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诗》云：“古公直父，来朝走马。”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刘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代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
骑利攻，车利守，故卫将军之遇虏，以武刚车自环为营。
《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乘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是也。
《汉书·高帝纪》：“乘传诣雒阳。”师古曰：“传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窃疑此法春秋时当已有之。如楚子乘髍，会师于临品。祁奚乘髍而见范宣子。楚子以髍至于罗沬。子木使髍谒诸王，楚人谓游吉曰：“吾将使髍奔问诸晋，而以告。”《国语》：“晋文公乘髍，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吕氏春秋》：“齐君乘髍而自追晏子，及之国效。”皆事急不暇驾车，或是单乘驿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
谢在杭《五杂俎》曰：“古者乘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然《左传》言郑子产乘速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乘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
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书》：“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野马、騪騜、駃騠为献。”
《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李斯上秦王书言：“骏良駃騠。”邹阳上梁王书亦云：“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是以为贵重难得之物也。司马相如《上林赋》：“騪騜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王褒《憧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其名始见于文。而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要褭奔亡兮腾驾橐驼。”刘向《九叹》：“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杨雄《反离骚》：“骋哗骡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则又贱之为不堪用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盐铁论》：“骡驴骆驼，衔尾入塞；脾奚騵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虏数俥，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骡。”《匈奴传》：“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騪騜、驒奚。”《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乌駒国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汉家仪，外国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异种为名者，《魏书·铁弗刘虎传》：“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返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史记·淮阴侯传》：“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服虔曰：“以木押缚罂缻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吴志·孙静传》：“策诈令军中，促具罂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德《兵衡》，谓之瓮筏。
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人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于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瓛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师之效。
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宋庆礼传》：张九龄驳谥议曰：“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往缘赵翙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寇孽。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鼛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此罢海运之一证。
《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耻，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淳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浪，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磻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臻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扫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所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蛐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
《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卤莫善于烧荒，盖卤之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来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卤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卤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臣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珵亦请每年九月，尽敕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备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了。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剿杀。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后汉书·朱儁传》：“交耻贼反，拜儁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寇河内，逼近京师，出儁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三国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是时立功十有三人，裴催《少林寺碑》所称志操、惠场、昙宗等，惟昙宗拜大将军，余不受官，赐地四十顷，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书》：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骑宿于厘西扬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旧唐书》：元和十年，嵩山僧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结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尽擒之。《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巡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然则嵩洛之间，固世有异僧矣。
嘉靖中，少林憎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有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说之遗意者哉。
《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朵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大学衍义补》：“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冠，用白苉子兵破之。”白苉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鸿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东，见王于猷兄弟还，人间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忄音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邮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量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于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而历考《后魏》、《北齐》二书，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琫以解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孝文用夏变夷之主，齐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国之言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语遂载之史书，传于后代矣。
后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变俗之难如此。今则拓跋宇文之语不传于史册者已荡然无余，一时众楚之淋固不能胜三纪迁殷之化也。
后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著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徵玩好，服饰竟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徘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大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后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兵威所加，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好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尼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万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
武后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后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后，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后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僣。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羪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习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但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人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名，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糵，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倡乱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磾尽节。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后，脱备守不谨，边臣失图，则狡寇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家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后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胜计。其降人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备边，所以御侮也。今边军长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则？计降人一岁之俸不下数十万，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则本固而邦宁也，赡边军之给则效死而守职也，足京官之俸则知耻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闻圣王之道，贵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坚冰至。’臣窥见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以官职，足其俸禄，使之久处不去，腥膻畿内，无益之费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刘、石之乱，可不鉴哉！是故圣人以禽兽畜之。其来也，惩而御之，不使之久处；其去也，守而备之，不诱其复来。其为社稷生民之虑，至深远也。近日边尘数警，而降人群聚京师，臣尝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哀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降人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变，达官达军之编置近畿者，一时蠢动，肆掠村庄，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户科给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并言：“宜设法迁徙，伸居南土，”于是命左都督毛福寿充左副总兵，选领河间、东昌达军，往湖广辰州等处征苗，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奏请贼平之后，就分布彼处各卫所守御，然其去者无多。而天顺初，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附权宦，尽令取回，遂令曹钦得结其骁豪，与之同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也。
明初，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满四之变。
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候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拓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击项籍军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盖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上，牧野之师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而晋襄公败秦于殽，实用姜戎为犄角之势。大者王，小者霸，于是武灵王踵此用以谋秦，而鲜卑、突厥、回纥、沙陀自此不绝于中国矣。
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大明会典》：“哈密，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大碛外，为西域诸番往来要路。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自唐会昌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门诗》：“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种类磐互，缟衣如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今之遗风亦未衰于昔日也。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绝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
《新唐书·常克传》言：“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戎性易骄，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然则自肃、代以来，回纥固已有居京师者矣。
《实录》：“正统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时西陲有警，不得已，为徙戎之策，然其种类遂善于江左矣。
明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福建漳州卫指挥金事杨荣因进表至京，为回回之编置漳州者寄书于其同类，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为为事官于大同立功。
其后文教涵儒，戎心渐革，而蛮貂之裔遂有登科第袭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
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风可以渐革。唐时赦文每曰：“十恶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可见古法以屠牛为重也。若韩滉之治江东，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此又明识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天竺国，善天文历算之术。羪宾国，遣使进天文经。拂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回回、西洋也。
王忠文伟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验，故近代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
《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闇，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此与今之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于玄宗之世者，岂非其时在朝多学识之人哉。
今人谓辽东为三韩者，考之《书》序“成王既伐东夷”传：“海东诸夷驹丽、扶余、、貊之属。”正义：“《汉书》有高驹丽，扶馀、韩。无此，即韩也，音同而字异耳。”《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东夷传》：“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日辰韩，三日弁辰。”《书》作“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并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内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馀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言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占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尽上三韩之地。《三国·魏志》：“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俭破高句骊、濊貊、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外夷韩，濊貊、各率其属来朝贡。”《晋书·张华传“：“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杜氏《通典》：“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之东南。”此其封域与朝贡之本末也。刘熙《释名》：“韩羊、韩兔、韩鸡，本法出韩国所为也。”后魏阳固《演赜赋》：“睹三韩之累累兮，见卉服之悠悠。”此其风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三韩、鲜卑、乌桓、玭狁，沃沮之属。”此其占象也。《宋史·高丽传》言：“崇宁后始铸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公容、三韩国公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为扶馀，弃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据此乃俘三国之人置县于内地，而取三韩之名尔。今人乃谓辽东为三韩，是以内地而目之为外国也。原其故，本于天启初失辽阳，以后章奏之文遂有谓辽人为三韩者，外之也。今辽人乃以之自称，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此又与前史不同。而《唐书·东夷传》：“显庆五年，平百济，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马韩。”
今之佛经皆题云“大秦鸠摩罗什译”，谓是姚兴国号，非也。大秦乃西域国名。《后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又云：“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此其国名之偶同。而传以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谓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以中国为小秦，则益为夸诞矣。
有“干陀利”，注家皆阙。按《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最。”《周弘正传》：“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遣使方物。”为“斤”，疑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