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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人这种重视自然节令变化的传统出发，我们下面就来讲讲在这种文化土壤上诞生的中国历法。在各个考古发现中，都体现出我们先人对时令、历法的看重。
新石器时期的很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先人对历法的看重。比如在今天的浙江地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我们知道河姆渡文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大汶口人群是崇拜太阳的，而大汶口在今天的山东，从山东到今天的浙江距离极远，存在地域性的差别，但是河姆渡文化崇拜的主题仍然是太阳。在一个牙板上，上面分明地刻着两个鸟捧着一个太阳，所以有学者就说这个是“双凤朝阳”。这个主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大被面上就有丹凤朝阳的图案。
河姆渡之后，距今天5000~4000年的时候，在浙江杭州湾北部，兴起了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以玉器为典型代表的，这个文化向北发展，到达过江苏和山东的交界地带。这个文化就是“良渚文化”。
良渚玉器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形象，就是一个脑袋上长着羽毛的人，这人长着一张方脸，嘴里是一口乱牙，下半身跏趺坐着，脚的形状是鸟爪子，两手拿着两个圆，这两个圆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圆应该和法器有关，看着像是玉器，我非常怀疑是玉币。从浙江桐乡出土的这个器物里面，我们发现巫师死后会把玉币戴在腕子上。包括后来红山文化也有这种东西，那是一个礼天的东西。我们知道玉币是用来礼天地的礼器，而天地中最大、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日月，尤其是太阳。整个图像既像只鸟，又像个人，其实是一个巫师和他所崇敬的对象合一的形态，很好地体现了这句话：在中国上古时代，掌握了时令变化规律的人，就掌握了权力。
我们从山东大汶口文化，讲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这些文化时代虽然有早晚，但是共同的特征是礼敬太阳。古人早就观察到万物生长靠太阳，“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意思是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是时候去野外采摘野菜了！太阳变暖意味着时令的变化。中国人并不是崇拜这个天体本身，中国人在意的是天体的运行，十只鸟按节奏和规矩依次升起和落下。实际上，这就是汉代有位大夫说的“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维护老天的秩序，如果老天的秩序出问题，你帝王要负责任的。这当然是后话了。在上古时代，这种掌握时令的权力属于巫师，后来这个权力被皇帝给拿走了。
这种对时令历法的重视，发展到后来，慢慢地就发展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早期的鸟捕鱼发展到良渚时期，就变成了一个人鸟合一的很神秘的图案。另外大量玉器都掌握在巫师的手里面。红山也是如此，红山文化玉器时代略微比良渚早一些，那些玉器也掌握在这些巫师手里面，人们投入大量的心力、智力、体力去制造玉，去发现玉，最后由他们来掌握，然后这批人慢慢就异化成了君王。
从大汶口到良渚，我们发现了一种宗教的产生和变化，起初只是对时令进行追寻，然后慢慢地向宗教，甚至迷信发展，最后巫师和他所崇拜的对象合一了，神秘化了。过去有些老先生就说《五帝本纪》很有意思，有些帝什么都不做，就是聪明。帝颛顼的特点是“绝地通天”，通天地，这不是大巫师的神通吗？还有他的后辈帝喾，帝喾的特点也是聪明，说他生下来能自言其名，生下来以后老爹老妈在发愁给他起什么名字，他说不用发愁了，我叫喾，这不吓死人吗？“自言其名”其实就是说他聪明，注意，古代人就选聪明人、能通神的、能预知未来的人做君主、做帝王。所以对于神权和现实的这种政权，古人是将它们合二为一的。为什么大家听你的？因为我知道时令变化，因为我能呼风唤雨。这样一来，慢慢地这个权力就从平等中超越出来。本来它有很实际的功能，就是“预测时令变化，指导农业生产”，这些巫师是部落里面比较有学问的人，但是随着神权的越来越神秘，慢慢地累积，就异化了。实际上我们从后来对帝王责任的描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你要负责，祭祀也要由你来负责)，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神权和君权的合一。
我们知道夏代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的，那么在这之前有一个遗址叫陶寺遗址，在今天的山西省襄汾县。这个陶寺遗址发掘出了很多坟墓——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宗族埋葬其中。这个领袖他也埋在这个宗族的坟里面，给他单选一个位置，以突出他的尊崇地位，实际上这已经进入国家的前夜了，也可以说有点国家政权的性质了。所以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社会开始分成阶级了，也就是穷和富、尊和卑之间的差距拉大了。虽然在同一个大家族，但是也出现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而且这种矛盾逐渐激化，这样的话必须得形成一个超越宗族之上的共同权力来维持秩序，也可以说是统治大家，甚至也可以说是剥削大家。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权力来维持秩序，那可能比被剥削和被压迫更惨，人类社会无以维持。
所以关于文明时代的到来，也有学者说我们可以简化成两条：一个是超越普通人的公权力的出现；另一个是社会分成阶层，有了军队，有了警察，有了维持政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暴力工具。这就是国家时代，也可以说是进入文明社会了。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讲一讲公权力发展的两条后续的线索——祭祀与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
我们先说祭祀。祭祀和宗教有关，也就是和崇拜有关，也可以说和迷信有关，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迷信，我们会崇拜。
《史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史记》从黄帝记起，这个黄帝到底存在不存在，现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可是《史记》相信是有的，那么《史记》是怎么记录黄帝的？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鬼神山川封禅”。“鬼神山川封禅”，说的就是建立一种宗教秩序。一个领袖要建立一种共同的信仰，才能把大家黏合起来。
另外，人们之所以有崇拜，会迷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实际上就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追求人类自身的繁殖。从一些考古遗迹发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在仰韶文化时期，半坡出现了很多彩陶，这些彩陶是用900多摄氏度的温度烧出来的泥土制成的食器。其中有一个彩陶盆上就画着鱼。这很有意思，因为鱼是很能生的，一条雌鱼生的小鱼，它自己都数不清，这就代表一种卓越的生殖能力。我们可以推测，古人观察自然，看到鱼产子很多，所以就在生活日用品上表现它、崇拜它、祈求它。
考古人员在北方辽河流域发现了一个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遗址，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址。这个庙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女神。崇拜女性就和生殖有关。这个庙的遗址往上走几步，就是一个平台，有学者统计过，说这个平台能容纳十万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宗教中心，它能凝聚方圆几十里甚至百里的民众，大家一起来上庙，一起崇拜这个女神，这就是一种社会的凝聚。
现在我们知道，要想生孩子就找妇产科的大夫。但是在今天的河北太行山，还保存着一个奶奶庙，这个奶奶庙有点像送子观音庙，祈求她，她就能保佑祈求的人早日得子。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说它是纵贯古今的。
1999年，我到衡阳去上课，上完课就去爬南岳衡山，发现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宗教节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这儿来上庙，有的人衣服前面还写了“心诚则灵”，还穿上统一服装。方圆几百里的民众这一天都聚集在这里，这一宗教节日就起到了连通一个地区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人群之间互相交流，形成一个共同体的一种有效的媒介。这种宗教崇拜是恒久的，比如说哪天庙会了，大家都来交汇产品，交汇商品，看戏等，这就形成了一个节日。这种节日不要小瞧它，它是一种文化、一种风俗，是一种统一性的文化现象，它的力量不可小觑，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有节日，比如说世界杯，到那一天全世界男人都疯了。
上面我们说的是这种宗教、迷信的力量，它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人进行集体活动，进行共同的祭祀、文化交流，这客观上促进了共同体的诞生。所以这对公权力发展是一个刺激。但是公权力要发展，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战争。我们来看《史记》里面的记录。
刚刚我们说《史记》的记录是从黄帝开始的，那么黄帝做的第一件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打仗。打的是蚩尤，说“蚩尤为暴，不能伐”，接着又来了一句“炎帝，欲于亲临诸侯”。一个蚩尤，非常暴戾；还有一个炎帝，想当老大，也就是出了两个敌人。那么战争的结果怎么样呢？《史记》记载，黄帝都打赢了，因此他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天下的共主。
为什么战争胜利了，黄帝就能成为天下的共主呢？其实，要动员一个人群征服另一个人群，对于人群的管理、组织以及后勤力量的动员，都有很高的要求。具有这种组织能力，才能建立起国家的雏形。所以战争对公权力发展是一个刺激。
而且我们在考古发现里面也能看到，战争对不同人群融合的刺激作用。比如在今天的江苏北部，有一个新沂市，新沂市有个花厅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大墓，这个大墓的主人来自浙江，就是良渚文化人群，而墓里的殉葬者却是来自大汶口文化的人群。这就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人类不同的文化人群，比如说良渚文化人群和大汶口文化人群，他们的相遇，带来的并不是握手、友好、拥抱，而是你死我活。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王权的象征——大斧子，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本来斧子是用来开荒种地的，后来斧子也被用来砍人，所以《诗经》里面说，周公东征的时候是“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斧子破了，斨也是斧子，可见战争是多么激烈。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城墙和城邑出现了，这都是为了抵抗其他部落的进攻。客观上战争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