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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国人就必须涉及一种税制的改革，那就是“初税亩”。这种改革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国人处在了一种新的经济地位上。这就使国人从一个有相当大政治发言权的群体，变成了后来的一些纳税户，也就是“编户齐民”。
在西周时期，国人是出劳役的一族，他们要为君主、诸侯服十分之一的劳役，比如说100天，你要抽出10天来，这就是十分税一。但是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历史开始出现变化。春秋到战国最了不起的变化，就是铁器在农耕方面的广泛使用。铁器什么时候在中国大规模地运用于农耕，学术界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基本上就是从春秋早期开始的。
商朝时期，在中国的新疆，就有人工冶铁的痕迹(新疆那个时候还不属于华夏)。在商代，人们就开始用陨铁打造一些工具，有考古发现的实物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河南省古虢国遗址发现了春秋早期古虢国玉柄铁剑。在西周时期，四川这一带曾经向王朝贡铁，这见于《禹贡》——《禹贡》应该是西周中期的文献，里面讲到四川这一带要向王朝进贡一些珠宝和铁，可见那个时候铁器还是比较珍贵的。那么到了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广泛地运用于农耕，于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大家族劳作方式的解体。人们从此就开始更广阔地开垦土地。这个时候诸侯觉得再用劳役地租的方式就不合理了，于是就要重新丈量一下你的土地，然后根据你现在开垦的土地的大小，向宫室和诸侯纳税。
所以《春秋》经记载，宣公十五年(前594)提出初税亩。晋代杜预对其进行了注释：“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左传》在记载这个事情时也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说它不合礼法，明确表示反对。所以《公羊传》说，为什么《春秋》要记载初税亩呢？就是为了讥讽当权者贪得无厌。在周代，中国只有几百万人口。偌大一个黄河流域，人口数量如此之少，可以称得上是地广人稀。《左传》记载，一直到春秋后期，在今天的开封到商丘这一带，还有许多邑的荒田闲置。当铁器使用普遍了以后，勤劳的中国老百姓，自己主动去开垦土地，这未必是政府组织的。政府觉得过去的纳税方式不合算了，所以要履亩而税，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张权力的表现。
一种新的工业技术——冶铁技术的出现，为当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增加了，国土上田亩数量也增加了，从而使得各国的实力得到增强。但是如果细说起来，百姓得到的利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有人说，原来开垦土地没有合法化，现在履亩而税了，就是无形中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制。注意，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一块土地，它最实用的价值就是产粮食。田里如果产了100斤粮食，诸侯说收10斤就收10斤，说收20斤就收20斤，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私有权是残缺不全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民众在捍卫自己的劳动所得方面，力量是非常脆弱的。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里边曾经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在中国古代的税收以及经济生活方面，政府是直接跟农民对立的。所以我们说“初税亩”不是在承认私有制，这种所谓私有制是虚假的。像汉武帝这样强横的君主，打仗没钱了，他就强行规定，家里有多少钱，你就给我出多少钱，这叫“算缗”。到了这个时候，这种私有制的虚假性就显示得更加清楚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门，所以我们说理解这个问题是理解古代的一把钥匙。
这就导致了后来国家权力的日益膨胀。周武王伐商的时候就几千号人；晋文公打仗的时候，也就几千号人。但是一进入战国，一个廪丘之战，齐国、卫国跟三晋打，光是撂在战场上的尸体就有3万具。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组织军队的能力是无限扩张的，这还是战国初期。有些学者说，初税亩只是被记录下来了，但因为大家反对，所以并没实施。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没实施的话，国家养军队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人的政治发言权失去了以后，很多其他的权力也就保不住了。
过去山东有一个学者，他有一篇文章讲，春秋时期，在整个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民主遗存。实际上我觉得用“遗存”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合适，但这篇文章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非常有启发性。他举了好多例子，来证明国人(一般民众)有好多权力。比如像春秋比较早的时候，卫懿公之所以惨败，就是因为他好仙鹤。我们前面讲到过这个事情。他因为好仙鹤而得罪了国民中那些可以打仗的人。结果北狄入侵的时候，这帮人就说你不是让仙鹤坐战车吗，让仙鹤去打仗吧。通过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得罪了国人，会导致一个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另外，在曹国发生过一件事情，它的君主被晋国抓走了，抓走了以后曹国的国人不干，就把这件事情捅到诸侯大会上，晋国最后没办法，就把他们的君主放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宋国有一个贵族杀了君主，国人深恨他。结果有一天，宋国闹疯狗，大家追着疯狗一路朝这个贵族的家来了。这个贵族因为心里有愧，以为是来抓他的，撒腿就跑。我们说中国的春秋时期不能算是民主制，实际上是分权的贵族制，虽然如此，但国人还是有相当的权力的。然而，随着国人经济地位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方面，国人都在失去权力。
比如说在西周有一个大蒐(sou)礼，什么是大蒐礼？就是国家要打仗了，然后男性贵族们，以及那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的男人，要举行一次狩猎大赛，驾起战车去狩猎，谁表现得好，就选谁做中军主帅。选完中军主帅后，就要公布法度，因为你既然选了他，就要听他的。另外在战争中如果有人临阵脱逃，那要在大蒐礼上当着所有有权力的男人的面说这个人该怎么处罚，这是惩治权。这个仍然是一种古风的民主，到了春秋后期，这种民主就慢慢地消失了。
之后在晋国发生了一件事。范宣子、赵央等大臣，在最后一次大蒐礼上，让大家出点铁，然后把国家的一些法度铸在铁上，以后再也不举办大蒐礼了。于是也有些学者说，这是中国首部成文法的公布，但是这个成文法和十二铜表法不一样，不是为了捍卫私人的权力。国家公布这种法律，是为了明确量刑标准。以后有事，按法度来，再也不用召集所有的国民来商量，来决策了。这种所谓古风的民主就逐渐消失了。
这种权力的消失，在春秋时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民众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了。为什么会出现三家分晋、田陈篡齐？历史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叫《吴问》篇。吴王问孙武子：“你预测将来晋国谁能够最后得势？”孙武子回答：“韩、赵、魏。”为什么是韩、赵、魏呢？因为其他家族对民众比较抠门。比如，按照过去的算法，“六十步见方”是一亩，那么韩、赵、魏在租赁给大家土地的时候，规定一亩地交10斤地租，但在实际收税的时候，租给你一亩地收你10斤粮食，现在租给你三亩地，也只收你10斤，民众当然就得到好处了。当那些诸侯在虐待民众时，有些大夫之家开始邀买人心。这些大夫之家用这种方式让民众支持他们，韩、赵、魏得势应该说是必然的。
这是在三晋。那么在齐国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田陈篡齐。“田陈”[3]指从陈国来的一支田氏贵族。陈国在春秋初期发生内乱，这个时候正是齐桓公时期，当时有个陈公子叫完，也就是陈完，他来到齐国以后，就在齐国做工正。田氏一连七八代都担任工正一职，累积了财富。转眼之间就到了齐景公时代。我们知道鲁迅有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给孺子做牛的就是齐景公。据说齐景公的儿子要骑马，骑马得拉缰绳，于是齐景公就叼着绳子给儿子当马骑，最后栽了一个跟头，把牙都摔掉了。他对儿子那么好，可是他对民众如何呢？有一年，晏婴(我们知道晏婴是齐景公时候的大贤臣)到晋国去访问，访问之余和另外一位晋国的贵族叔向，谈到了自己国家的政治，非常忧虑地说：“保不齐我们的权力早晚落到田氏手里边。因为田氏现在有钱，他们从山上弄来山货，运到齐国卖，那个价格跟在山上的价格是一样的，他们从海上将鱼、盐运到齐国都城里卖给百姓，那价格仍然是不涨一分。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这赚的不是吆喝，而是人心。除此之外，他们借贷给民众的时候，用的那个斗很大。而向民众收取的时候，就拿政府规定的那个小斗收，这就是‘大斗出，小斗入’，这样的话，民众必定趋之若鹜。”叔向也说：“我们也快了，我们的国民对君主，就像对待寇仇一样。”老贵族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灭亡，为什么？因为他们忘记历史了。
封建制所形成的这种君臣关系，它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一个贵族带领他的民众到远方去创立一个邦国，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非得一条心不可。一旦他们忘掉了这个以后，将来有阴谋家夺权，民众就会假装不知道，或者反过来参与其中。后来，齐国的田氏家族就杀了孺子，让公子阳生上台(田乞对齐晏孺子继位之事很不高兴，他后来拥立了齐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阳生为国君)。齐国的老百姓就假装没看见，这样的话，田氏就把权力夺走了。而在晋国，三家最终也分了晋。
我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家分晋、田陈篡齐若干年以后，孟子看到齐国、魏国“路有饿殍，厩有肥马”。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田陈和韩、赵、魏当年扩大田亩的精神哪儿去了？你大斗出小斗入的精神哪儿去了？前面我们说他们是“邀买人心”，原因就在这儿。一旦他们得了权以后，当初你吃下去的“免费”午餐，如今得利滚利地还给我。政权的更替，并没有对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任何改善，反而因为大量战争的出现使生活变得更困苦了。
在经济上虚假的私有制，以及与此相伴的民众各方面权力的失去，直接将历史引向了战国，也产生了权力的更替，诸侯更大规模地驱使民众上战场，去争夺最高权力。这一点在战国表现得更为明显，于是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