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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后稽首，此礼之渐也；必以稽首终，此礼之成也。今《大明会典》曰：“后一拜，叩头成礼。”此古之遗意也。
古人以稽首为敬之至。《周礼·太祝》：“辨九拜：一日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礼。”《礼记·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泊享晋公子重耳，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襄公三年》：“盟于长樗，公稽首。知武于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二十四年》：“郑伯如晋，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卜寡君无所稽首。’”《国语》：“襄王使召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上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可以见稽首之为重也。自敌者皆从顿首，李陵《报苏武书》称“顿首”。
陈氏《礼书》曰：“稽首者，诸侯于天子、大夫士于其君之札也。然君于臣亦有稽首，《书》称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是也。大夫于非其君亦有稽首，《仪礼》：“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劳介，介再拜稽首”是也。盖君子行礼于其所敬者，无所不用其至。则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于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时，晋穆赢抱太子顿首于赵宣子，鲁季平子顿首于叔孙，则顿首非施于尊者之礼也。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颖；似未然。古惟丧礼始用稽颡，盖以头触地，与稽首乃有容、无容之别。
今表文皆云稽首、顿首。蔡邕《独断》：“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字出《乐记》。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近至于百。注云：“壹献，士饮酒之礼，百拜以喻多”是也。若平礼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礼至未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会典》：“四拜者，百官见东宫亲王之礼。见其父母亦行四拜礼。其徐官长及亲戚朋友相见止行两拜礼。”是四拜唯于父母得行之。今人书状，动称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礼，唐李涪《刊误》曰：“夫郊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妇谒姑章，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文史，承其筐筐，则跪而受之，常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
《战国策》：苏秦路过洛阳，“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此四拜之始，盖因谢罪而加拜，非礼之常也。
今人上父母书用百拜，亦为无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则古人必稽首然后为敬，而百拜仅宾主一日之礼，非所施于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则天子止于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过犹不及，明知其不然而书之，此以伪事其亲也。
洪武三年，上谕中书省臣曰：“今人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礼。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于是礼部定仪，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曰“家书敬复”；尊长与卑幼则曰“书付某人”。
九顿首出《春秋传》；然申包胥元是“三顿首”，未尝九也。杜注：“《无衣》三章，章三顿首。”每顿首必三，此亡国之余，情至迫切，而变其平日之礼者也，七日夜哭于邻国之庭，古人有此礼乎？七日哭也，九顿首也，皆亡国之礼也，不可通用也。
韩之战，秦获晋侯，晋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无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顿首，晋大夫之三拜也。
《楚语》：“椒举遇蔡声子，降三拜，纳其乘马。”亦亡人之礼也。
《周书·宣帝纪》：“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后代变而弥增，则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拟上帝，凡冕服之类十二者皆增为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新序》：“楚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是也。《史记·赵奢传》言：“括东向而朝军吏。”《田单传》言：“引卒东乡坐，师事之。”《淮阴侯传》言：“得广武君，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王陵传》言：“项王东乡坐陵母。”《周勃传》言：“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田蚡传》言：“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南越传》言：“王太后置酒，汉使者皆东乡。”《汉书·盖宽饶传》言：“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楼护传》言：“王邑父事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向正坐，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后汉书·邓禹传》言：“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桓荣传》言：“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执业。”
此皆东向之见于史者。《曲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自西阶而升，故东乡；自东阶而升，故西乡。而南乡特其旁位，如庙中之昭，故田蚡以处盖侯也。
《孝文纪》：“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注：“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时群臣至代邪上议，则代王为主人，故西乡。
《旧唐书》：卢简求子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燕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是唐人亦以东向为宾位也。
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然。《汉书·隽不疑传》：“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滨，闻暴公子威名旧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两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矣。《史记·范唯传》言：“秦王踢而请”，“秦王复跽”。而褚先生补《梁孝王世家》：“帝与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大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帝跪席举身曰：‘诺。’”是也。《礼记》：“坐”皆训“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言：“管宁尝坐一木榻，积五十馀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以此。
北人以上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
《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雝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偏火以取暖。”此即今之上炕也，但作“坑”字。
《水经注》：“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暨，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暴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尽之矣。
《汉书·五行志》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见五六十年服饰之变亦已多矣，故录其所闻以视后人焉。
《豫章漫钞》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詹。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杨维桢廉夫以方中见太祖，问其制，对曰：‘四方平定中。’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编民，亦以此中见。”
《太康县志》曰：“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宏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问，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余。”
《内丘县志》曰：“万历初，童子发长犹总角，年二十余始戴网。天启间，则十五六便戴网，不使有总角之仪矣。万历初，庶民穿腸靸，儒生穿双脸鞋，非乡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厢边云头履。至近日，而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中，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者。先年，妇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创自何人。万历间，辽东兴冶服，五彩炫烂，不三十年而遭屠戮，兹花袍几二十年矣，服之不，身之灾也。兵荒之咎，其能免与！”
《通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彦昭同举进上，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衩，楚懈反。《广雅》：“梢裬衽谓之衩，一曰襢衣。”李义山诗：“芙蓉作裙衩。”又曰：“裙衩芙蓉小。”
《大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衤。”赵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绞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当时已有此制。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涟水，宣圣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设五百应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盖金人为之，迄于明初而未尽除。其见于《实录》者，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之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之奏，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社乡左，反生时也。”正义曰：“衽，衣襟也。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
《诗》：“邪幅在下。”笺云：“邪幅，如今行滕也。逼束其胜，自足至膝。”《左传》：“带裳幅舄。”注同。亦作“偪”。《礼记》：“偪屡著綦。”《释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幐，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战国策》：“苏秦赢幐负书担囊。”《吴志》：“吕蒙为兵作绛衣行縢。”《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好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幐钉鞋，更鞚上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还京师，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
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春秋左氏传》注曰：“古者臣见君解袜，既解袜，则露其邪幅，而人得见之，《采菽》之诗所以为咏。今之村民往往行幐而不袜者，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坐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
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人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间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
汉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谓之十三省者，沿元之旧而误称之也。元时为行中书省者十一：曰辽阳等处，日镇东，曰陕西等处，曰四川等处，曰河南江北等处，曰云南等处，曰江浙等处，曰江西等处，曰湖广等处，曰甘肃等处，日岭北等处。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以京畿、应天等府直隶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今当称十三布政使司，不当称省。
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有杖属官之法。曹公性严，椽属公事往往加杖。宋刘道锡为广州刺史，杖治中苟齐文垂死。魏刘仁之监作晋阳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珍、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燕荣为幽州总管，元宏嗣除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批皆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
《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赠张公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
然则唐之判司，簿尉类然与？”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犹得以自申其法，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擅杀折冲都尉鲁宁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辱之，视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
唐自兵兴以后，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澥，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为观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后奏，则著之于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今后州县官有罪，帅司毋辄加杖责。”
《晋书·王濛传》：“为司徒左西属。檬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则不独外吏矣。《南齐书·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往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囊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罚者，别繇犯件主心，非关常准。泰始、建元以来，并未施行。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不人怀惭惧。乞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今日公谴拟杖之所自始。
《世说》：“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犹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
《南齐书·张融传》：“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憧斡杖不得出十，”《梁书·江蒨传》：“弟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虚杖也，故至于千；憧斡之杖，实杖也，不得过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斡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后数百人。统役僮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斡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斡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为严切。《高允传》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孝昭帝纪》言：“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而及其未世，则有如高阳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杀职官，唐邕之以录尚书而挝挞朝士。
《集古录》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者，皆草书其名，今俗谓之画押，不知始于何代。岳珂《古家盆杆记》言：“得晋永宁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则晋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齐书》：“太祖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名，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字大为“父”。陆捶戏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书》：“崔玄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北史》：“斜律金不识文字，初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从其便易。犹以为难，神武乃指屋角，令识之。”《北齐书入厙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陈书》：萧引善隶书，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唐书》：董昌潜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今人亦谓之“花字”。《北齐后主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黄伯思谓：“魏晋以来法书，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后人花押盖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不知南北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言：‘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则战国时已有之，又不始于后世也。”
《三国志·少帝纪》注：“《世说》及《魏氏春秋》并云：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微还击维。至京师，帝御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人，帝方食粟，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按鸭者，劝帝押诏书耳。是则以亲署为押，己见于三国时矣。
《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人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
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周书·酒浩》：“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故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尔”之诗始作，其教严矣。汉兴，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之，自谓遵其约束，乃园中闻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张饮，与相应和。是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礼，宾阝侯既阙之于前；纠民以刑，平阳复失之于后。弘羊踵此，从而榷酤，夫亦开之有其渐乎？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然史之所载，自孝宣已后，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焘妻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缗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唯惠元一军瓶罍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及田悦叛，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能以众整如此，即治国何难哉！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酤饮者皆斩。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饮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女子没官。可谓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过，故不久而弛也。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交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徐尚书石腆有云：“传曰：‘水懦弱，民押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夭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萤雪丛说》言：“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一日席上与同僚谈，举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问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身不饮。”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则真变而为人矣。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问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凡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考之《汉书》：安丘侯张拾、邔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并坐搏搑，免为城旦。师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搑，意钱之属也。”
皆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为右卫将军，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刘康祖传》：“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戏免”。《南史·王质传》：“为司徒左长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今律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晋陶侃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间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将吏则加鞭朴，卒成中兴之业，为晋名臣。唐宋瓃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于台中者，将责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后为开元贤相。而史言文宗切于求理，每至刺史面辞，必殷勤戒敕曰：“无嗜博，无饮酒。”内外闻之，莫不悚息。然则勤吏事而纠风愆，乃救时之首务矣。《唐书》言杨国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后出，专主蒲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败。玄宗未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国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瓃，而学杨国忠，亦终必亡而已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玄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玄之诘问，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宋制之严如此，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
《晋中兴书》载：“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国戏耳。近日士大夫多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
《辽史》：“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解曰：“宋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之戏。”而其年二月己巳，即为小哥等所杀。君臣为谑，其祸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终日执之，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纪》：“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犯蒲博者斩。”《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二年，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乱国用重典，固当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盖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内、河东两道。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犹念其举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二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之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
若夫圣主之所行，有超出于前代者。《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贰官视长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又半之。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贰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半之，知事吏自典史皆十两，著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则他日不免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而责之奉公难矣。’”“洪武元年二月，诏中书省，自今新除府、州、县官，给赐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言：‘仕者得禄养亲，此人子之所愿也。然有道远而不得养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给以舟车，惮得迎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以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者，官为给舟车，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给之。制可。”岂非爱民之仁先于恤吏者乎？
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古，有以不偿债而免列侯者。《汉书》：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是也。有以不偿债而贬官者。《旧唐书》：“李晟于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沈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是也。然此犹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则回鹘当更贷之以钱，而为之营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干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
汉工商为丞相，皇太后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王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为大中大夫张匡所奏，免相，欧血薨，溢日戾侯。援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徵为秘书监。及卒，尚书溢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溢曰文灵。”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后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后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汉书·衡山王传》：“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以王女之贵，为人妻而犹有见弃者。近古“七出”之条犹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礼制其臣下也。
《后汉书》言：“汉法，罢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师。”见朝。至南京，必谒孝陵。罢职者不得入国门。此汉人这成法，所以防夤缘，清辇毂之意深矣。
《册府元龟》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诏旨至京，通事不敢引对，留于阁门久之。自至后楼召见，帝以故将，不之罪。”则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尝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