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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谈到，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是“正而不谲”。那么齐桓公之后的诸侯又有很多变化，例如晋文公就“谲而不正”，就是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有管仲这种明白人辅佐着他，讲民族大义，所以他“存邢救卫”，担起了一种霸主应负的责任。所谓霸主就是代行天子的权力，管理诸侯。那么管理诸侯必须得捍卫诸侯的生存权利，同时也捍卫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
跟齐桓公属于同类的还有宋襄公，他讲仁义、讲公正，但不合时宜。他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重伤”。“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没有排列好军队的时候，你不要去打。西周讲秩序的时候，王权控制天下，可以讲这一套。因为“大刑用甲兵”，我征战你是要纠正你的错误，所以大家要排好队伍打一仗。“二毛”就是老人。“重伤”说的是什么呢？“重伤”就是一个士卒在战场上已经受伤失去战斗能力了，你不能再去把他扎死、砍死，这是不对的。国际红十字会是讲这个的，国际战争法庭也是讲这个的，但是宋襄公却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的敌人是丝毫不讲这个道理的。这就造成一种结果，就是把自己的民众推向战场，让他们像猪羊一样被人宰杀。
从晋文公开始，几位霸主各有特点。而晋文公按孔子的说法就是诡诈，就是不诚实、不正。晋文公在霸业初期，也是辅佐王室。但在公元前636年，王室出了点丢人现眼的事情——当时东周的王是周襄王，周襄王从北狄娶了个老婆，这个老婆跟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好上了，后来王子带还伙同嫂子，把哥哥赶到郑国国境内去当寓公(喻指贵族、官僚等流亡外国，此处指周襄王被王子带赶到郑国)，这样的话天下无王，正是称霸的好机会。晋国人，像子犯(晋文公的舅舅)他们，就提出：尊王以号令诸侯。晋文公的舅舅目的不是要尊王，而是看到了借尊王以立大功的机会。扶正了王以后，晋文公就向周王提出了非分的要求——“请隧”。这事在《国语》跟《左传》里边都有相关记载。关于“隧”，学术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子六隧”，就是天子死了以后，要修六条墓道；“六隧”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指郊外的原野。晋国一开始封建的时候，它的国土很小，地位也不高。按照《左传》记载，它只能“坐一郡”，这是个小诸侯，大诸侯可以“坐三郡”，天子“坐六郡”。“请六隧”其实就是索要郊之外的广大原野，也就是要地盘。另外，按照过去的那种区域划分，晋国属于王畿千里，就是周王直属范围的诸侯，它只能保有最基本的生存的国土，再要更多的国土，就有点非分之想了。
周襄王这个人，虽然性格有点软，但是在政治上也还不算是彻底窝囊。于是他就用不软不硬的话，把晋文公给顶回去了，说：“叔父，你以六隧为条件的话，你就得重新打天下了。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是没有资格提这个要求的。”这样一来，晋文公也没辙。但是既然晋文公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那么王必须得出点血，于是王就把南阳的阳樊、温、原，还有州、陉、絺、鉏、攒茅，这些田给他了。这个南阳不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市，而在洛阳以北、山西南部，即太行山南侧的阳坡地上，那里都是肥沃的良田。晋文公为了造成既定事实，没等周王的话音落地，马上回家组织军队，驱赶当地的民众，想强行占下这个地方。
结果在收阳樊的时候，阳樊人不服，晋文公就把阳樊围了。围了以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不服，那我就要“残其民”，要残杀里边的民众。这个时候，有个叫仓葛的，隔着城跟晋文公说：“重耳你是谁？我们又是谁？我们原来不是一家人吗？这个阳樊里面住的人，不是王的父兄，就是他的甥舅，这都是亲人啊！如今您平定了王室之乱，却要残害他的姻亲，老百姓怎么拿你做榜样？”晋文公一听，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把阳樊人放出去了，但是地盘还得要。
伐原的时候，晋文公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跟大家约定，如果不能在七天内攻下原，就命令士兵班师回朝。结果过了七天原还没有降，晋文公就下令撤军。这就体现了晋文公的心计，他要向大家表示我讲信用。此时，有间谍传信说，原这个地方坚持不了一两天了。但是晋文公说：“哎呀！既然我跟大家约定了七天攻不下原就撤兵，那即使他们投降，超过了七天，我也要撤兵。”这个消息巧妙地让原城里边的人知道了，大家觉得这个人好讲信用，于是就请降了。
从这些事情里都能看出他那种惺惺作态，要把自己放在道义的立场上去办事情的心理。我们知道晋文公的定霸之战(晋国从此取代楚国成为霸主)，是城濮之战。城濮之战这场战争，楚国这边的将军是子玉，他出自楚国的既得利益者家族，能打，有本事，但是情绪非常暴躁，有点目中无人。而晋文公他们这帮人老谋深算，就利用了他这一性格弱点。晋文公的舅舅子犯说了一句话，“师直为壮，曲为老”。什么叫“师直为壮”？“师”就是军队，出师有名，站在道义的立场上，那气就壮；理“曲”了之后，军队士气就低落。为了“师直为壮”，晋文公君臣就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不愿意打仗，却又不得不打仗的样子。我们知道，春秋有四个大国，北方的秦、齐、晋，南方的楚。现在晋、楚在打仗，晋国这边采取了很多措施，让秦和齐都站在了他们一边，这样一来，这场仗就打赢了。可怜那个子玉，他被老谋深算的晋文公，还有子犯、先轸这些能掐会算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总而言之，我们看晋文公，他既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争霸的目的，又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的共主、维护天下公平的人，他是尊王的，是攘夷的，把楚国当成假想敌，以此来号令大家。
这是一大变化，以后的霸主，都带有这一色彩，历史就进一步滑向了歪斜的方向。
那么秦穆公导致的历史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在于他争霸中原的成就，而在于他霸西戎(就是向西发展)，开地十二，也有人说是二十。这在中国古代的边疆开拓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实际上诸侯大都发挥了这个作用，尤其是楚国。楚国八百年，由汉水流域向江汉流域，甚至向今天的岭南地区进发，为边疆的开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秦穆公霸西戎，开地十二是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前面我们说过，秦穆公这个人死活想往中原发展，到中原来做霸主，因为这样更风光。但是他打完一仗——崤之战，这一梦想就破灭了。他本想趁着晋文公去世，悄悄地派一支军队从晋国国土上穿过去，偷袭郑国。当年他帮助过郑国，郑国也希望秦国能派兵保护它，于是秦国就派了一支军队在郑国驻扎着。秦穆公想利用这支军队掌握着北城的钥匙这一优势，偷袭一下郑国。但事实上秦军要走好几百里地才能到郑国，这种偷袭是很难成功的。结果，当这支秦军回来的时候，晋国人在先轸的领导下阻击了他们。这会儿晋文公刚死不久，他的儿子晋襄公还没有正式即位。本来替国君服丧应该穿丧服，可是没办法，要打仗，只能脱下丧服，披上盔甲。结果就在崤这个地方，晋军一战大败秦军。
崤山是山岭地带，有学者说东西大概长7.5公里，这是一条一线天式的通道，十分险峻。
秦国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有个蹇叔，在秦穆公向东偷袭的时候，就为他的两个儿子哭泣。他那两个儿子跟随军队出征，他就说你们俩肯定回不来了，你们俩死了以后，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尸骨埋在哪儿。秦穆公不听。结果这一场战争，晋国跟山地的戎人配合，就在这个狭长的谷地打了一场伏击战，也就是著名的崤之战。
同时，《公羊传》说这场战争秦国人是“匹马只轮无反者”，没有一匹马、一辆战车完整地回来，三个主帅都被抓了。这一场战争从军事上讲是晋国的完胜，但是从此秦晋渐行渐远，秦国人之后转为跟楚国人合作。所以这场战争晋国虽然打赢了，但从政治上来说是失败的。实际上，赵崔(就是当年跟随晋文公出奔的那个赵崔，他死了以后谥号“成子”)对这场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后来他提出，如果秦国要报复，我们让它胜一回吧，不然这关系没法挽回。
然而他已经老了，说话不算了，当时主政的是善于军事谋略的先轸。总而言之，秦穆公从这以后，明心见性了，知道秦国要想向东发展，决跳不过三晋这堵墙，于是就转头向西发展。他任用大贤人由余攻略西戎，由余来自戎狄，他是一个从中原逃到戎狄的有文化、有智谋的人，就这样秦穆公“遂霸西戎，开地千里”。这为后来秦国的基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把中原文化多多少少向西拓展了。这是他的历史贡献。
那么楚庄王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说过，楚国争霸的过程，就是开发南方的过程。实际上他们从西周开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中国的南方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齐桓公争霸的时候，楚国向北的势力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河南省的南部甚至中部，离今天的郑州不是很远了。之后齐桓公称霸，晋文公跟着称霸，他们向东南发展，这会给历史带来新的变化。楚庄王的争霸战就是邲之战。这个“邲”在哪儿呢？就在今天郑州西边荥阳这一带，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地方。这也就是说，楚庄王的势力高峰时期，是到达了黄河岸边的。
邲之战爆发时，晋国正值内乱。这场战争，晋国虽然派人出战了，但是将帅不和，这样一来这个仗肯定没法打。结果，邲之战晋国人惨败，但败得很有趣。比如说在胜利的楚国人追逐晋国军队的时候，晋国的战车上边装了很多旗子和装备，跑不动。后边追的这些楚国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这个旗子拔了，你们就跑得快了。楚国人之所以对溃败的晋国人那么客气，是由于楚庄王的态度。《公羊传》里记载了楚庄王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我们两个君主不和，跟这些小民无关。这就是楚庄王，显示了一种高度的人道精神。
《左传》中记载，邲之战的时候，楚庄王来到战场，看到尸横遍野。这个时候有个大臣就提出，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能不能修一个京观[2]，纪念一下？楚庄王这时候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西周武王建国的时候，曾经演奏过一个大武乐章，这个大武乐章讲了七种战争的德行。其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止戈为武”，这个“武”字，下面一个“止”，上面一个“戈”，这意思是“止戈为武”。七种武德分别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禁暴”，就是禁止暴虐事件发生。我们打仗是为什么？“大刑用甲兵”，当列国有暴虐事件发生时，我们要用武力去禁止。“戢兵”就是收兵，把兵器收起来，实际上就是“止戈为武”的意思。“保大”，就是要保证大权应该在王手里边。“定功”，就是使功劳、功勋确定下来。“安民”，我们要使民众得到安稳。“和众”，使大众得到和谐，大众和谐了，天下的财富就多起来了。这叫“武有七德”。说完他对战争的理解之后，楚庄王又带着尊敬的态度评价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晋国士卒，称他们是“名节尽忠，以死隽名”，说这些人都不是坏人。民众尽为国事叫“尽忠，死君命”。他们都是听了君主的命令，抛尸在战场上的，修一个纪念碑把他们镇压在下面，这并不能体现我们的善良。他接着又补充道，什么情形下修京观呢？抓住了那些扰乱天下的大奸大猾后，修京观，这是可以的。至于眼前这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并不是坏人，都是一些忠臣，他们是为了国事而死在战场上的。我们为他们收尸，埋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悲天悯人的精神。
楚庄王对战争的理解，在当时的诸侯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而在能够原谅敌人这一点上，即使是后世的中国人也很少有能理解的。当然楚庄王这也有可能是在邀买人心，但是能说出这一番话来，能够对敌人的尸体予以原谅，无论真假，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以上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