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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历法，则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樊深《河间府志》曰：“愚初读律书，见私习天文者有禁。后读制书，见庙语杨士奇等曰：‘此律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宝历祥赋》赐群臣。由律书之言观之，乃知圣人所忧者深；由制书之言观之，乃知圣人之所见者大。”
刘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缓急。余所见崇帧之世十七年而八食。与汉成略同，而稠急过之矣。然则谓日食为一定之数，无关于人事者，岂非溺于畴人之术，而不觉其自蹈于邪臣之说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非也，夫日月之在于天，莫非一定之数。
然大象见于上，而人事应于下矣。为此言者，殆于后世以“天变不足畏”之说迸其君者也。《汉书·五行志》亦知其说之非，而依违其间，以为食轻，不为大灾水旱而已，然则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无论分、至。
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今西洋天文说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国而已有此论，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尝闻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谓日月与地同大，若地体正俺日轮上，则月为之食。”南城万实《月食辨》曰：“凡黄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对冲处必为地所隔，望时月行适当黄道交处，与日正相对，则地隔日光，而月为之食矣。”按其说亦不始于近代，汉张衡《灵宪》曰：“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闇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载《续汉·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误作“他”者，遂疑别有所谓闇虚，而致纷纷之说。
静乐李鲈习西洋之学，述其言曰：“月本无光，借日之照以为光曜。至望日，与地日为一线，月见地不见日，不得借光，是以无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时，当在日没后，乃日尚未沉，而出地之月已食矣。东月初升，西日未没，人两见之，则地固未尝遮日月也，何以云见地不见日乎？”答曰：“于所见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尝出地也。何以验之？今试以一文钱置虚器中，前之却之，不见钱形矣，却贮水令满而钱见，则知所见者非钱也。乃钱之影也。日将落时，东方苍苍凉凉，海气升腾，犹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东方之月为真月。则是以水面之钱为真钱也，然乎？否乎？又如渔者见鱼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心稍下于鱼，乃能得鱼，其浮于水面者。鱼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视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则月之受隔于地，又何疑哉。
吴伐越，岁在越，故卒受其凶。荷秦灭燕，岁在燕，故燕之复建不过一纪。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岁在齐，而为刘裕所破，国遂以亡。岂非天道有时而不验邪？是以天时不如地利。
岁星固有居其国而不吉者。其行有赢缩，《春秋传》：“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史记·天官书》：“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淮南子》：“当居不居，越而之他处。”以近事考之，岁星当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
史言：周将代殷，五星聚房；齐恒将伯，五星聚箕。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唐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尾箕，大历三年七月，五星聚东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淳熙十二年闰七月，五星聚轸。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见于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营室。天启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张。占曰：“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考之前史所载，惟天宝不吉，盖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汉从岁，宋从填，唐从荧惑云。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为吉。验之前代：于张，光武帝汉；于牛、女，中宗绍晋；于觜、参，神武王齐；于危，文宣代魏；于东并，肃宗复唐；于张，高祖王周，皆为有国之祥也。故汉献帝初，韩馥以四星会于箕尾，欲立刘虞为帝。唐咸通十年，荧惑、填星、大白、辰星会于毕、昂，诏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灭，四星聚奎、娄；姚泓之灭，四星聚东井。后晋天福五年，术士孙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灾，劝南唐主巡东都。宋靖康元年，太白、荧惑、岁、填四星合于张。嘉熙元年，太白、岁、辰、荧惑合于斗，诏避殿减膳，以图消弭。此则天官家所谓“四星若合，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而不可泥于一家之占者矣。
《汉书·艺文志》：《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国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盖天象所临者广，而二十八宿专主中国，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今天官家所传星名，皆起于甘石。如郎将、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间，三代以下之国，春秋时无此名也。
《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动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禅，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叩扉人见，请还都谋禅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玄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人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彗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昭王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昂，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志”，其此之谓与？
汉桓帝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明年帝崩，灵帝以解渎亭侯入继，《隋书》言：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济清。后十余岁，隋有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武阳郡河清数里。十二年，龙门河清。后二岁，唐受禅。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徐、沛黄河清，临洮人杨珪上书，亦引襄楷之言。后四岁，宣宗立。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黄河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兴。至先朝尤验，正德河清，世宗以兴王即位；泰昌河清，崇帧帝以信王即位。
自古国家中叶，多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固气运之疵，亦是法纪废弛所致。如汉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宫，见一男于带剑人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于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桥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于王褒，衣绎衣，小冠，带剑，人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状，下狱死，后汉灵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人德阳门，言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小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诣太官。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后官禁，落屋喧呼，上收缚考问，辞忽不自觉。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绛衣，诣止斗门，上列为圣人，使求见天子。门候受辞，辞称姓吕名赐，其占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长七寸，天令命可为天下母。奏闻，即伏诛，并下晋陵诛可。秦苻坚时，有人入明光殿，人呼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坚命执之，俄而不见，陈后主为太子时，有妇人突人东宫，大言曰：“毕国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著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厅床坐勘问：“比有何灾异？”太史令姚玄辨执之，以闻，是夜彗见西方天市中，长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门，又入则天门，至通天宫，阍者及仗卫不之觉。睿宗太极元年，狂人段万谦潜入承天门，登太极殿，升御床，自称天子，呼宿卫兵士，令称“万岁”。德宗贞元八年二月丁亥，许州人李狗儿持杖入含元殿，击栏槛，擒得伏诛。敬宗长庆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阑人浴堂门，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开成二年十一月癸亥，狂人刘德广突入含光殿，诏付京兆府，杖杀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扬州郊祀，后数日，有狂人具衣冠，执香炉，携绛囊，拜于行宫门外，自言“天遣我为官家儿”，书于囊纸、刻于右臂皆是语。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释不问。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绍兴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践王坐，曰：“我太上皇孙，来赴郡。”鞫讯，终不语。元顺帝至正十年春，京师丽正门楼斗拱内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远近聚观之。有旨，取付法司鞫问。但云蓟州人，诘其所从来，皆惘若无知。乃以不应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并书之，以为异。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已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于奉天门，有一人自外径人，执红棍击香亭，曰：“先打东方甲乙木。”内使执之，命付锦衣卫，亦书于《英宗实录》。然未有若万历四十三年张差一事，宫中府中几成莫解之祸，更历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礼》阍人职云：“奇服怪民不入宫。”注曰：“怪民狂易。”是则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为之防矣。
建炎南渡，有诈称徐王棣者，诈称信王棒者，诈称越王偲次子者，诈称渊圣第二皇子者，诈称荣德帝姬者，诈称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讫无异言。乃弘光时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汹汹不息，藩镇称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间尚有疑以为真者。此亦亡国之妖也已。
卫太子自杀于湖，武帝为筑归来望思之台，事状明白。十年之后，犹有如成方遂之乘黄犊车诣北阙，吏民聚观至数万人，公卿莫敢发言者。况值非常之变，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属心，众口喧腾，卒难遍喻者乎？寄之中城狱舍，不加刑鞫，是为得理，不可以亡国之君臣而加之诬低也。
晋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以临川王宝子修之为道子嗣，尊妃王氏为太妃。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太妃请以为嗣，于是修之归于别第。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果散骑郎膝羡奴勺药也，竟坐弃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恸。近时之论多有似乎此者。
昔人言朔漠诸国唯占于昂北，亦不尽然。考之史，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死，荧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荧惑大白入东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扫东井而燕灭秦，彗起奎娄扫虚危而慕容德有齐地，太白犯虚危而南燕亡，荧惑在匏瓜中忽亡入东井而姚秦亡，荧惑守心而李势亡，荧惑犯帝座而吕隆灭，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荧惑人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齐文宣死，彗星见而武成传位，笃星历虚危而齐亡，太白犯轩辕而周闵帝弑，荧惑入轩辕而明帝弑，岁星掩太微上将而宇文护诛，荧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时则太白入大微而海陵弑，白气贯紫微而高琪杀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灭，其他难以悉数，夫中国之有都邑，犹人家之有宅舍，星气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则主人当之，主人不在则居者当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为限断，乃儒生之见，不可语于天道也。
魏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微也。”晋康帝建元三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分。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虎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以谚云：“荧惑人南斗，天子下殿走。”乃既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内亦应天象邪？”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谋为畔逆，而自刭国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而以妖言诛。赵广汉问太史知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即上书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斩。甘忠可推汉有再受命之运，而以罔上惑众，下狱病死，弟子夏贺良等用其说以诛，齐康侯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为上莽所杀。卜者上况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为李焉作谶书十余万言，莽皆来之。国帅公刘秀女愔言宫中当有白衣会，乃以自杀。西门君惠语上涉，以国师公姓名当为天子，遂谋以所部兵劫莽，事发被诛。王郎明星历，尝以河北有天子气，而以僣位诛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黄门常侍，当族灭，而卒陷王芬自杀。刘焉闻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气，求为益州牧，而以天火烧城，忧惧病卒，子璋降于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驾，祸由骨肉，江州当出天子，而卒与范晔等谋反，弃市，并害彭城王。郭黴言代吕者王，又言凉州分野有大兵，故举事，先推王详，后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吕隆者王尚，又言火秦者晋。遂南奔，秦人追而杀之。刘灵助占尔朱当灭，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举兵以三月，被擒斩于定州。苗昌裔言大祖后当再有天下，赵子崧习闻其说，靖康未起兵，檄文颇涉不逊，卒以贬死。成祖永乐末，钦天监官王射成言天象将有易主之变，孟贤等信之，谋立赵王高燧，并以伏诛。是数子者之占，不可谓不验，而适以自祸其身，是故占事知来之术，惟正人可以学。
《汉书》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戳，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蜀汉杜琼精于术学，初不视天文，无所论说。礁周常问其意，琼曰：“欲明此术甚难，须当身视，识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剧，然后知之。复忧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复视也。”后魏高允精于天文，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阴阳灾异，知之甚难。即已知之，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速问此？”雅乃止。北齐权会明风角玄象，学徒有请问者，终无所说。每云：“此学可知，不可言。诸君并贵游子弟，不由此进，何烦问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术。
石虎之太史令赵揽以天文死，苻生之太医令程延以方脉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尝不中。”
《史记·赵世家》：“扁鹊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秦本纪》：“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然则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始皇备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汉武杀中都官诏狱系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孙病已。苻生杀鱼遵，而代生者东海王坚。宋废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业者湘东王或。齐神武恶见沙门，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杀纥豆陵，而篡周者杨坚。隋炀族李浑，而禅隋者李渊。唐大宗诛李君羡，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张永德，而继周者艺祖。
自汉以后，凡世人所传帝王易姓受命之说，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兴，皆谓夫子前知而预为之谶。其书盖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诏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旧唐书·王世充传》：世充将谋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谶，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世充大悦。详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图》者，今则托之李淳风而不言孔子。
一日十二时，计刻则以百刻为日。今历家每时有十刻，则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谓之百刻乎？曰：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谓之大刻。合一日计之，得九十六刻，其不尽者，置一初初于初一之上，置一正初于正一之上，谓小刻，每刻止当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计之，为初初者十二，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为百刻。朱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说：每刻分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十二时，每时得五百分。如此则一时占八刻零二十分，将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将二十分零数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学纪闻》所载易氏之说亦同。
《周礼·挚壶氏》注：“漏箭昼夜共百刻。”《礼记·乐记》：“百度得数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灵枢经》：“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说文》：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节。《隋书，天文志》：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梁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馀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馀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马重绩传》：“重绩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民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工。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婚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大监奏《漏刻经》云：“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时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为时正，终八刻三分之一则交入次时。国史志：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一击鼓，八鼓后进时牌，除二十分为鸡唱，唱绝击一十五鼓，为时正。
《礼记·月令》：“仲存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始雨水者，谓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历去此一句。嫌于雨水为正月中气也。郑廉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疏引《汉书·律历志》云：“正月立春节，雨水中，二月惊蛰节，春分中。”是前汉之末刘欲作《三统历》改惊蛰为二月节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后惊蛰。则汉初己有此说。而蔡邕《月令问答》云：“间者曰：‘既个川《三统》，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皆《三统》法也，独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则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则《三统》未尝改雨水在惊蛰之前也，改之者《四分历》耳，记疏误也。今二月间尚有雨雪，唯南方地暖，有正月雨水者。
《左传·恒五年》：“后蛰而郊。”注：“启蛰，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启蛰。”
则当依古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为是。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抱朴子》引《灵宝经》谓：““支干上生下曰宝，下生上曰义，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专。”以“保”为“宝”，以“困”为“伐”，今历家承用之。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见于太公《六韬》云：“开牙门常背建向破。”《越绝书》：“黄帝之元，执辰破已，霸王之气见于地户。”《淮南子·天文训》：“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已为平。午为定，未为执，申为破，酉为危，戌为成，亥为收，子为开，丑为团。”《汉书·王莽传》：“十一月，王子直建，戊辰直定。”盖是战国后语。《史记·日者传》有建除家。
解缙封事言：“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伸播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方向煞神，事甚无谓。孤虚宜忌，亦且不经。东行西行二论，天德月德之书，臣料唐虞之历必无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
历家天盘二十四时，有所谓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训》曰：“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戊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加十五日指常丰之维，则春分尽，故日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已，则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西中绳，故日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谓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蹄通之维，即艮、巽、坤、乾也。后人省文，取卦名当之尔。
太一之名不知始于何时。《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太一常居。”《封禅书》：“毫人谬忌奏词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大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坤宫，又自此而震宫，既又自此而巽宫，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自此而兑宫，自此而良宫，自此而离官，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宫，而反紫宫。行起从坎宫，终于离宫也。《南齐书·高帝纪》案太一九宫占历推自汉高帝五年至宋顺帝异明元年，大一所在。《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九宫者，一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为天内，以制荆州之野；三为天冲，其应在青；四为天辅，其应在徐；五为天禽，其应在豫；六为天心，七为天柱，八为天任，九为天英，其应在雍、在梁、在兖、在杨。天冲者，木也；天辅者，亦木也。故木行太过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过不及，其告在梁、在雍。惟水无应宫也。此谓以九宫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汉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谓之太清紫极宫。宋谓之太一宫，宋朝尤重大一之祠，以太一飞在九宫，每四十余年而一徙，所临之地则兵疫不兴，水旱不作。在太平兴国中，太宗立词于东南郊而把之，则谓之东太一。在天圣中，仁宗立词于西南郊而祀之，则谓之西太一。在熙宁中，神宗建集福宫而祀之，则渭之中太一。”
《宋史·刘黻传》言：“西太一之役，佞者进曰：‘太一所临分野则有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后悔方士之谬。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侮者也。”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杀。
《云麓漫钞》曰：“释氏智论云：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不食荤，百官不支羊钱。其后因此遂不上官。”《寂园杂记》谓：“新官上任，应祭告神只，必须宰杀，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缘屠宰。其传已久，亦不始于唐时。《南齐书·张融传》：“摄词部、仓部二曹，仓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仓为可开不？融议：‘不宜拘束小忌。’”《北齐书·宋景业传》：“显祖将受魏禅，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人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显祖大悦。”又考《左传》：“郑厉公复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而颜师古注《汉书》：“李广数奇，以为命令只不耦。”是则以双月为良，只月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
《册府元龟》：“德宗贞元十五年九月乙已，诏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节前放开屠一日。”
唐人正、五、九月斋戒，不禁闰月。白居易有《闰九月九日独饮诗》云：“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是闰九月可以饮酒也。
《册府元龟》载：“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诫。朕尝精意，祷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适之句当，总与赎取。其百司诸厨日有肉料亦责数奏来。并百姓间是日并停宰杀渔猎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往，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又《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馀月不禁。”此则道家之说，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与武德二年之诏不同。
《后汉书·南匈奴传》：“匈奴俗岁有三龙词，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与三只月同。
《史记·封禅书》言：秦雍旁有百数十祠，而陈宝尤著。”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雊。”又云：“雍菅庙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时所奉之神绝无影响。《后汉·刘盆子传》：“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琅邪王京传》：“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数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然考之于史，晋时犹有其词。《晋书·五行志》：“临淄有大蛇负二小蛇，入汉城阳景王祠中。”《慕容德载记》：“德如齐城，登营丘，至汉城阳景王庙。”而今并无其庙，《宋书·元凶劭传》：“以辇迎蒋侯神嫁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铖，苏侯为膘骑将军。”《礼志》：“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加爵位至相国大部督中外诸军事钟山王，苏侯至骠骑大将军。”《南史·齐都婚侯纪》：“迎蒋侯神入宫，昼夜祈祷。自诛始安土遥光、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曹景宗传》：“梁武帝时，旱甚，诏祈蒋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载荻，欲焚其庙。将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官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陈书·武帝纪》：“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钟山把蒋帝庙。”《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齐书·李安民传》：“大守到郡，必须把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厅上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为崇。”今南京十庙虽有蒋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闻灵响。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之类以后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关壮缪之祠至遍于天下，封为帝君。岂鬼神之道亦与地为代谢合乎？应助言：平帝时，天地大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闻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经注》引吴猛语庐山神之言，谓神道之事亦有换转。昔夫子答宰我黄帝之问，谓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广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汤迁之而祀弃。以帝王神圣且然，则其他人鬼之属又可知矣。春秋之世，犹知淫祀之非。故卫侯梦夏相，而宁子弗祀；晋侯卜桑林，而苟荦弗祷；楚昭上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不穣虽小德，河非所获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沉湘之间并祀河伯，岂所谓“楚人鬼而越人秙”亦皆起于战国之际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风俗之所从变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诏曰：“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读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僣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其《东岳祝文》曰：“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详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谓卓绝千古之见。乃永乐七年正月丙子，迸封汉秣陵尉蒋君之神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则何不考之圣祖之成宪也？
晋许荣上疏言：“臣间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洛阳伽蓝记》有比丘惠凝死去复活，见阎罗王，阅一比丘，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弃宫入道。”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付司送人黑门。此虽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问达磨曰：“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在彼法中已有能为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悯。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
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盐铁论》云：“古者庶人，鱼寂之祭，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则出门进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然后有如《遁甲开山图》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者。”其见于史者，则《后汉书·方术传》：“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辂传》谓：“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辞《怨诗行》云：“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陈思王《驱车篇》云：“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然则鬼论之兴，其在东京之世乎？
或曰：“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长人、土伯，则夜叉、罗刹之伦也。烂土雷渊，则刀山剑树之地也。虽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晋以下之人，遂演其说，而附之释氏之书。昔宋胡寅谓阎立本写地狱变相，而周兴、来俊臣得之，以济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实为之祖，孔子谓“为诵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匈奴欲杀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穣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慕容隽斩冉阂于龙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人言闵为祟，隽遣使祠之，溢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杀和跋，诛其家。后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后世祖蒷狩之日，每先祭之。盖伯有为厉，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则又不可以常情论矣。
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
《续汉·郡国志》：“陕县有陕陌，二伯所分，故有陕东、陕西之称。”《水经注·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旧唐书·大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
《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传》：“杞王倕充陕西节度大使。”《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回纥传》：“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
晋时以关中为陕西。《晋书·宣帝纪》：“西屯长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张实传》：“愍帝末，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华祖道。”梁王肜《应诏诗》：“二迹陕西，实在我王”是也。东晋则以荆州为陕西。《南齐书》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放称荆州为陕西也。”考之于史，桓冲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毛穆之传》：“瘦翼专威陕西，刘毅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刘毅推毅陕西。”《南史·宋文帝纪》：“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宋书》：蔡兴宗为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顗曰：“舅今出居陕西。”《邓琬传》：晋安王子勋檄曰：“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是也。
亦有称陕东者。《晋书·载记》：刘聪署石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又加崇为陕东伯。
唐太宗为秦王时，拜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后汉·陈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宋施宿《会稽志》曰：“按《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张纮谓：‘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孙贲传》云：‘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云：‘使部伍吴、会二郡。’《全琮传》云：‘分丹阳、吴、会三郡险地为东安郡’是也。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殆未是。钱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按今本《史记》、《汉书》并作‘上患吴、会稽’，不知顺帝时始分二郡，汉初安得言吴会稽？当是钱所见本未误，后人妄增之。
魏文帝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陈思王《求自试表》曰：“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晋文王与孙皓书曰：“惠矜吴会，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曰：“扫平区宇，信威吴会。”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曰：“朝服济江，扫除吴会。”陈寿《上诸葛亮集》曰：“身使孙权求援吴会。”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吴会，”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左思《魏都赋》曰：“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武帝问刘毅曰：“吾平吴会，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吴会僣逆，几于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晋祚沦夷，远播吴会。”慕容廆谓高瞻曰：“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丁琪谏张祚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盖汉初元有此名，如曰“吴都”云尔。
若《孙贲、朱桓传》则后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证《吴王濞传》也。
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历阳、庐江、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扬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进军屯江西郝溪。”《吴主传》：“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晋书·武帝纪》：“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穆帝纪》：“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郗鉴传》：“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桓伊传》：“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日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
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甫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
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菑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
《续汉·郡国志》：“薛，本国。”注引《地道记》曰：“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为盂尝君食邑。”《史记·越世家》：“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隐曰：“常，邑名。盖田文所封者。”《魏书·地形志》：“薛县，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庙、孟尝君家。”《水经注》：“今薛县故城侧犹有文家，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曰：“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今《淄川县志》据《公孙弘传》之误文，而以为孟尝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又《高五王传》：”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家园邑，尽以予菑川。”足明菑川在临菑之东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西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独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县。”然《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东海郡。《续汉志》作“南城”，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此后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县。”而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经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可以见武城之即为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新序》则云：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毋使狗豕人吾舍。《战国策》甘茂亦言：“曾子处费。”则曾于所居之武城，费邑也。哀公八年传：“吴代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又曰：“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续汉志》云南城有东阳城，引此为证。又可以见南城之即为武城也。南城之名见于《史记》，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汉书》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阳共王子贞为南成侯。而后汉王符《潜夫论》云：“鄗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费之证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奏求曾氏后，得裔孙质粹于吉安之永丰，迁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夫曹县之冉堌，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为仲弓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
《汉书·燕王定国传》：“杀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属辽西郡，不属燕。《武帝本纪》：“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然则肥如今之杀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边郡之时也。
《燕王旦传》：“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其上云：“武帝时，旦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是文安已削，不属燕，又云：“昭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昭帝本纪》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广陵上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必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后也，此皆史文之互见者，可以参考而得之也。
《汉书》：“徐乐，燕郡无终人也。”《地理志》无燕郡，而无终属右北平。考燕王定国，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杀，国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为燕王，而其间为燕郡者十年，而志轶之也。徐乐上书当在此时，而无终以其时属燕，后改属右北平耳。
《左传·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鄐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水经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后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
《汉书》：“代郡灵丘。”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水经注》曰：“《史记》：“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
《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湣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后入于赵。
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汉西京宫殿甚多，读史殊不易晓。《三辅黄图》叙次颇悉，以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为纲，而以其中宫室台殿为目，甚得体要。但其无所附丽者悉入北宫及甘泉宫下，则舛矣。今当以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内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宫异名；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宫、宣曲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外离官；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宫、葡萄宫别为一条，为上林苑内离宫；宜春宫、五柞宫、集灵宫、鼎湖宫、思子宫、黄山宫，池阳宫、步寿宫、万岁宫、梁山宫、回中宫、首山宫别为一条，为各郡县离宫。别有明光宫，不知其地，附列于后。而梁山宫当并入秦梁山宫下。则区分各当矣。
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略摘数事以资后人之改定云。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们县地。”今考两汉书，井无临洺泃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泃县。贞观元年，省临泃。”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祈路县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泃，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
《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晋书·石季龙载记》：“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彼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兵三万迎辽，为烙所袭，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归。”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今《一统志》云：“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把宋杨业。”按《宋史，杨业传》：“业本太原降将，太宗以业者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会契丹人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来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连拔云，应，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时契丹复陷寰州，侁令业趋雁门北川。业以为必败，不可。侁逼之行，业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柑膺大励，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马重伤不能进，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又按《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耶律斜轸传》：“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飞矢所中，被擒。”与《宋史》略同。《密云县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门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并承《一统志》而误。
《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一统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投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日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义脐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鲜。”应劭曰：“故朝鲜国，武上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山海经》曰：“‘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义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似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人太息。
《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候。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把不绝。”考《史记》、《汉书》：“本纪”、“年表”，兴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国，春二月乙卯，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诛，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而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学记》：“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以“旷”字绝为一句，“谷”字绝为一句，“阻”字绝为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
《大学衍义补》曰：“交耻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大且}。诈称陈氏绝嗣，查为甥求权署国事，大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犛乃表请迎添平还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犛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只，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未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无可继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麽个丑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呜呼！自秦并百粤、交趾之地己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己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而为诛亻离褴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同为衣冠礼乐之区，一何不幸哉！按交耻自汉至唐为中国之地，在宋为化外州，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帅府领之。永乐间，平定其地，设交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而升遐之后，上尊谥议，以“复交耻郡县于数千载之后，驱漠北残寇于数万里之外”为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舆图之广，后以兵力不及而弃之。乃天顺中修《一统志》，竟以安南与占城、暹罗等国同为一卷。嗟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见，而忘无外之规，吾不能无议夫儒臣者。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十六年闰十月进。其中如上都、大宁、辽东诸郡县并载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内地如河间府之莫州、莫亭、会川、乐寿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时郡县之有无，而去历代相因之版籍，甚为有体。
《汉书》：“蓟，故燕国，召公所封。”《后汉书》：“蓟，本燕国刺史治。”自七国时，燕都于此。项羽立臧茶为燕王，都蓟。高帝因之，为燕国。元凤元年，燕刺王旦自杀，国除，为广阳郡。本始元年，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省，属上谷。永平八年，复为广阳郡。晋复为燕国。魏为燕郡。隋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唐天宝元年，更名范阳郡，并治蓟《水经·湿水》：“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后汉书·彭宠传》：“宠反渔阳，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晋书·载记》：“魏围燕中山、清河，王会自龙城遣兵赴救。建威将军余崇为前锋，至渔阳，过魏千余骑，鼓噪直进，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会乃上道徐进，始达蓟城。”即此三事，可见蓟在渔阳之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史记》乐毅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即《水经注》所言蓟丘。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疏云：“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孔安国、司马迁及郑皆云：“燕祖召公，与周同姓。”按黄帝姓姬，召公盖其后也。按此以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后。《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北燕。”正义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后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其说为长。
《晋书·载记》：“慕容宝尽徙蓟中府北趋龙城魏石河，兴引兵追及之于夏谦泽。’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下云：“鲍丘水又东与泃河合。”《三河志》：“鲍丘河在县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径水庄岭，过密去，合道人溪，干通州之米庄村，合沽水，人泃河。”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泃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自蓟至龙城，此其孔道。宝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适当其地也。
《后汉书·公孙瓒传》：“中平中，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人寇，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大败之。”注：“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而《水经注》：“云：“氵畾水又东南径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汉中平五年，公孙瓒讨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今蓟州东北六十里石门驿，即《水经注》之石门是也。按史《本纪》但言“石门”，而《传》言“属国石门”，明有两石门。
《水经注》所指乃渔阳之石门，非辽东属国之石门。当以柳城为是，《通典》柳城有石门山。
玉田，汉无终县。《汉书·地理志》：“故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记》：“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后汉书》：“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韦昭《国语解》：“无终，山戎之国，今为县，在北平。”《水经注》：“蓝水出北山，东屈而南流，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于国也，”《魏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无终之为今玉田，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无终于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汉书·樊哈传》：“击陈稀，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则去玉田千有余里，岂无终之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后迁于右北平与？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名同而地异也。
《三国志》：“魏武帝用田畴之言，上徐无山，堑山埋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徐无山在今玉田。则柳城在玉田之东北数百里也。《北齐书》：“显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从西道趋长堑。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东北，齐主之行急，犹五日而后至也。《隋书》：“汉玉谅伐高丽，军出临渝关，至柳城。”《唐书》：“太宗伐高丽还，以十月丙午次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骇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关在今抚宁之东，则柳城又在其东。太宗之行迟，故十日而后至也。
《辽史》载柳城曰：“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而迁都之，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后为冯跋所灭。魏取之，为辽西郡。隋平高宝宁，置营州。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陷李万荣。神龙初，徙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太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其一曰兴中县，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遂谓文公为此县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汉右北平郡之县十六，其三日石城。后汉无之，盖光武所并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鉴》及《晋载记》，得二事。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清河王会勒兵攻宝。宝帅轻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不及。是广都去龙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间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后作乱。注云：“高和本为石城令，时以大丧，会于龙城。”是石城去龙城不远也。《魏书·地形志》：“广兴”下云：“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汉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领县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广都。《水经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径石城县故城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东北人广成县东。”广成即广都城，燕之石城在广都之东北，而此在广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书》始无石城，云北齐废之。而《唐书》：“平州石城”下云：“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榆关，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辽史》：“滦州”统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榆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其谬与！
新乐县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沟，《新唐书·地理志》：“新乐”下云：“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民木刀，居沟旁，因名之。”《宪宗纪》：“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及王承宗战于木刀沟，败之。”《张茂昭传》：“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茂昭躬擐甲为前锋，令其子克让、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战，大破之。”《沙陀传》：“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朱邪、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鏖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而《旧书·李光进传》：“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有功。”此沟在镇定二节度之界，古为战地。
古时未有瓜洲。蔡宽大《诗话》：“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与扬子桥相连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史记》：“秦始皇登会稽，还，从江乘渡。”正义云：“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吴徐盛作疑城，自石头至江乘。晋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皆以沿江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县东北五十里。唐肃宗上元元年，李峘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刘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趋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胡三省《通鉴》注云：“此自白沙济江也。”昻州东北九十里至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几二十里以外，皆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龙潭。又瓜洲既连扬子桥，江面益狭。而隋唐之代复以丹阳郡移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趋京口。宋乾道四年，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尔。《旧唐书·齐辩传》：“润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漂损。澣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纪》载此事则谓之瓜洲浦。而《五行志》：“开元十四年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永王磷传》：“李承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则此洲本亦谓之瓜步洲也。
《晋书·郭璞传》：“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王惲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乱石间，有丛薄，鸦鹊栖集，为郭璞墓。”按史文元谓去水百步许，不在大江之中，且当时即已沙涨为田，而暨阳在今江阴县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传皆误。
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蟬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沈于此，有庙在焉。按《水经注》：“武陵孱陵县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则是随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又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曰：“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时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是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后不知所终，蟬矶之传殆妄。
《史记》：“吴王既杀子晋，吴人为立祠于江上，号曰胥山。”《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为子胥，一以为越大夫。”今苏州城之西南门曰胥门，陆广微《吴地记》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赵枢生曰：“按《吴越春秋》：吴工夫差十三年，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则子胥未死已名为胥门。愚考《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胥门巢将上军。胥门，氏；巢，名。盖居此门而以为氏者，如东门遂、桐门右师之类。则是门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越绝书》：“吴王起姑胥之台，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为“姑苏”。《国语》：“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伍被对淮南王，言“见糜鹿游姑苏之台”。古“胥”、“苏”二字多通用。
白乐天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谙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时到。每日迟三刻有馀，至望日则子潮降而为午，午潮降而为夜子。以后半月复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则五十六回，无六十回也。水月皆阴之属，月之丽天，出东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无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阳有馀而阴不足，自然之理也。
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而灭虢、灭焦，则跨大河之南。
不惠公败韩之倏，秦证河东，则内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而晋境稍蹩，文公始启南阳，得今之怀庆，襄公败秦于附，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文公广三行御狄，裂公败狄于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绊朴戍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若成公灭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
《左传·僖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经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蒷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让干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么人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公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杨雄传》：“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师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陡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己有二说矣。
《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杜氏则以为太原晋阳县。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于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吕氏春秋》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则所谓大夏者，正今晋、绛、吉、隰之间，《书》所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蛮夷猾夏”者也，当以服氏之说为信。又齐桓公伐晋之师，仅及高梁，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阳明矣。
春秋时，晋国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县。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孙武公灭翼，而代为晋侯，都曲沃；在今闻喜县。其子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县之南，绛州之北。历惠、怀、文、襄、灵、成六公，至景公，迁于新田；在今曲沃县，当汾、浍二水之间。于是命新田为绛，而以其故都之绛为故绛。此晋国前后四都之故迹也。晋自都绛之后，遂以曲沃为下国。然其宗庙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于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宫：是入曲沃而朝于庙。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绛都。而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焌于曲沃”，但不知其后何以遂为奕氏之邑。而栾盈之人绛，范宣子执魏献子之手，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与之其臣，听其所自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来者渐矣。
晋有二暇。其一，《左传·成公六年》：“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国名。”《水经注》：“涑水又西南迳瑕城。”京相璠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临晋县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解：“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秦师夜遁，复侵晋人瑕。”解以河曲为河东蒲坂县南，则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汉书·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经·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郦氏注云：“《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汉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礼记》引《诗》：“心乎爱矣，瑕不谓矣。”郑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记》用其字。”是瑕转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为阌乡县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肃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为詹嘉之邑，误矣。
《信公十五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正义曰：“自华山之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传称焦瑕，盖是其二。
《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为氏。《僖公十五年》：“暇吕饴甥。”当亦同此，而解以瑕吕为姓，恐非。
《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水经注》以在京陵县。《汉志·太原郡》：“京陵”，师古曰：“即九京。”因《记》文“或作九京”而傅会之尔。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国都之北，不得远涉数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遥也。《志》以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苟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人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氏谓：“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又谓：“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畾系}城。”是也。其曰：“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则非也。疏载刘炫之言，以为：“齐在晋东，伪会齐师，当自晋而东行也。假道鲜虞，遂入昔阳，则昔阳当在鲜虞之东也。”今按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余里，何当假道于东北之鲜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既是肥都，何以复言钜鹿下曲阳有肥{畾系}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钜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十五年，苟吴伐鲜虞，围鼓。”杜云：“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炫谓：“肥、鼓并在矩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以东南也。”《二十二年》传曰：“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
《汉书·地理志》：“钜鹿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水经注》：“低水东经肥{畾系}县之故城南，又东经昔阳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其说皆同。《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夫昔阳在钜鹿，故属之齐，岂得越太行而有乐平乎？
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弞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昭公元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卤；而大原为晋有矣。然后出师以临山东，昭公十二年，灭肥。二十二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后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
太原府在唐为北都。《唐书·地理志》曰：“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勣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日规模之闳壮可见。自齐神武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立。隋炀继修宫室。唐高祖因以克关中，有天下。则大以后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主皆兴于此。及刘继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为创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参，辰不两盛之说，于是一举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乙未，筑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馀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放三交，而榆次复为县。然则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遗文旧绩，一切不可得而见矣。
《旧唐书·崔神庆传》曰：“则天时，擢拜并州长史。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此即《志》所云“两城之间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桥立城如此之易？如长安东，中，西三渭桥，昔为方轨，而今则咸阳县每至冬月，乃设一版河阳驿，杜预所立浮桥，其遗迹亦复泯然。蒲津铁牛，求一僧怀丙，其人不可得。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不但坐而论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正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陈稀反。十一年，破豨，立于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都中都。”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又立于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县矣。又按卫绾，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
《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礼记》：“昔者仲尼与放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鲁论》有“阙党童子”、“荀子、仲尼居于阙党”是也。后人有以居为氏者。《汉书·儒林传》：“有邹人阙门庆忌”注云：“姓阙门，名庆忌。”
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杏坛”。《阙里志》：“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入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挐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侍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司马彪云：“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甽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史记·齐大公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齐，败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续汉书·志》：“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在今滕县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筑也。”此与楚、魏二国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盖与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赵夸之耳。
索隐曰：“《说文》：“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邻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春秋·隐二年》：“宫人入向。”杜氏解曰：“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无解。《宣四年》：“公及齐侯平宫及郯。宫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东海氶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社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宫，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
《齐乘》以为今沂州之向城镇，近之矣。
《春秋·庄三十二年》：“城小穣。”《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信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穣也，此听城者小穣也。《春秋》有言穣，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穣。”《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帅伐齐，取穣。”《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穣。”《成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穣。”四书“穣”而一书“小穣”，别于穣也。范宁穣：“小穣，鲁地。”然则城小穣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穣城，即此鲁之小穣。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穣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穣城。”
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后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盖卒后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后官虽不设，而郡兵领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进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而应劭、夏侯渊亦以之破黄巾，可见汉代不废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赢郡。”则其时之习俗又可知矣。
《史记》：“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唐书》：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禅社首。”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禅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禅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岳旁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禅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岳址，便于将事，初陟高之后不欲更劳民力邪？
汉济南郡太守，治东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长白山也。《魏书·辛子菠传》：“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以张须陀、王世充之力不能灭，讫于隋亡。观此二事，则知汉人立都尉治于陵之意矣。
《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日邹平，三曰台，四日梁邹。《功臣表》则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是二县并为侯国。《续汉志》济南郡十城，其一曰东平陵，其四曰台，其七日梁邹，其八日邹平。而《安帝纪》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章怀太子注云：“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晏子春秋》：“景公为晏子封邑，使田无字致台与无盐。”《水经注》亦云：“济水又东北过台县北。”寻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渭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
汉以邹名县者五。鲁国有驺，亦作“邹”；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有东邹；与济南之邹平、梁邹，凡五。其单称邹者，今兖州府之邹县也。亦有平台，属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平台康侯史元。”《后汉书·邱彤传》：“尹绥封平台侯”是也。有邹平、有台，而亦有邹，有平台，不可不辨也。
晋时县名多沿汉旧，按史《何曾传》：“曾孙机为邹平令。”是有邹平矣，《解系传》：“父修，封梁邹侯。”《刘颂传》：“追封梁邹县侯。”是有梁邹矣。《宋书》言：“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邹等八县陨霜，伤桑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宋有梁邹矣。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于“乐安国”下，单书一“邹”字，此史之阙文。
而《齐乘》乃云：“晋省梁邹入邹县。”夫晋以前，此地本无邹县，而何从人之乎？盖不知而妄作者矣。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曰：“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人齐地百余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芜县曰：“城在莱芜谷，当路岨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是则会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
瀐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瀐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师东侵及瀐”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
《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径人误读为“淮沂其乿”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伷出余中。”《海西公纪》：“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孝武纪》：“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安帝纪》：“谯王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瀐”省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牢”，乃传写之误。《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
《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
《寰字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后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汉书》作“盛山”，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弯，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
先生《劳山图志序》略曰：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贝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穣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偫，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之曰劳山，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止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大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不过欲时君拥篲，辩士诎服，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氏曰：“楚丘，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夫济阴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卫非也。盖为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误。按卫国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为狄所灭，渡河而东，立戴公，以庐于曹。杜氏曰：“曹，卫下邑。”《诗》所谓“思须与潜”，庐者，无城郭之称，而非曹国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卫邑。”《诗》所谓“作于楚宫”，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卫邑，而不详其地，然必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录矣。《水经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卫文公所徙。”误矣。彼曹国之地，齐桓安得取之而封卫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为一地尔。
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毫之命”者也。《鄘诗》：“望楚于堂，景山与京。”则不在此也。
汉陈留郡有东昬。《续汉志》注云：“《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春秋时曰缗。”注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前书》师古曰：“缗音昮。”《左传》解：“缗，宋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爰戚、东缗以往。”索隐曰：“山阳有东缗县。”属陈留者，音昬。属山阳者，音昮。《括地志》云：“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界。”《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昬司马登。”是以“缗”为“昬”，误矣。《隶释·酸枣令刘熊碑》阴：“故守东昬长苏胜。”则陈留之东昬也。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歼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拒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续汉志》：“济北国卢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河南郡卷。
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泚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六年，筑长城。”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
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桃，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往，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馀里。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
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护岭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羡传》云：“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后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