝刘宋人口的1/6。这些人不是均匀地散布到南方各地的。从北面南下的人口，只要往南走到有空地可以立足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往南行进。结果他们大都沉淀在淮水以南，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以及从秦岭南至成都这片土地上。尤其是在今天江苏和安徽一带，屯集了北方南迁人口的大约一半之多，外来者的人数在这里甚至超过了土著居民。
这样大规模南迁的结果是，从今天的镇江、南京直到芜湖一带，这里从古汉语的古吴语流行区逐渐转变为侨民们所说的北方方言区。南北汉语方音的不同，成为当时汉语不同方音的许多差别中最容易辨别的一个特征。所以成书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颜氏家训》说，有两个标准可以核定或者确立语音的正确与否。一种是南渡前的洛阳口音，一种是南渡后的金陵口音。因为南迁士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都要高于当地的士族，所以洛阳口音在当时被誉为来自中原的“雅音”，也就是被认为是标准的语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
北方音随流民南下的范围，这时候甚至已经到达浙江的南部。唐朝有人写诗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语出张籍《永嘉行》)。这里所谓的晋语，大概是指西晋移民带去的洛阳的“雅音”而言。
北方人口南渡给南方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大批南渡的北方人口对南方生产的开发，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太湖流域的农业经营方面。太湖其实像一口扁平的浅底锅，很难盛得住水。长江在洪汛期间，江水多通过在芜湖附近分出的一条支流，向东直泻太湖，然后再从它的东南沿岸溢出太湖，经由吴淞江注入东海。
当时的吴淞江宽阔“可敌千浦”，意思是说它的宽阔比得上数百条小河。它是感潮河流，海水容易倒灌进来，从而抑制出海水流的流速，导致江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淤积而泛滥。所以太湖的东南，也就是明清中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当年近乎一片泽国。人只能待在地势较高的丘陵山地，望着泛滥的河滩和水底下的土地无可奈何。
古人开发太湖流域的努力，从春秋到两汉、孙吴一直在持续，到东晋和南朝，筑堤疏水的活动加剧。那时候的堤坝，是把上万亩土地围入其中的大堤坝，堤外是河道，堤内通过排干积水，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逐渐形成大片垦田。
到南朝后期，太湖东南到杭州湾南部的所谓“三吴”[8]已变成重要的粮食产区，可以做到“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有一年丰收，周围若干个郡，就可以免于粮食短少的忧患)。今天江苏省常熟县的县名，意思是常年能有好收成，正是在那时被命名的。当然在长江流域以南，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仍有很多地方在从事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也就是先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放火，然后灌水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