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从滇缅走廊,也就是从今天的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地区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当然在他们不停迁徙的路上,也总会有些人不时地就地停下来,不再跟随同伴继续往前走。
沿滇缅走廊北进的人群中最早沉淀在西南中国的部分,后来演化为说孟—高棉语[5]的各个人群。历史上所谓的“百濮”[6],其主体可能就由他们构成。顾名思义,我们不难想象,现代说孟—高棉语的民族,就应该包括高棉人,也就是柬埔寨人,以及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孟人。
古代孟人的分布空间后来受到从北方南下的缅人的严重挤压。后者属于藏人的亲缘人群,在语言上同属于藏—缅语族。越南语也属于孟—高棉语族。如今在中国境内,只有在云南边界还生活着三个人口极少的孟—高棉语民族,即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但在古代,孟—高棉语人群在中国的分布,还可能从西南地区大规模地向外扩展。
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当原先居住在华北的上古时期的汉语祖先人群,沿着汉水到达长江,并且入乡问俗,向当地的土著询问如何称呼长江时,当地人回答他们说,它叫krong。这个词在孟—高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河流,南下的汉语祖先人群把它误解为长江的专名,用“江”这个汉字来记录krong的发音。
上古汉语里是存在着诸如kr—、pl—等双声母的,也就是字头辅音包含两个辅音的元素。“江”字就是以kr—为首辅音的双声母字,所以正好用它来记录外来名词krong的读音。汉语里的“江”就这样变成长江的专名。只是到后来,它变得可兼指流入长江的大支流,再转义为可以泛指一般大河流的普通名词;而它的读音则从最先的krong演变为kjang,而后随16或者17世纪的汉语新产生出j—、q—、x—三个辅音,最终演变为今天普通话里的jiang。
“江”从土语中泛指大河流转义为汉语中对一条大河流的专称,与到达南美的欧洲人把印第安语里泛指大河的普通名词“密西西比”误解为今天密西西比河的专名,道理完全相同。另外据文献记载,中国南方当时有人称死亡为“札”,孟—高棉语就把“死”叫作chad。而“札”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带尾辅音—t的收声字,所以用来记录chad的读音也正好。可见孟—高棉语人群在上古中国的南部呈大面积分布的状态。
这一批晚亚洲人当然没有全体止步在中国的西南一角。其中折向东偏北继续前行者,在今天华中地区发展成说苗、瑶语的各支人群,是今天湖北、湖南地区苗族、瑶族等人群的祖先。而从继续朝着大体上正北的方向前行的那部分群体里,最终分化出占今天中国人口90%之多的最大民族,也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
由南向北穿越四川盆地的晚亚洲人,看来在翻越秦岭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拓展,一路分布到太行山的东麓。这部分人曾经说一种原始汉藏共同语。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他们又分化为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两群人。
这也就是说,几乎囊括今河南、山西和陕西省范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其创造者很可能是原始汉藏共同语的人群。在仰韶文化形成发育约千年之后,共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人们开始分化成两个分别说原始汉语与说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人群。造成这一分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处仰韶文化西部边缘的一部分人,因生态环境不宜于进一步的农业开发,而选择把原来从事的农业和流动畜牧混合经济逐步推向专门化流动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逐步从他们原先的居地迁往更西更南的宜牧地区。中国学者新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综合分子生物学、考古和语言史领域的研究,把上述分化的年代定位于5900年前。由此可见,继碳十四测定技术的发明之后,基因研究对于推动第二次“考古学革命”起到了何等重大的作用。
与上述过程同时,位于西进人群之东的仰韶人,不但与它更东面的其他人群发生频繁密切的交往,还在西面逐步占据了由于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向西退却而留出来的旧地盘。而原始汉语就是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的。
研究汉语史的人早就认定,汉语和藏语起源于同一种远古的共同语言。证据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一个同源词作为例证。古藏语“鱼鳞”“盾甲”读作khrab,上古汉语里把“甲”读作khrap,这两者是千真万确的同源词。只不过“甲”的读音在汉语复声母分化后变成kjap。入派三声后变成kja,然后在汉语首辅音j—、q—、x—产生后,变成它今天的语音jia。经历此种复杂音变后,一般人很难再从语音角度直接感知两者之间的同源性。现在分子生物学以基因为根据,推断汉藏两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群。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结论,恰好可以在这里互相印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藏共同语人群以外,活动在河西走廊到今新疆一带的,主要是从更西面的中亚地区迁移进来的若干支印欧语系的人群。不过他们的历史大概超不过4000年,远远不及活动在东亚的人群那样久远。从东亚也有人往西一直走到那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被吸纳进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印欧语人群之中去了。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原始印欧语人群的最初一波扩张,可以粗分为三支,分别到达西欧、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小亚,以及东部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阿尔泰山—萨彦岭山地。
上述第三支人群在4000年前移居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各个绿洲,他们所说的语言被后人称为“吐火罗语”,是著名学者季羡林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一直在该地生活到公元9世纪,被在那里建立统治的回鹘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征服,并且最终淹没在其语言归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人里面。
天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西部,也被从西方进入的东伊朗语人群所占据,分别是游牧的月氏人和靠绿洲农业以及过境贸易为生的于阗塞人。于阗塞人大致与吐火罗人同时被它西面的邻国喀喇汗王朝征服,并且也很快融合进突厥语人群之中。
在今天中国境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克尔克孜、撒拉等六个讲突厥语族诸语的民族。原始突厥语人群的起源地应该是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从遗传结构上看,这个人群中除有O、C等源于东亚和东北亚的染色体基因成分外,还含有在印欧语人群中高频分布的父系单倍型R1a1。因此,原始突厥语人群与原蒙古语和原始通古斯语人群,不像是从同一个祖先人群分化出来的。过去学术界曾经把这三个语族合称为“阿尔泰语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语系是否成立,遭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怀疑。
本世纪初,一位博学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出版了三卷本的巨著《阿尔泰诸语辞源学词典》。但是另一个以分析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而享誉全球的德国语言学家在对这本书的书评里指出:读完这本试图肯定阿尔泰语系身份的书以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成立。语言学和分子生物学又一次以各自不同的切入路径,达成了彼此非常接近的认识。
好,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中国境内讲各个主要语系属下各种语言的上古人群。但说到这里为止,“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上古人群付出了成千上万年的、自南向北逐渐打开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中国”很快就要从一片混沌的东亚大陆上逐渐浮现它的身影了。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许多边边角角的所谓“落后文化”,它们都满怀崇拜地围着汉文明团团转。带着如此印象的人,读了前面几节后,一定会有点吃惊。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上,曾经存在过的说印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要介绍的内容。
前面几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继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国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图展示给我看,激动地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在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随着华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千纪,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是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南”和“从东往西”这两个阶段的讨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了。这里的“中国”是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内,也就是不包括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
《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谓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作“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的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以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的,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汉族的人群的风俗与中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转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文,意思是星星川,汉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的音译。但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朝统治下,起源于汉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版图极其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远远超越了最初哺育过它的汉文明的地域范围。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文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从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当然就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与影响,于是改变了中国时空进程的方向与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结束于13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前后一共经历3200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讲。
第一个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华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
“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是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800多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势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立国根本,对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阶段,从公元310年代持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东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900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辽阔的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小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从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转回“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
“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过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再往前推,虽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只能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早先卜骨与此时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
“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诸夏”与“诸华”的名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字之义与“诸位”的“诸”相同,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复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出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中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成百上千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者“华”。自从秦统一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的名称才逐渐流行。
“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从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盘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汉文献总是宣称,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战国之交,华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的分布格局。
《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一句话:“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词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于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再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聚集地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则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别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大家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汉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因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的记载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规模,分别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也发展得更快。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两个,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国南方各种原住人群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懒,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当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讲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个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战国时代,华北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各种史前文化的过程。
我们一定记得诸夏形成的黎明时期所创造的“中国”,这个时候依托着诸夏的发育也很快膨胀,从只能在地图上表现为一个点,而扩展到整个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国”就更快地从中原变成一个覆盖秦汉帝国全部版图的舞台。现在轮到诸夏借这个舞台来演出从华北走向南方的戏剧了。
诸夏进入南部中国的历史一定极其久远,比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要早得多。西周时,吴国和楚国就已经立国于长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诸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的王室虽然都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但楚王面对中原诸侯,仍然自称“蛮夷之君”,也就是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蛮夷。
无论他们真的是出于北方的移民,或者实际上是从文化上被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带有上古汉语方音特征的古吴语和古楚语,很早已经流行在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屈原的楚辞写得那样优美,似乎不是一个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能轻易做得到的。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辞,表明诸夏文化起码已经构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文化在淮河—汉江—秦岭一线以南地区的传播,以及那里社会经济的开发,是一种极有力的促进。东汉在今杭州湾以南开凿的人工湖,即历史上有名的镜湖(又称鉴湖)、余杭的南湖,还有杭州湾南岸的人工运河,都极大地改良了那里的水利系统。当然,推进是逐步实现的。
与北方相比,秦汉对南部中国的控制仍然还未深入。秦以郡为单位来治理地方。过去有人统计过,秦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郡的数目,是南方郡的数目的2.2倍。东汉在全国设置郡国共99个,其中位于南部中国的交州(相当于今天广西、广东省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以及荆、扬二州江南部分的只有15个。
西汉末年登记在籍的人口数,南北比例为1∶32。之所以有这样的南北差异,当然与那时候南部中国的人口本来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北部中国作为秦汉立国的基础所在,国家采取的是像铺地毯那样全方位展开的面的控制;而对南方的统治,根据当时的国力,还只能实施仅限于点与线的有限控制而已。
所谓点与线的有限控制,就是建立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再把网络的节点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紧要或者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通过设置官衙(也就是衙门)、驿传(也就是信息传递的站点)、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经以50万北方军人戍守岭南)、亭障(也就是简易的军事防御工程)、小规模的移民点(指把罪犯及其家属迁到边远地区,与非华夏的土著混杂居住)等方式,对地势复杂、幅员广阔的南方实施一种粗略的管控。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早期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治理,是着力编织一个经络系统,像一个“网线袋”那样把南方套了进去。通过纵横交叉的由网线构成的经络系统,北方把有限度地控制南方所必需的基本能量输送到南方,等待逐渐生长出来的“肌肉组织”,慢慢地把经络系统包裹起来。
那么“肌肉组织”又是什么呢?一是为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可以逃避政府的赋税徭役)而从北中国迁往南方的农民、小商人、手艺人;二是因为较早被国家收编为民户,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而逐渐“华夏化”的当地人群。秦统一以后,淮河、泗河流域的非华夏人群大多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加快了他们融入华夏之中的历史进程。到汉朝,当地土著融入华夏的局势,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华夏的“肌肉组织”在南部中国的发育,在紧接秦汉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与孙吴立国于长江流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孙吴的国都,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孙吴之后三四十年,东晋和南朝又先后建都南京长达270多年,长期以半壁江山与十六国、北魏以及北魏的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相对峙,南京因此获得“六朝古都”的名声。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记住,可是大多数人对隐含在它里面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重大变迁的信息或许并不真正理解。正是这个“六朝”时代,尤其是因晋王室的南迁而启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给南部中国带来了秦汉无法与之比拟的人口与文化局面的重塑。而孙吴成为这次持续300多年的重塑过程的“第一记推动”。
东汉末年,后来成为蜀国大臣的许靖,为避乱从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后来他回忆一路所见说:“经历东瓯、闽粤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语出陈寿《三国志》)可见从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当时还没有什么讲汉语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点,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已经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而演化为当地的方言。比如说,古吴语是在东吴地方由上古汉语演化成的方言,它就是现代吴方言的前身。上海话称你为“侬”,那时就已经这样说了。对两晋之际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吴语已经变得使他们完全听不懂了。东晋初年,一个后来以品鉴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贵族,去拜访名噪一时的丞相王导。回来后有人问他对王导的印象,他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会“作吴语”而已。这个人后来受到王导提拔,他说王导的本事只限于会讲吴语,或许未必尽然。但会讲吴语,对当时从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来说,是笼络南方本土上层人物的感情,拉近与他们距离的一种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吴语”的意义。
在楚地“地方化”的汉语,也已有很久的历史。汉代人就说过,“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语出贾谊《治安策》)。在楚地长大的人,就不能不讲带有楚地口音的汉语。王导的堂兄王敦,口音里就带有“楚音”,大概与他在荆湖待的时间较长有关。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出于楚地,虽然几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言的口音没有变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与古吴语方言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北方汉人与已经生活在南方的汉人之间,不但在语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区别(当然当时的南方还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并且也已经发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区别。一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南方的汉人爱喝茶;饮茶之风虽然已经传到北方,但那时北方汉人最爱的饮品还不是茶,而是大约从西面的羌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奶酪。南下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个当地人,吃得这个人整夜拉肚子。这个倒霉的南方人自嘲说,身为南方之人,差点做了北方之鬼。饮茶之外,还有鱼羹、蟹黄,甚至槟榔,也都变成南方汉文化的代表性标志。
如果说孙吴的开拓性南下还只是一个为时不长的试探,那么西晋政权在北方民族深入华北的压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华夏遵循着“由南到北”的时空节奏继续发展的过程,又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