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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润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润，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后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惠景问候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后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菜，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奋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
《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后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屈原传》：“虽放流，瞔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随何说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后，始立为淮南土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阴侯传》光云范阳辩士蒯通，后云齐人蒯通，一传互韩王信说汉王语，乃淮阴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蟲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蟲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后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下云：“后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后之读书者愈鲁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后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
《食货志》：“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于之丹阳，寻吴、楚悠隔，缆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
《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社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
《上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凤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陕，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
《王商传》：“春申君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误，当是幽王。
《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乃颜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
《续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后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后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刺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炼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苟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微时，与游戏博奕，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应用之。《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苟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婚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晓，苟纪为长。后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
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
《后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阯女子微侧及女弟微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
《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自有说。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阀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伙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桥玄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就玄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后矛盾。玄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亦岂无钱者？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往不同。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后，琼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岂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中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郡县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
《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前后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
孙亮太平元年，孙綿杀滕胤、吕据，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人魏，黄初三年死。”误也。
《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懒，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懒。”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
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由立，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夫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睡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皆无志。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二、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千中多一侯矣。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讳武。”后父不当言讳，“讳”字衍。
《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穣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则此“毛”字明为衍。
《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穣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
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异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已亥，晋王讳来朝。”《张煚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后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同志·魏后妃传》注：“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子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字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
《文选》任昿《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
《天文志》：“虚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作“冢人”。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家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后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后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凯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后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后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宏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
《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
《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缰’，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缰”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缰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缰，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
《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詧”，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山”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庚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诸”之误。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瞄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晋奔吴，至傈阳，逢女子獭水之上。子晋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后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诸曰懒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后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后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
《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今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昻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儁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深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徵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萧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
《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閒、郑从谠，刘邺、张睿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后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后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
《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餸、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人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
《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稻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
《杨场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晨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歧灵岳，同谋杀泚，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泚。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閐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
《曹确传》：“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启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启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晋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启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
《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
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凿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人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
《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日“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
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宋史·富粥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著何人所上。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袆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总裁仍濂、袆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壎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
《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未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
《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
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好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著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己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人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国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
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后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缰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大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灵，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