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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
《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
《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论之曰：“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李梦阳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观之，《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
赵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
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杅。”《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杅。”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婚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僣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
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唅来归惠公仲子之趓。”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趓，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
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
《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成风系僖公而不得，系于庄公，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见于经者：桓夫人文姜，庄夫人哀姜，僖夫人声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齐姜，皆书薨书葬。文夫人出姜不书薨、葬。隐夫人子氏书薨不书葬。昭夫人孟子变薨言卒，不书葬，不称夫人。其妾母之见于经者，僖母成风，宣母敬赢，襄母定姒，昭母齐归，皆书薨书葬，称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变薨言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若隐母声子、桓母仲子、闵母叔姜，皆不见于经。定母则经传皆阙。而所谓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者，隐公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注谓“隐弑贼不讨，故不书”者非。
成风、敬嬴、定姒，齐归之，书“夫人”，书“小君”，何也？邦人称之，旧史书之，夫子焉得而贬之。在后世则秦芊氏、汉薄氏之称太后也，直书而失自见矣。定姒书“葬”，而不书“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则并不书葬，不成丧也。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为别，犹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则当举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别无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盖当时有此称。然则去其“夫人”，即为“君氏”矣。
夫人子氏，隐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隐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
不书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远，嫡、妾之分尚严，故仲子别宫而献六羽，所谓犹秉周礼者也。僖公以后，日以僣逾，于经可见矣。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夫滕、薛、杞犹是也，故鲁史因而书之也。
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谷梁》有“桓无王”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阙文也。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侯，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不言“氏”。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何”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
邵国贤曰：“‘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范介儒曰：“‘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
《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复称姜氏，见鲁人复以小君待之，忘父而与仇通也。先孙后会，其间复归于鲁，而《春秋》不书，为国讳也，此夫子削之矣。
刘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谓鲁人绝文姜，不以为亲，乃中礼尔。然则母可绝乎？宋襄之母获罪于君，归其父母之国。及襄公即位，欲一见而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为尝试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废命也。孔子论其诗而著之，以为宋姬不为不慈，襄公不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绝不为亲，何伤于义哉！”
《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赵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之说。此皆禁之于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于鲁，必其与公之丧俱至。其孙于齐，为国论所不容而去者也，于此而遂绝之，则臣子之义伸，而异日之丑行不登于史策矣。庄公年少，当国之臣不能坚持大义，使之复还于鲁。凭君母之尊，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于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左氏》“绝不为亲”一言，深得圣人这意。而鲁人既不能行，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岂不信夫。
《庄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夫人享齐侯，犹可书也；公与齐侯狩，不可书也。故变文而曰“齐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为微者，失之矣。
《春秋》之于吴、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始于庄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复称“荆”而不与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称“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会于盂，始书“楚子”。然使宜申来献捷者，楚子也，而不书“君”。围宋者子玉，救卫者子玉，战城濮者子玉也，而不书“帅”。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吴之见于经也，始于成之七年，曰“吴”而已。襄之五年，会于戚，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复称“吴”，殊会而不与其“人”也。二十五年，门于巢卒，始书“吴子”。二十九年，使札来聘，始有“大夫”。然灭州来，败鸡父，灭巢，灭徐，伐越，入郢，败槜李，伐陈，会柤，会鄫，伐我，伐齐，救陈，战艾陵，会橐皋，并称“吴”，而不与其“人”。会黄池，书“晋侯及吴子”而殊其会。终《春秋》之文，无书“帅”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纪已亡而书“葬纪叔姬”，存纪也。陈已亡而书“葬陈哀公”，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许男新臣卒，《左传》传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而经不言于师，此旧史之阙，夫子不敢增也。谷梁子不得其说，而以为内桓师，刘原父以为去其师而归卒于其国，凿矣。
“秂于太庙，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鲁人有疑焉，故不祔于姑，至是因秂而致之，不称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与弑二君，而犹以之配庄公，是乱于礼矣。明乎郊社之礼，秂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致夫人也，跻僖公也，皆鲁道之衰，而夫子所以伤之者也。胡氏以夫人为成风；成风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顺也。
以成风称小君，是乱嫡妾之分。虽然，犹愈于哀姜也。说在乎汉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庙也。
晋献公之立奚齐，以王法言之，易树子也；以臣子言之，则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并举二国，而狄亦称“人”，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十八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谷梁传》谓：“狄称‘人’，进之也。”何以不进之于救齐，而进这于伐卫乎？则又为之说曰：“善累而后进之。”夫伐卫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亦同此例。
襄王之复，《左氏》书“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经不书。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为襄王未尝复国，而王子虎为之居守，此凿空之论。且惠王尝适郑，而处于栎矣。其出不书，其入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告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
事莫大于天王之入，而《春秋》不书，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春秋》书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不言及汉，重不在汉也。
叔仲、惠伯人君而死，义张，而国史不书。夫子平日未尝阐幽及之者，盖所谓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者也。
孔宁仪、行父从灵公宣淫于国，杀忠谏之泄治，君弑不能死，从楚而入陈，《春秋》之罪人也，故书曰：“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乃谓二子托楚以报君之仇，灵公成丧，贼讨国复，功足以补过。呜呼：使无申叔时之言，陈为楚县矣，二子者，楚之臣仆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复封，成公反国。二子无秋毫之力，而杜氏为之曲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呜呼：其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
与楚子之存陈，不与楚子纳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陈悕矣。”
十二公之世，鲁女嫁于诸侯多矣，独宋伯姬书“三国来媵”，盖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书生，故子同生特书。庶出之女不书致，不书媵，故伯姬归于宋特书。
《卫·硕人》之诗曰：“东宫之妹。”正义曰：“东宫，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与同母，见夫人所生之贵。”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独子也，女亦然矣。
凡书“杀其大夫”者，义系于君，而责其专杀也。盗杀郑公子騱、公子发、公孙辄，文不可曰“盗杀大夫”，故不言大夫。其义不系于君，犹之盟会之卿，书名而已。胡氏以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阍弑吴子余祭。”言吴子，则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吴阍弑其君”也。《谷梁子》曰：“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定公十四年》：“大搜于比蒲，邾子来会公。”《春秋》未有书来会公者，来会非朝也，会于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复来朝。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赢，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迟而至于明日者，事之变也，非用刚日也。汉人不知此义，而长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义陵，以壬寅，皆用刚日。
《穆天子传》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为后人伪作。
凡继立之君，逾年正月乃书即位，然后成之为君；未逾年则称子，未逾年又未葬则称名。先君初没，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称名，《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则子道毕，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卫子，《二十八年》陈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则已成之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鲁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传》曰：“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陈子，是也，所以从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别也。
“郑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圣人之抑忽而进突也。
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者，未葬居丧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谷梁传》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非也。
即位之礼，必于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后国人称之曰君。春秋之时，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齐侯使国佐来聘。”《成公四年》：“郑伯伐许。”称爵者，从其国之告，亦以著其无父之罪。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书薨，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盖《春秋》自成风以下，虽以妾母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后称之。以姒氏之不称者，本无其事也。后世之君多于柩前即位，于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为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贰于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礼亡矣。
《春秋》之文，不书族者有二义。无骇卒；挟卒；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溺会齐师伐卫：未赐氏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晋；媠至自晋：一事再见，因上文而略其辞也。
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如挟、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庄、闵以下，则不复见于经，其时无不赐氏者矣。
刘原父曰：“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国之卿三命，次国之卿再命，小国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称了。周衰礼废，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尽如古，见于经者亦皆当时之实录也。故隐、醒之间，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颇有存者，是以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至其晚节，无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转从小国之例称人而已。说者不知其故，因谓曹、秦以下悉无大夫，患其时有见者害其臆说，因复构架无端，以饰其伪，彼固不知王者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
或曰：翚不称公子何与？杜氏曰：“公子者，当时之宠号。”翚之称公子也，桓赐之也。其终隐之篇不称公子者，未赐也。若专命之罪则直书而自见矣。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赐氏也。卫州吁弑其君完，未赐氏也。胡氏以为以国氏者国及乎上，称公子者诛及其身，此求其说而不得，故立此论尔。
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之爵，而大夫虽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孙氏之称子也自蔑也，叔孙氏之称子也自豹也，季孙氏之称子也自行父也。晋之诸卿在文公以前无称子者，魏氏之称子也自犨也，栾氏之称子也自枝也，赵氏之称子也自衰也，却氏之称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称子也自首也，范氏之称子也自会也，韩氏之称子也自厥也。晋、齐、鲁、卫之执政称子，他国惟郑间一有之，余则否，不敢与大国并也。鲁之三家称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称焉，不敢与三家并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称之，如赵孟知伯死，则谥之而后子之，犹国君之死而谥称公也，于此可以见世之升降焉。读《春秋》者，其可忽诸？
春秋时，大夫虽僣称子，而不敢称于其君之前，犹之诸侯僣称公，而不敢称于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卫孔悝之《鼎铭》知之，曰“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兴旧耆欲”。成叔，孔成子焌鉯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犹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战国，则子又不足言，而封之为君矣。
《洛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犹《春秋》传之言群子也。唐孔氏以为大夫皆称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后，而执政之卿始称子。其后则匹夫而为学者所宗亦得称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后则门人亦得称之，乐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论语》之称子者，皆弟子之于师。《孟子》之称子者，皆师之于弟子，亦世变之所从来矣。《论语》称孔子为子，盖夫子而省其文，门人之辞也。亦有称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辞也。
《春秋》传，凡大夫之有谥者则不书字；外大夫若宋、若郑、若陈、若蔡、若楚、若秦，夫谥也，而后字之。内大夫若羽父，若众仲，若子家，无谥也，而后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谥，康王、灵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无谥而后字之，子干、子晳是也。他国亦然，陈之五父，郑之子亹、子仪是也。卫州吁、齐无知。贼也，则名之。作传者于称名之法，可谓严且密矣。
古者人君，于其国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独诸侯然也，《曲礼》言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犹称其字。《宣公十六年》：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闻乎？”《成公三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曰：“巩伯实来。”《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诸乎？”周德虽衰，辞不失旧，此其称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书，若侯国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列于王官之后，盖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遗小国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而成上下之交矣。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日贰，日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星陨如雨”，言多也。《当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织”，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纵横查余”，皆其类也。不言“石陨”，不至地也。传曰：“与雨偕也。”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义亦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
“城小谷，为管仲也。”据经文，小谷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谷梁传》曰：“小谷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为齐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公五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济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
哀姜通庆父，弑闵公，为国论所不容，而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义也。而传谓之“已甚”，非也。
“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后，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托之古人以规楚子乎？”
徐孚远曰：“《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郑，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
经书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齐纳币，则但书“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于十一有，而犹在二十五月之内，恶得谓之礼乎？
据《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鲁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鲁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于鲁而再出之，必无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误重书之尔。且文公十二年，经书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为杞妇乎？赵子曰：“书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为时君之女，故曰‘子’，以别其非先君之女也。”
《齐公十四年》：“齐侯潘卒。”传以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书“齐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当以先君之名为谥。疑《左氏》之误。然僖公十七年传曰：“葛嬴生昭公。”前后文同，先儒无致疑者。
《太史书》曰：“赵质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笔也。“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此董狐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境，乃免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杜氏以为文王庙也。《昭公十八年》：“郑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庙。”劳动致富氏以为厉王庙也。传曰：“郑祖厉王。”而《哀公二年》，蒯聩之祷亦云；“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谓之祖。虽然，伯禽为文王之孙，郑桓为厉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国也，将何祭哉？天下有无祖考之人乎？而况于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庙以祀文王、厉王，而谓之周庙欤？汉时有郡国庙，其亦仿古而为之欤？
《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秂于周公庙。”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秂之说。
晋人杀栾盈，安得有谥？传言“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岂其家臣为之谥，而遂传于史策邪？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即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十八年》：“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太叔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斯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此亦一事，而记者或以为葬，或以为搜，传两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传“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干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两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晋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斯，计徒庸，虑财用，书侯粮，以令役于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传分为两年，岂有迟之两月而始栽，宋仲几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过三旬而毕矣。
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二说不同。据国佐对晋人言，其时楚庄之卒甫二年，不当遂列为五，亦不当继此无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轨注：“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是所谓五伯者，亦商时也。是知国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止就东周以后言之。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斯得之矣。
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宫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言：“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言：“白虹见时，月入于毕”是也。《周礼·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迕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台；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
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义，君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裨灶以逢公卒于戊子日，而谓今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苌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谓毛得杀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于古人者为占，又是一法。
春秋时，郑裨灶、鲁梓慎最明于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灾，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不从，亦不复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虽二子之精，亦有时而失之也。故张衡《思玄赋》曰：“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
《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郑皆饥。一事两占，皆验。
天文王行之说，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这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扬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杨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
《左传·成公元年》：“战于鞍，入自丘舆。”注云：“齐邑。”《三年》：“郑师御晋，败诸丘舆。”注云：“郑地。”《哀公十四年》：“坑氏葬诸丘舆。”注云：“坑氏，鲁人也。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地。是三丘舆为三国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莅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注云：“郑地，今属颍川郡。”是二鄢陵，为二国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为二国地也。《襄公十七年》：“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齐地。”是二重丘，为二国地也。《定公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无注，当是鲁地。《哀公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是二姑蔑，为二国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卫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为盂大夫。”今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此盂当在邢、洛之间。
州国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国在城阳淳于县。”《十一年》：“郧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注：“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阅来聘，飨在昌歜、白、黑、形盐。”注曰：“昌歜，昌蒲菹。”而《释文》歜音在感反，正义曰：“齐有邴歜，鲁有公父歜，其音为触。《说文》：“歜，盛气怒也。从欠，蜀声。’此昌歜之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与彼为同为异。”今考顾氏《玉篇》有“”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则传之昌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误作“歜”。是知南北之学陆、孔诸儒犹有不能遍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瑴之。”今本作“”，《广韵》注曰：“《说文》从口。”盖经典之误文不自天宝、开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义曰：“此与二十一年频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世代，转写谬误，失其本真，后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论。考《魏书》江式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考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世谓之古文。”自古文以至于今，其传写不知几千百矣，安得无误？后之学者，于其所不能通，必穿凿而曲为之说，其为经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颜氏家训》曰：“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五经》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经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见于卫诗，而鲁则为“黮”；“鬯弓”著于郑风，而秦则为“韔”《左氏》一书，其录楚也“薳氏”或为“蒵氏”，“箴尹”或为“针尹”，况于钟鼎之文乎！《记》曰“书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所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均匀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互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公子益师之卒，《鲁史》不书其日，远而无所考矣。以此释经，岂不甚易而实是乎？何休见《桓公二年》会稷之传，以恩之浅深，有“讳”与“目言”之异，而以书日不书日，详略之分，为同此例，则甚难而实非矣。窃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三语必有所本。而齐、鲁诸儒述之，然其义有三：阙文，一也；讳恶，二也；言孙，三也。从前之一说，则略于远而详于近；从后之二说，则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汉书》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夫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曾子且闻而未达，非子游举其事实之，亦乌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乱。
“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笃曰：“此言经所以不书纪侯者，以见母虽不通，而纪侯有母，则不得自称主人，以别于宋公之无母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何休以为：“《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诗人美?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说，则异母兄弟不谓之兄弟乎？”程子曰：“《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弟为加亲，则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也。”
《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按传中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何后师之多欤然则此传不尽出于公羊子也明矣。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其义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时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说，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恶人之说。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贬归之于天道矣。
“郑忽出奔卫。”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传文简而难晓。李因笃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是则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也。故子产曰：‘郑伯、男也。’遭丧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称子，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是也。以其等本贵于伯、子、男，故降而称子。今郑，伯爵也，伯与子、男为一等，下此更无所降，不得不降而书名矣。名非贬忽之辞，故曰‘辞无所贬。’”
《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从逆者而言，谓之王后；从归者而言，谓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犹《诗》之言“为韩姞相攸”也，犹《左氏》之言“息妫将归过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国之号，此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为“王者无外，其辞成矣”，又以为“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其说经虽巧，而非圣人之意矣。今将曰“逆季姜于纪”，则初学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将曰“王后归于京师”，则王后者谁之女？辞穷矣。公羊子盖拘于在国称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顺者也。
传文则有不同者，《左氏·庄公十八年》：“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公羊·闵公二年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注：“鹿门，鲁南城东门也。”据《左传》“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邾”是也，争门、吏门并阙。按《说文》：“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是争门即以此水名，省文作“争”尔。后人以“瀞”字省作“净”，音才性切。而梵书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为才性之净，而鲁之争门不复知矣。
鲁有二婴齐，皆公孙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其为仲遂后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则子叔声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赐氏。故其子即以父字为氏。生而赐氏，非礼也。以父字为氏，亦非礼也。《春秋》从其本称，而不没其变氏，其生也书“公子遂”，其死也书“仲遂卒于垂”；于其子也，其生也书“公孙归父”，其死也书“仲婴齐卒。”
《公羊传》：“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子叔声伯。故注云：“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此汉人解经之善。若子叔声伯，则战鞍、如晋、如莒，已屡见于经矣。
“为人后者为之子”，此语必有所受。然婴齐之为后，后仲遂，非后归父也，以为为兄后则非也。传拘于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说，而以婴齐为后归父，则以弟后兄，乱昭穆之伦矣，非也，且三桓亦何爱于归父而为之立后哉。
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谷梁以为隐不自正者，凿矣。赵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旧史阙也。”得之矣。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传曰：“戎，菽也。”似据《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为之说。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岂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诗曰：“艺之荏菽，荏菽旃旃。”传曰：“荏菽，戎菽也。”《尔雅》：“戎菽谓之荏菽。”则自后稷之生而已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这“六鶂”也。谷梁子曰：“陨石于宋五，后数，散辞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
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雊鹆来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无，其文则史也。故刘敞谓：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与陨石同日，书“是月”以别之也。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谷梁以为叔服。按此后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成公元年，刘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明叔服别是一人，非王子虎。
《谷梁传·宜公十五年》：“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疏解其迂，按传文“曰”字误，当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