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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谈到，西周建立以后，实行封建制。在这个制度实施的同时，它确立了超越阶层的指导概念，也就是天下观念。周人为了说明自己的合法性，把古老的这种上天崇拜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天命观念。实际上天命观念、天下观念都是包容的、讲究怀柔的。怀柔，就是用柔性的力量，用文治的力量，来统一大家，团结大家。
包容天下，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殷商遗民的问题。前面我们也讲到周武王在洛阳建都，他是想为天下人建个都城。我们说这是一种姿态，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政治术。那么真正地考验周人是不是以一种宽大的胸怀包容天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对待战败者，也就是殷商遗民。
我们知道商纣王被杀掉了，商朝的贵族也被杀了不少。我们也知道周初有“三监之乱”，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去平定叛乱。所以这个事情，对于周人而言，也是个大事情。关于后来的封建，我们要补充一点。前面我们谈到过，武王的封建他实际上是围着洛阳这一带，层层向外铺展。但是到了周公时期，他把整个的周人族群，迅速地散布到各地去。像泰山南部，就封了鲁国。周公摄政期间，他把诸侯像扔手榴弹一样扔出去，四处开花，让他们到全国各个要害地方去建立军事据点，也就是建立邦国，建立侯卫，守卫周王朝。实行这样大手笔的封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应该注意这里边的不同，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做法。所以《诗经》里面《大雅·文王》篇说，周家是“旧邦维新”。这就是中国文化转变时期，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特点，它是从旧因素里面推出新因素，也就是推陈出新，移步不换形，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不是断裂式的。
这种制度的实施，导致了后来某些殷商顽民的造反。于是，周家就把这些顽民的上层分子中某些不好控制的，迁到洛阳去，那儿正好要建一个新的都城。于是洛阳实际上分东、西两部分，它有一个周人执政的都城，也有一个殷顽民的聚集地，但是他们只有聚落，没有城墙。这在古代的文献中是有记载的。虽然有多个王朝在洛阳这个地方建都，拆了盖，盖了拆，地理考察挺麻烦的，但是这个情景大致是清楚的。
我们再次回到刚才的话题，周人统治者如何对待殷商遗民呢？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段子，见于《尚书大传》。《尚书大传》这部书是西汉初期的一部书，是对《尚书》的解释。里边谈到一则逸事。说这个周武王灭了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他十分焦虑，怎么对待这些殷商遗民？于是，他就问姜太公，就是姜子牙。姜太公说：“我们要杀！杀一个少一个。”周武王一听，好家伙，殷商遗民上百万，得杀多少人哪！不行，他觉得不对劲，于是就问召公。召公这个人是周文王的儿子，但是好像是庶出。武王就问召公，怎么处理这些殷商遗民？召公就说：“有罪的，杀！反正人多。”武王一听，商纣王领导下的殷商老百姓犯错误的太多了，所以还是觉得不行，于是就问周公旦。周公说：“无罪的不杀，有罪的也不杀。不但不杀，还要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什么叫“各田其田，各宅其宅”？就是有田的种自己的田，有宅子的住自己的宅子。《尚书大传》说，周武王听了这个建议以后，旷然若觉天下之已定。旷然，就是心胸开朗了，好像天下已经定下来了。实际上，它是事后的一种形容，就是对待殷商遗民的政策有上、中、下三策。后来周武王死了，周公执行的就是他所决定的这个策略。历史就是这样，遇上个明白领导人，中国历史是一个样子；遇上秦二世那样的领导人，秦朝就迅速灭亡。以对待殷商遗民为例，起码周公采取的是宽大政策。我们知道，孔子就是一个殷商遗民，他的祖上是宋国人，宋国贵族。他曾说：“甚矣！吾之衰也，吾不复梦见周公。”(我衰老了，我再也梦不见周公了。)这明确地记载在《论语》中。那么这种感念之情，似乎不单是一个文化问题，其中就蕴含了周公对殷商遗民的态度问题。
过去胡适有一篇文章《说儒》，讨论了“儒”是怎么来的。他说，就像罗马在军事上战胜了希腊，可是希腊在文化上战胜了罗马；殷周之际也有这个问题，周人战胜了天下，可是周人在文化上落后。周公也说了，他说我们的文王是“修商人典”，就是学习商人的这种文化。“典”就是礼典、法典、各种典则、典章制度。所以当他战胜了殷商以后，大量的殷商有文化的人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帮助他作册，帮助他记录历史，还帮他制定典礼。
历史上的生活是很复杂的，一个人会写，会起草文件，也就会做史官记录，同时他也可以主持典礼。我们要注意，这是一个文化吸收的问题。就这样周人建立了西周文明。我们在下面还会跟大家讲到，西周文明是我们华夏，也就是中国后来精神传统的根源。它吸收了很多前代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文化系统，而这个文化系统后来被儒家坚持，然后就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大家可以去看看，四书五经的成书年代，没有一个不是周代。说夏、商很了不起，有青铜文明，但是没有一部书是那个时候写定的，这个就是问题。
你提出来一个“天下观念”，又提出来一个“天命观念”，但如果你只提观念，而在胸怀上，在做人做事上，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它就完全是一种修辞、一种遮掩。从周代人对待殷商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到，他的确是采取了一种包容政策。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说的“天命”“天下观念”是吻合的。说到这儿，我们不妨顺着往下说。比方说周人的开放性，我们在前面说过，考古发现，在陕西先周时期遗址中，各种文化类型并存，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周文王可以“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可以凭此联合弱小。实际上这种传统在西周以后，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西周中期的都城中心已经挪到了陕西这一带。也可以说，到西周中期，陕西已经成为世界中心，这就是一种开放。
另外，这种开放还表现为什么？除了包容殷商人，还进一步表现为要向殷贤民学习。《尚书·康诰》里面有相关记载。《康诰》这篇文献是西周初期周成王任命周文王最小的儿子康叔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一道命令，这个康叔就是卫国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劝告他：第一，你不要用我们周家的法度去判案子，你要用殷商的刑法去治理殷商民众，不然的话他们不习惯；第二，殷商人要喝点酒，喜欢做买卖，可以容他们；第三，要宣扬文王之德；还有一点，就是要向有德行的殷贤民学习。殷商五百年，出了好多贤王。
我们要注意这一文献，周公封建的时候正值周初，周人刚刚战胜殷商王朝，他就提出向有德行的先王学习。这不是哲学观念，它是一种真正能见胸怀的精神状态。一个弱小的周人族群，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成绩？跟这种开放的胸怀是有关系的。我们通过了解他对殷商遗民的态度，可以看到他那种包容情怀。而这种包容情怀，才是一种真正的天下胸怀、大智慧。实际上这是周人以弱小战胜强大以后能够站住脚，能够在文化上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