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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实行了一种新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封建制实际上是一种以血缘为尺度进行的封建。中国文化因为它独特的地理条件，从新石器时期以来，它的农耕文明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四季分明的东亚大陆季风气候的环境里面，使一种很天然的关系，即原始的血缘关系得以保存、蔓延，并成为凝结社会群体的一个线索。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痕迹。
西周封建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血缘原则，所以天下封建的诸侯，姬姓就占了50多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周人群体实际上很小。老一辈史学家谈西周的历史的书里就说，当时不定有多少这种过去身份不高的周人，就因为他们占了一个姬姓，就弹冠相庆，纷纷到东方去做主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血缘关系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尺度，变成封建的一个标准。周文王几个儿子——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包括周公、召公都有了各自的封国。召公被封到了燕国，就是今天北京这个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琉璃河，北京的远郊区，发现了燕国当时的墓葬遗址，这样的话可以确定它早期建国就在琉璃河附近。封建首先是姬姓团体，姬姓贵族；同时，还有姻亲；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同盟者。但是往往这些同盟者都有姻亲关系，这是封建的两个主要部分。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褒封，就是把一些过去的部族领袖的后裔封建。《史记·周本纪》里面提到，像黄帝之后、尧舜之后也都封建了一些国家。比如说像今天河南省东南部的陈国，就是舜的后代。周人还分封了殷商贵族的一支，也就是微子这一支。微子启，据说是商纣王的兄弟，但是他是庶出的，也就是非嫡夫人所生。于是就封他到宋国，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去干什么？血食先王。就是去给商汤，以及商汤之前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上冷牛羊肉、猪肉，这叫血食。宋国人在春秋时期，是中原诸侯的铁杆盟友。我们知道到了春秋时期，历史的主轴，是中原诸侯。其中晋、齐，尤其是晋，老跟南方的楚国干仗。而宋国人往往是站在中原诸侯的立场上的。宋保存了大量的殷商文化。我们知道殷商人有殉人的习俗，先王死了以后，要杀大量的活人去祭祀，这个现象在殷商很普遍，尤其是殷商的王室墓里面发现了很多这样死于非命的人口。那么这种现象，居然在一个西周中期的墓葬里面发现了，有十几具尸体在那里放着。大家觉得很奇怪，周人中已经很少见到这种现象了，那这是谁干的呢？后来恍然大悟，是宋国贵族干的。
也就是说周人对殷商遗民采用了一种绥靖政策，你的生活方式不变，这跟“各田其田”“各宅其宅”，实际上是一样的。在《尚书》里边我们看到，殷商人好喝酒，让他们喝去吧。所以有学者说，这是毒化政策，这种绥靖不怀好意，喝酒喝多了，他政治上就不反动了。如果殷商人愿意做买卖，那就让他们去做买卖。另外，用殷商的法度治殷商。在宋国，甚至可以被允许杀殉，周王室不加干涉。所以，宋保存了很多的殷商文化。一直到后来，宋国出了一个哲学家庄子，他的文章写得跟中原其他国家的文章不一样，大概有些这方面的文化原因，这就是文化上的渊源。
前面我们曾经跟大家谈到过，你看那些所谓的重要邦国，都在重要的交通道路上，都在军事要地，它首先是防范什么？防范反叛的这种可能。封建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周人那么少，你带着很少的人去建国，建一个土围子，你就要跟天下所有的异族、异姓接触，这极有可能导致灭亡。但是封建制实施了200多年，取得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些主要的封建国家，它的灭亡大多是在春秋时期。
汉代也实行封建制。刘邦打天下时，有彭越、英布，包括韩信他们帮忙，于是就封他们做王。刘邦活着的时候，就把这些异姓王干掉了，然后“刑白马”，规定非刘氏不能称王。结果，刘邦死后20多年，景帝三年，七国就闹起来了，王室容不下诸侯，诸侯也不听王室的，引发了一场大乱。然后，汉武帝削藩、推恩，这个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讲，让诸侯也去封建子弟，把土地越切越零碎，叫“推恩令”。
到了西晋，又有人提出来要封建，虽然并没有说大规模封建，但是给了实际权力，结果导致“八王之乱”。后来，到了唐朝李世民时期，又有人提出来我们要封建，封建是王道，是与诸侯共治天下。李世民这个人是有样学样，认为文有文套，武有武套，圣贤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恢复“三王之治”，多好啊！结果，魏征就写折子，将一条条理由列出来，说咱们这个条件不成熟。
吕思勉先生就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面说，李世民如果当时封建，立刻就乱。于是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周代采用封建制能兴旺270年，而后来的王权，只要封建，准乱。诸侯尾大不掉，就闹起来了。像汉代，七国造反，这是典型的一例。
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我肤浅地理解，西周实行封建主义时，中华民族这个底盘还没形成。你看夏，夏人是夏贵族带领他的族群，按照血缘关系大大小小、亲属远近，七大姑八大姨组成一个庞大的人群，然后取代了尧舜；然后商朝也是，由子姓贵族，带领着他的同姓、异姓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人群，它是以族姓来分别的；周人也是，以姬姓群体为主导。所以那个时候是族群代兴的历史。而这种代兴的历史，就是这个族完了，那个族起。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民族，民族必须得大家在一起生活，要超越这种族群、族姓的区别。族群的实质是一种以血缘意识来分别、来凝结的群体。周人还没有摆脱这个，无法形成一个民族。所以，周封建这些诸侯，诸侯被封建出去了以后，他们没法闹独立，而中央也离不开这些诸侯，这样就保持了一种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但是到了汉代就难了。在汉代，一个诸侯封建出去，他没有外在的威胁；而在西周建国之初，鲁国被封建在遥远的山东，位于泰山南部，他面对的是龙山大汶口文化以来的东夷人群，他要不是以中央为靠山，以其他的同姓诸侯为联盟，为倚仗，团结它的内部，他怎么可能在那儿长期驻扎呢？所以一个外在压力，迫使他不能够沿着独立的方向去走，这就是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条件没有了，再搞封建就乱套了。
所以在中国，这种分权制的体制，是很难实施的，尤其是农耕社会。有学者就称，周王朝封建制形成的这种权力结构是贵族分权制体制，周王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他不掌握所有的权力。诸侯有军队、有人民、有他的外交，他是实体性的存在。周王掌握着最高权力，但是它形成了一种内聚和分散力量的平衡。这就是封建制的成功之处，它有一个特殊情形下的历史的条件，就是民族在形成。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封建制最后慢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一个文化人群。所以封建制像一只老母鸡孵蛋，把不同的鸡下的蛋，让一只老母鸡孵，最后孵出一窝小鸡，这些小鸡认的就是同一个妈妈。封建制最终孵化出了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这就是封建制最大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