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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天子三公称公，周公、召公、毕公、毛公、苏公是也。王者之后称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后，列国诸侯其爵无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旧爵，或尝为天子之官，子孙因其号耳，非周之典制也。东迁而后，列国诸侯皆僣称公。”夫子作《春秋》而笔之于书，则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则公之；列国不公，鲁则公之，于是天子之事与人臣之礼并见于书，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汉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则置三公，之文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苟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三国志》若汉之诸葛公亮、魏之司马公懿、吴之张公昭、顾公雍、陆公逊，《晋书》若卫公、张公华、王公导、庾公亮、陶公侃、谢公安、桓公温、刘公裕之类，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史至于唐而书公，不必皆尊官。泊乎今日，志状之文，人人得称之矣。吁，何其滥与！何其伪与！
《大雅·古公直父》笺曰：“诸侯之臣称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于其国中皆褒其君为公，《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者，鲁人之称；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听无哗。”夫《秦誓》之书“公”，与《春秋》之书“秦伯”，不已异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册之天子，不容僣差。若《秦誓》本国之书，孔子因其旧文而已。“公之媚子，从公于狩。”亦秦人之诗也。
平王以后，诸侯通称为公，则有不必专于本国者矣，《硕人》之诗曰：“谭公维私。”《左传》郑庄公之言曰：“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
周之盛时，亦有群公之称，见于康王之浩及诗之《云汉》，此犹五等之君，《春秋》书之，通日诸侯也。
《左传》自王卿而外无书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僣为王，则臣亦潜为公，《宣十一年》所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者也。传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郧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并边中国，白公边吴，盖尊其名以重边邑。而秦有麃公，吏失其姓名。”楚汉之际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高祖初称沛公，太上皇父称丰公，皆楚之遗名。此县公之公也。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记·秦始皇纪》侯公，《项羽纪》枞公、侯公，《高祖纪》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纪》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甘公，《封禅书》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东园公，夏黄公，《穰侯传》其客宋公，《信陵君传》毛公、薛公，《贾生传》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大夫泄公，《黥布传》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母弟丁公，《晁错传》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下邽翟公，《酷吏传》河东守胜屠公，《货殖传》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终公，《艺文志》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馀传》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欲传》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传》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瑕丘江公，《王褒传》九江被公，《于定国传》其父于公，《翟方进传》方进父翟公，《儒林传》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郑君、卢生之比。本朝《实录》于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谓之马公，是史之阙文，非正书也。
大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冯唐：“公柰何众辱我”是也。《汉书·沟洫志》“赵中大夫白公”，师古曰：“盖相呼尊老之称。”《项籍传》“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传》“东平赢公”，师古曰：“长老之号。”《元后传》“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吴志·程普传》“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晋书·乐志》：“项伯语项庄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宦者传》：种暠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屐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晋书·陈骞传》：对父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魏舒传》：夜闻人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舒自知当为公矣。《陆晔传》：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传》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从父太常夔尝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语，必三公方得称公也。《周书·姚僧垣传》：宣帝尝从容谓僧垣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
孔融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以为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说。据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辞也。《战国策》：“陈轸将之魏，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史记·留侯世家》：“吾惟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谓父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郑道育尝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陆云作《祖父诔》曰“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于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称必曰“君”。然则虽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称公，古人之谨于分也。
《史记·晁错传》：错父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人口议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呼错为公，盖以官称之。”
沙门亦有称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远公，惠远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宝志也；澄公，佛图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鸠摩罗什也。当时之人嫌于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陈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与字之，字之则不复公之矣。
《宋史》丰稷驳宋用臣《谥议》曰：“凡称公者，须着宿大臣及乡党有德之士，然则今之宦竖而称公，亦不可出于士大夫之口。
《尔雅》疏曰：“甲至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丑为十二辰。辰力阴。”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岁则自有阏逢至昭阳十名为岁阳，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为岁名。后人谓甲子岁、癸亥岁，非古也。自汉以前，初不假借。《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贾谊《鵩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氏《说文》后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盂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同之证。《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谓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兵诛大宛也。自经学日衰，人趋简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谓矣。
宋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曰：“庖牺前后逮周厉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是则岁之称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言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隋书·律历志》：“王莽《铜权铭》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已，岁次实沈”是也。自此《后汉书·张纯传》言“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言“明年丁亥之岁”，苟悦《汉纪》言“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云：“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类，皆日也。惟《晋书》王弇上疏言：“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按怀帝以永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也。后代之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
自三国鼎立，天光分曜，而后文人多舍年号而称甲子。魏程晓赠傅休奕诗：“龙集甲于，四时成岁。”晋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庚信《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隐居《真诰》亦书“己卯岁”。至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岁在王戌矣。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贾后弑杨太后于金塘城之岁。
唐人有以豫书而不称年号者。《旧唐书·礼仪志》曰：“请以开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秂，至辛已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秂，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谛，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已以下不言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载《唐鉴铭》曰：“武德五年，岁次王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杨州总管府造青铜镜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当时屡改年号故也。此一鉴而有正书、有豫书之不同，亦变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钟鼎之文则不尽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锡口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图》乃谓商建国始于庚戌，历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则凿矣。岂非迷于后世之以甲子名岁，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大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鄐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于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又有举岁星而言，若曰“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娜訾之口”者。从后人言之，则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纪岁也。
《大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皆书干支，不合古法。大祖当时实奉宋小明王之号，故有言当纪龙凤者。考之《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窃意其时天下尚是元之天下，书至正，正合《史记》书秦之例。又有兼书者，《汉书·功臣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或曰：“‘铸《刑书》之岁’，是则然矣，其下云：‘齐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则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缜密处；史之文有正纪，有追纪。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儒上。”正纪也。此曰“齐燕平之月。王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追纪也。追纪而再云正月、二月，则嫌于一岁之中而有两正月、二月也，故变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传》追纪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传》：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漱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字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于罕止之。《十九年传》：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传》：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馀以廪丘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于产相郑伯以如晋。《昭公七年传》：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魋。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媌姶生子，名之日元。皆是追纪。又如《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纪也。
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月日，故有追书，有竞书。《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书甲午晦，后书癸已。甲午为正书，而癸已则因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扫甲戌，后书癸酉。甲成为正书，而癸酉则因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之弑，先书五月癸亥，后书乙卯、丙辰。乙卯、丙辰为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事而竟书也，盖史家之文常念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
有先书以起事者。《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沪水，于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春秋·桓公十二年》书：“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后外也。后人作史，凡一日再书，则云“是日”。
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人郢。”则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则不年而月，史家之变例也。盖二事已见于吴、楚二《世家》，故其文从省。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日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不言时。《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时。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
古无所谓时。凡言时若《尧典》之“四时”，《左氏传》之“三时”皆谓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岁、时、日、月、星、辰谓之六物。《荀子》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亦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
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曰日中，曰昼日，曰日昃，见于《易》；曰“东方未明”，曰“会朝”，曰“日之方中”，曰“婚”，曰“夕”，曰“宵”，见于《诗》；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见于《书》；曰“朝时”，曰“日中”，曰“夕时”，曰“鸡初鸣”，曰“旦”，曰“质明”，曰“大听”，曰“晏朝”，曰“婚”，曰“日出”，曰“日侧”，曰“见日”，曰“逮日”，见于《礼》；曰“鸡鸣”，曰“日中”，曰“昼”，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见于《春秋传》，曰“晁”，日“薄暮”，曰“黄婚”，见于《楚辞》。纪昼则用日，《史记·项羽纪人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后纪》：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见相国产计事，日餵时，遂击产，《彭越传》：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淮南王安传》：旦受沼，日食时上，《汉书·五行志人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哺时复；哺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纪夜则用星，《诗》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之言“降娄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则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乡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详，于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礼·司寐氏》“掌夜时”注：“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们又书·西域传》杜饮曰：“斥侯士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晋书·赵上伦传》：“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详，于是有言漏上几刻者。《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呜受贺。”《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传》：“漏上十门刻行临到。”《外戚传》：“昼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问》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无十二时之目也。”唯《历书》云：“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言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言“日加辰已”，又言“时加未”，《翼奉传》言“日加申”，又言“时加卯”。《王莽传》：“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固髀经》亦有加卯、加西之言。若纪事之文，无用此者。
《左氏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百也，黄婚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始见于此，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旦至食，食至曰昳，日昳至餵，餵至下餵，下讪至日人。《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脯”。《吴越春秋》有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晋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后汉书·隗嚣传》：“至婚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哺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婚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
《淮南子》“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爱始将行，是谓杅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宴食。臻于衡阳，是谓禹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爱止羡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婚。渝于蒙谷，是谓定婚。”按此自晨明至定婚为十五时，而卜楚卜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问》中有言岁甲子者，有言寅时者，皆后人伪撰入之也。
今人谓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类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类是也。《周礼·职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发檄时也。”汉人未有称夜半为子时者，误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鲁相瑛《孔子庙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日王寅”，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称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则有子而无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见于《尚书》，则有兼日而书者矣。
《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之元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
时有十二，而但称“子”，犹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称“甲子”也。
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据《绵竹江堰碑》云：“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计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则繁而无用，不若后人之简矣。
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自编年之书出，而疑于年号之无所从，而其论乃纷坛矣。夫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则书之为鲁隐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鲁史也，据其国之人所称而书之，故元年也。晋之《乘》存，则必以是年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梼杌》存，则必以是年为武王之十九年矣。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晋韩宣子书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则自称其国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对晋之辞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则两称其国之年也，故如《三国志》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推之南北朝。五代、辽、金并各自用其年号，此之谓从实。且王莽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后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僣号，此为未读《史记人们又书》者矣。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甗鍑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往：“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日“后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续通鉴纲目》，亦书“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吴元年”。
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后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后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后人因谓之革除耳。
《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
《水经注·穣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乾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枉祐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己有之。《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云：”渤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是键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牂。”是键为、牂牁二郡。《魏都赋》：“恒碣磚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皞、济水为“皞济”，《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以伊尹、管仲为“伊管”，以绛侯、灌婴为“绛灌”。
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后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人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后传》，列于废后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昺祥兴元年，非也。黄溍《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耳。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后人追纪之，则曰“后至元元年”。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祐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祐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祐，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祐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祐者。
《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后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
《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后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后汉书·党锢传》：刘ｙｙ，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日草火讹可、日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日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僣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销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
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后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后。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婚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后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后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五子之歌》适得五章，以为人各一章，此又后人之见耳。
《胃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焌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后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
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闷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
叶少蕴《石林诗话》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然此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于文见之矣。
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两韵也，至当不可易。下句云：“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无韵矣，亦至当不可易。古辞《紫骝马歌》中有“春穣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二句无韵。李大白《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二句无韵。《野田黄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无韵。《行行且游猎篇》首二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诗，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昮》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吴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此则所谓不以韵而害意者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漠》：“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玉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大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穣昌，疾痬不作而无妖祥，此之渭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有不用韵者。
《易》之有韵，自文王始也，凡卦辞之繁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虩”、“哑”，《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则辞愈繁，而愈多用韵。疑古卜辞当用韵，若《春秋传》所载懿氏之“锵”“姜”、“卿”、“京”，骊姬之“渝”、“羭”、“莸”、“臭”，伯姬之“甿”、“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之“蹙”’、“目”，孙文子之“陵”、“雄”，卫侯之“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载晋献公之“骨”、“猾”、“捽”，《史记》所载汉文帝之“庚”、“王”、“光”，《汉书·元后传》所载晋史之“雄”、“乘”，“崩”、“兴”，皆韵也。故孔子作《彖象传》用韵，盖本经有韵而传亦韵，此见圣入述而不作，以古为师而不苟也。
《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后，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
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长发》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羋》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替》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先生《音学五书》序曰：《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咸然后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库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后名之曰韵，至宋周容、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体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韵。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徐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民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杜子美作《饮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无此体，遂欲分为八意，以为必分为八而后可以重押韵无害也，不知《柏梁台诗》三“之”、三“治”、二“哉”、二“时”、二“来”、二“材”已先之矣。“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求其说而不得，则疑以为题下注，不知古人未尝忌重韵也。故有四韵成章成唯用二字者，“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是也。有二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如《采薇》首章连用二“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章连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二“而微”字，《车荦》三章连用二“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用二“有声”字，《召昮》卒章连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未用“露”字，又如《简兮》卒章连用三“人”字，《那》连用三“声”字。其重一字者，不可胜述。汉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诗》三“头”字，二“隅”字，二“馀”字，二“夫”字，二“须”字。《焦仲卿妻作》三“语”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归”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门”字，又二“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二“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二“时”字。陈思王《弃妇词》二“庭”字，二“灵”字，二“鸣”字，二“成”字，二“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二“归”字。张协《杂诗·黑蝕跃重渊》一首二“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二“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竞述怀诗》二“反”字。任昿《哭范仆射诗》二“生”字，三“情”字。沈约《钟山诗》二“足”字。然则重韵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诸葛孔明《梁父吟》云：“间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当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辗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二“相”字，今人谓必字同而义异者方可重用，若此诗之二“相”固无异义也。且《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异义哉！
李太白《高阳歌》二“杯”字，《庐山谣》二“长”字；杜子美《织女诗》二“中”字，《奉先县咏怀》二“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园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济”字，《宿凿石浦》二“系”字；韩退之《此日足可惜诗》二“光”字，二“鸣“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
诗有以意转而韵须重者，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有杖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监，我心伤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辟廱。於论鼓钟，于乐辟廱。”又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转者，不容别换一字。
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灵枢经·剌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团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婚，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侯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绝似荀子《成相篇》。
《缁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还”字一句。若曰“敝予还予”，则言之不顺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为诗也？《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诗。
语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诗，而四字皆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为一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孟尝君传》“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是也。
古诗有八言者，“胡瞻尔庭有悬貆兮”是也。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调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又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则不过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也。然无用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于歌也，长则意多冗，字多懈，其于文也亦难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则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诗之本义也。知此义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从来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后工也，此汉人所以难之也。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羈秽秽，鳣鲔发发，葭萯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瞿瞿。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
令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吾谓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诗言之，平声通用三十韵之中，任用一韵，而必无他韵可易；一韵数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无他字可易。名为易，其实难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凑足之，文或未顺则曰牵于韵耳，意或未满则曰束于韵耳。用事遣辞小见新巧，即可擅场。名为难，其实易矣。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无诗，而拙于自言者也。故难易巧拙之论破，而次韵之风可少衰也。
严沧浪《诗话》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曰：“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自以为戏，而当时即已取讥于人。今人乃为之而不厌，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欧阳公《集古录》论唐薛苹倡和诗曰：其问冯宿，冯定、李绅皆唐显人，灵澈以诗名后世，然诗皆不及苹，盖倡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
朱子《答谢成之书》谓：“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人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按《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后元年，共王买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传》同。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与太母争樽，公卿请废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梁余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为元朔二年，来朝；其三十六年为太初四年，来朝，皆不当元封时。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又按《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官名，则是柏梁既灾之后，又半岁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青则薨于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臣联曰：“天子副车驾驷马，此一时异数，平王安得有此？”
诗体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皇朝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冈曰：“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后学之士可兼为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人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陈思王上书：“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谓：“赦盗马，秦穆公事，秦亦赵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赵至《与嵇茂齐书》：“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鸿本适吴，而以为越者，吴为越所灭也。谢灵运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所犒者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
自汉以来，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当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骥尾。使后人为之，岂不为人讥笑？谓高祖也。
庾子山《枯树赋》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春二月，起建章宫。”《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是灾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汉也。《哀江南赋》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云：“栩阳离别赋。”按《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其上下文例，当是人姓名，姓别，名栩阳也。以为“离别”之别，又非也。
隋于仲文诗：“景差方人楚，乐毅始游燕。”按《汉书·高帝纪》：“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王逸《楚辞章句》：“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则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为人楚，岂非梁、陈已下之人，但事辞章，而不祥典据故邪？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贬。”此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后也，与此一类。
李大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后单于竞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谓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楼兰为西域之国，在玉门关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无论也。
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泗并不入江，岂因盂于而误邪？
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后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大公、吕后，并无皇温。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排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唯《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了也，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计一文。”则通谓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古时文字不一。如汉汾阴宫鼎其盖铭曰：“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铭曰：“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铭三见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
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后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穣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欲、贾逵，杜林，徐巡等十惊人之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与否与？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后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湮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辠，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北米}”，训为恶米。武王“载旆”之旆改为“坺”，训为臿土。“威”为姑，也为女阴。“殹”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曰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罪，“襄”为解衣耕，“吊”为人持弓会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捽抴，“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空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毫”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与？《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刘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
《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切字，铉等所加也。
旁引后儒之言，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亦铉等加也，又云：“诸家不收，今附之字韵末”者，亦铉等加也。“始”字《说文》以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铉释之以“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不知经文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若用此解，必从男乃合耳。
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为淫奔之诗，而谓“衤今”即“衾”字，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后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又有《孝经》、《论语》、《尔雅》、其实乃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皆刻之于石，今见在西安府学，凡夫乃指此为“蜀本石经”。又云：“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亦附蜀本之后，但可作蜀经字法。”今此石经末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书“开成二年丁巳岁”。凡夫岂未之见而妄指为孟蜀邪？
又云：“孙愐《唐韵》文、殷二韵三声皆分，独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则分，上去则合。”按今《广韵》即孙愐之遗文，殷上声之合则有之，咸严、洽业则四声并分，无并合者。
切者，两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为盗窃之“窃”。于古未闻，岂凡夫所以自名其学者邪？
“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今云瓜当作“瓜”，突当作“突”，然则鲍昭《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识字邪？按张参《五经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叐}者讹，”
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偁，宋人也，而以为南朝。此真所谓不学墙面者与？
“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传首明有孝武帝字，引书者未曾全读，但见中间有贡献之“献”，适与“帝”字相接，遂以为献帝，而不悟晋之无献帝也。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凡夫著书之人乃犹如此！
“恂”字笺：“汉宣帝讳。”而不知宣帝讳“询”，非询也。“衍”字笺：“汉平帝讳。”而不知平帝讳“衍”非衍也。
《后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引之云：“后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若以敦路为人名，而又以“葬”为“莽”，是刘幽州之首竟归之于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传》：“韩献子曰：‘易觤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雨执}、垫二字两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笺乃云：“未详何出。”“野”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其当为“九亩”；又《穣梁传》之文，而非左氏也。
“鹊臭鸟＊>，其飞也。”此《尔雅·释鸟》文，笺乃曰：“训词未详，然非后人语。”“骹马，白州也。”本之《尔雅·释畜》“白州，骹。”注：“州，窍也。谓马之白尻者。”笺乃云：“未详，疑误。”
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然则《书》言“蛮夷猾夏”，《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时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连勃勃建都于此，自号曰夏，后魏灭之，而置夏州，亦不始于唐也。
云：“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使使八辈簿责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署宝主簿”，《续汉·舆服志》“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光武署异为主簿”，而刘公幹诗已云“沈迷簿领书，回回目婚乱”
“毦”字云：“字不见经。”若言《五经》则不载者多矣，何独毦字。若传记史书则此字亦非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系于背，若今将军负毦矣。”《魏略》：“刘备性好结毦。”《吴志·甘宁传》：“负毦带铃。”梁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毦，初景丽文辕。”“祢衡为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操’字。”按《后汉书》：“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云：“参，音七绀反。乃曲奏之名，后人添手作‘掺’。”后周庚信诗：“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篸，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婚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今以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汉人书操固有借作“掺”者，而非此也。
“叩，京兆蓝田乡。”笺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蓝田乃今之西安府属，而京口则今之镇江府，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凡此书中会意之解，皆“京口”之类也。
寸，十分也。《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书，岂可意为增改哉？
赵古则《六书本义》序曰：“魏晋及唐能书者辈出，但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犹赖《六经》之篆未易。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以愚考之，其说殆不然。按《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曰：“《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但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则他经亦不存矣。《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后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乃藏之书府。是玄宗所改亦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他经也。夫诸经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谓《五经》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岂其然乎？
孔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是则西汉之时所云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谓六体奇文，盖正始之书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篇于学宫，乃延士张{卣火}，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诸石。方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附于石经之列。”今其石当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见传之人间也。世无好古之人，虽金石其能保与？
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儒林传》：“刘兰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北齐书》：李绘六岁未入学，伺伯姊笔牍之闲，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馀，便通。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千字文》原有二本。《梁书·周兴嗣传》曰：“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之。”《萧子范传》曰：“子范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命记室蔡薳注释之。”《旧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是兴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范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书·经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谓子范作之，而蔡薳为之注释；今以为子云注。子云乃子范之弟，则异矣。《宋史·李至传》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钟繇书破碑千馀字，命周兴嗣次韵而成。”本传以为王羲之，而此又以为钟繇，则又异矣。
《隋书》、《旧唐书》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馀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以为汉时学书者多为此语，而后村刘氏遂谓《千字文》非梁人作，误矣。”黄鲁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
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则褚先生亲见简策之文，而孝武时诏即已用草书也。《魏志·刘弇传》：“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令弇通草书，”则汉魏之间笺启之文有用草书者矣。故草书之可通于章奏者谓之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概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放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由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型，故不胜为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扫地矣。
北齐赵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须隶笔。”唐席豫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下及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安世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旧唐书》：“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玄道为长史。君廓入朝，玄道附书与其从甥房玄龄，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隽州。”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金石录》有宋公亦餸鼎铭云，按《史记·世家》，宋公无名亦者，莫知其为何人，今考《左传》，宋元公之太子栾嗣位，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则《史记·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头曼立。是兜栾之音讹为头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误为“宋”，不必证之碑及《党锢传》，即《南蛮传》云：“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事与本传合，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误显然，注未及正。
房彦谦高祖法寿，自宋归魏，封壮武候，子孙承袭。魏、隋、唐三书皆同，独碑作“庄武”。按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曰：“《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后汉志》：“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是也。”《贾复传》：“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等六县。”晋张华亦封壮武侯，字并作“壮”，独此碑与《左传》杜氏注作“庄”。
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涡水，此水出乐平县西四十里陡泉岭，经平定州寿阳、榆次至徐沟县入汾，今徐沟县北五里洞涡河，其阳有洞涡村是也。《水经》：“洞涡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西入于汾。”郦道元注：“刘琨之为并州也，刘渊引兵邀击之，合战于洞涡，即是水也。”《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营于洞涡驿。”《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涡，”《宋史·曹彬传》：“为前军都监，战洞涡河北。”《汉世家》：“李继勋败继恩兵于洞涡河。”后人减笔借书“同戈”字，而今铸印遂作“同戈”，以减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马文渊所言成皋印点画之讹而已。
今驿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驿传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扬州府曰广陵驿，镇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沟无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时，则周明堂之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秦汉以下见于史者，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图画列女，《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之类，未有无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殷、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画《韖车图》；曹元廓画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昻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幹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韦鶠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昿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桃源图》。《通鉴》：蜀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维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无差，”自实体难工。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闻见后录》云：”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宁三年，立画学，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鲁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钅巢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洪氏《随笔》谓：“彝器之传，春秋以来固已重之，如郜鼎、纪甗之类，历历可数。不知三代逸书之目，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职，祭祀而陈之，则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巩之甲，班诸鲁公、唐叔之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属，陈设于成王之顾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来去不恒，成亏有数。是以宝珪出河，九鼎沦泗，武库之剑穿屋而飞，殿前之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虡生毛，则知历世久远，能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而《大金国志》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盖皆恣睢不学之主，而古器之销亡为可惜矣。”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之事，以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以为不然，其说曰：“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庄周、列御寇之说出，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叫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也。则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宝玉、大弓，窃之书，得之书。知此者，可以得圣人之意矣。”
《书》正义言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然《五经》无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周礼·校人》：“凡将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兑为泽，而不言海。《礼记·乡饮酒义》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则又以见右之无海矣。《虞书》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据《禹贡》，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犹之西河即此河尔。
《禹贡》之言海有二：“东渐于海”，实言之海也；“声教讫于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迈谓海一而已，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之称四海，盖引类而言之。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皆寓言尔。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载诸史。后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然则《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海，云南有滇海，安知汉、唐人所见之海非此类邪？
九州之名始见于《禹贡》《周礼·职方氏》疏曰“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盖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此谎诞之说，固无足采。然中国之大，亦未有穷其涯域者，尹耕《两镇志》引《汉书·地理志》，言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而疑不尽于禹九州之内。且曰：以今观之，涿鹿，东北之极陬也，而黄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黄帝以之合符，则当时藩国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汉以来，匈奴他部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祖黄帝，称昌意后，亦一证也。厥后昌意降居，帝挚逊位，至于洪水之灾，天下分绝，而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书》考之，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一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必其前闭而后通，前距而后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则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后世幅员所以止于禹迹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驺子之言虽不尽然，亦岂可谓其无所自哉。
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先儒谓以冀、青二州地广而分之，殆非也。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其山川皆不载之《禹贡》，故靡得而详，然而益、稷之书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则冀方之北不应仅数百里而止。《辽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营卫志》言冀州以南，历洪水之变，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或其说之有所本也。刘三吾《书》传谓孔氏以辽东属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远，非所谓因高山大川以为限之意，盖幽、并、营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
禹画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后。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然则谓《禹贡》九州为尽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后，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礼·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曰“分”，则不循于其旧可知矣。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贡》“九州”，大名也。《周礼·大司徒》：“五党为州。”《州长》注：“二千五百家为州。”《左传·僖十五年》：“晋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国语》：“谢西之九州如何？”并小名也。陈祥道《礼书》：“二百一十国谓之州，五党亦谓之州；万二千五百家谓之遂，一夫之间亦谓之遂；王畿谓之县，五鄙亦谓之县，”
春秋之时，楚最强，楚之官，今尹最贵，而其力令尹者皆同姓之亲。至于六国已灭之后，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尝考夫七国之时，人主多任其贵戚，如孟尝、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论楚之昭阳，昭奚恤、昭睢，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公子成、赵豹，赵奢，齐之田婴、田忌、田单，单之功至于复齐国，至秦则不用矣，而径阳、高陵之辈，犹以擅国闻。独燕蔑有。子之之于王哙，未知其亲疏。自昭王以降，无一同姓之见于史者。及陈、项兵起，立六国后，而孙心王楚，儋王齐，咎王魏，已而歇王赵，成王韩，惟燕人乃立韩广，岂王喜之后无一人与？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岂下于怀王，而忍亡之也？盖燕宗之不振久矣，呜呼！楚用其宗而立怀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韩广者，燕也。然则晋无公族而六卿分，秦无子弟而阎乐弑，魏削藩王而陈留篡于司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诗》曰：“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人君之独也，可不畏哉！
《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下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薳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馀四十县。”《十年》：“叔向曰：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穣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穣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吴世家》：“王馀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
《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吴起为西河守，冯亭为上党守，李伯为代郡守，西门豹为邺令，荀况为兰陵令，城浑说楚新城令，卫有蒲守，韩有南阳假守。魏有安邑令。苏代曰：“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而齐威王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则六国之未入于秦，而固已先为守令长矣。故史言乐毅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而齐湣王遗楚怀王书曰：“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张仪说燕昭王曰：“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安得谓至始皇而始罢侯置守邪？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馀国，又并而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谓罢侯置守之始于秦，则儒生不通古今之见也。
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则因魏之故，云中、雁门、代郡则赵武灵王所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则燕所置。《史记》不志地理，而见之于匈奴之传。孟坚《志》皆谓之秦置者，以汉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赵、燕尔。
秦始皇议封建，实无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过如穰侯、径阳、华阳、高陵君之属而已，岂有建国长世之理。
古封建之国其未尽灭于秦始皇者，《卫世家》言：“二世元年，废卫君角为庶人。”是始皇时卫未尝亡也。《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纪》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汉兴，有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之属，是越未尝亡也。《西南夷传》又言：“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则谓秦灭五等而立郡县，亦举其大势然耳。
汉王子侯之盛，无过哀、平之间。《王莽传》：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缓为民。《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悯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没，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是皆绝于莽而复封于光武之时。然《汉书》表、传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绝”，而《表》言安众侯崇，居摄元年举兵，为王莽所灭。侯宠，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绍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见。”师古曰：“作《表》时见为侯也。”《表》言“今见”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时侯身已没者，其子孙亦但随宜封拜而已。惟安众之以故国绍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传》云：“嘉新公国师，以符命力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寇，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武五子传》：“广阳王嘉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诸侯王表》：“鲁王闵献神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中山王成都献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王子侯表》：“新乡侯佟，元始五年，上书言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若此之类，光武岂得而复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际，王莽摄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旋踵亦绝。”又可见莽摄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绍封也。夫惟于亲亲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则于安众之封见之。史文虽略，千载之下可以情测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论。
《武五子传》：“昌邑王贺，废封为海婚侯，薨。元帝复封贺子代宗为海婚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表》云：“贺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后，初元三年，厘侯代宗，以贺子绍封，传至孙原侯保世嗣，传至曾孙侯会邑嗣，免，建武复封。”是光武之复封有此二人，安众以褒忠，海婚以尝居尊位故与？
《功臣表》：“萧何九世孙禹，王莽始建国元年更为萧乡侯。莽败，绝。”“曹参十世孙宏，举兵佐军，诏封平阳侯，十一世侯旷嗣，今见。”非光武之薄于酂侯而厚于平阳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红阳侯王泓，以与诸刘结恩，父丹降为将军，战死。富平侯张纯，以先来诣阙，皆得绍封，而杜宪、赵牧并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并无侯国，以在畿内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阳陵侯傅宽、高陵侯王虞人，《恩泽侯表》有高陵侯翟方进，并左冯翊县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苏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风县名。而高陵下曰“琅琊”，二平陵下曰“武当”，则知此乡名之同于县者，而非三辅也。若后汉则新丰侯单超、新丰侯段飃、京兆县夏阳侯冯异、栎阳侯景丹、临晋侯杨赐，并左冯翊县。好畤侯耿弇、槐里侯万修，槐里侯窦武、槐里侯皇甫嵩、栒邑侯宋弘、郿侯董卓，并右扶风县。而嵩传云：“食槐里、美阳两县，八千户。”盖东都之后，三辅同于郡国矣。
《地理志》侯国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晓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据其时之见在者而书之乎？
《诗》毛氏传：“下邑曰都，”后人以为人君所居，非也。考之经，则《书》之云“大都小伯”，《诗》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传》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故晋二五言于献公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谓蒲也、屈也。士伯谓叔孙昭子曰：“将馆子于都。”谓箕也。公孙朝谓季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谓成也。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谓郼也、费也、成也。莱章曰：“往岁克敌，今又胜都。”谓廪丘也。《孟子》：“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谓平陆也。《韩子》：“卫嗣君以一都买一胥靡。”谓左氏也。《史记》赵良劝商君归十五都，灌园于鄙。秦王谓蔺相如：召有司按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张仪说楚王，请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而陈恢见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于《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于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马，其后乃为大邑之称耳。故《诗》云：“彼都人士。”《礼记·月令》：“命农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群都县鄙之治。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禄，《史记》信陵君之谏魏王，谓所亡于秦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则皆小邑之称也。三代以上，若汤居毫，太王居邠，并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而项羽分立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为都。王莽下书言周有东都、西都之居，而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部，后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为今代京师之号，盖习而不察矣。
《史记·商君传》：“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语。
《汉书·晁错传》言：“忧劳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国邑为都。《后汉书·安帝纪》：“徙金城郡，都襄武。”《庞参传》：“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是以郡治为都。而《食贷志》言：“长安及五都。”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而长安不与焉，此又所谓通邑大都居一方之会者也。若后世国都之名，专于天子，而诸侯王不敢称矣。
《史记》：“孝景中三年，军东都门外。”此时未有东都，其曰东都门，犹言东郭门也。《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
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备书之者《史记》：“老子，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樗里子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是也。书县里而不言乡：《史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聂政，轵深井里人。”“淳于意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汉书》：“卫太子亡至湖泉鸠里”是也。亦有书乡而不言里：《史记》：“陈丞相平，阳武户牖乡人。”“王翦，频阳东乡人”是也。
古时乡亦有城。《汉书·朱邑传》：“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
《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属都乡高相里。”
后汉封国之制，有乡侯，有都乡侯。传中言都乡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赵忠、张让，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具珍有罪，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缓，诏贬为都乡侯。是都乡侯在列侯之下也。赵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嘉八年，贬为关内侯。是都乡侯在关内侯之上也。良贺卒，帝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是都乡侯所食之户数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乡侯，是都乡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乡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七国虽称王，而其臣不过称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则有称侯者，如穗侯、应侯、文信侯，而蔡泽但为刚成君。汉兴，列侯曰侯，关内侯曰君。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其薨也，溢日烈君。
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谢少连作《歙志》，乃曰：“■音鄙。《左传》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其说凿矣。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郑康成《周礼·遗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广宿亭下。张禹奏请平陵肥牛亭部处，上以赐禹，徙亭它所，而《汉书》注云：“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是也。如今之村堡。《韩非子入“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汉书》“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守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反守之。”《匈奴传》“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叫麦汉书·公孙瓒传》“卒逢鲜卑数百骑，乃退人空亭”是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汉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谓之下亭，《风俗通》：“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则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并斩王林卿奴头，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后汉书》：“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会稽太守尹兴使陆续于都亭赋民饘粥。酒泉庞娥刺杀仇人于都亭。《吴志》：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是也。京师亦有都亭。《后汉书》：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屯都亭，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王乔为叶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质《汉仪》：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人谓之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诸先生言：“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是也。后代则但有邮亭、驿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义矣。
《通典》：“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费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灵帝以解读亭侯人继。《桓帝纪》：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列传中为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后。丁綿言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樊宏愿还寿张，食小乡亭。则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
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大戴礼》：“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哀公十五年》：“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鲁君地山阴数百社。”又曰：“景公禄晏予以平阴与槁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荀子》：“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战国策》：“秦王使公子他谓赵王曰：‘大国不义，以告敝邑，而赐之二社之地。’”《商子》：“汤武之战，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吕氏春秋》：“武王胜殷，诸大夫赏以书社。”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又曰：“越王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古者春秋祭社，一乡之人无不会集，《三国志》注：“蒋济为太尉，尝与桓范会社下”是也。《汉书·五行志》“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隋书·礼仪志》“百姓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崇祯中，有陆文升奏讦张溥等复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罚。《宋史·薛颜传》“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曾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石公粥传》“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号亡命社。”而隋末谯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纪》：“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启以后，士子书刺往来，社字犹以为泛，而曰盟，曰社盟，此《辽史》之所谓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窅然丧其天下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诏历代帝王陵寝，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岁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县常禁樵采；仍诏吴越国王钱淑修奉禹墓。其时天下未一，而首发此诏，可谓盛德之事。惜当日儒臣考之不审，以致传讹后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者，按刘向曰：“文、武、周公葬于毕。”《皮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毕在镐东南杜中。”《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同。《书》序：“周公亮，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义曰：“按《帝王世纪》云：“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亦云：“毕在杜南，与毕陌别。”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甚明。而今乃祭于渭北咸阳县之北十五里，盖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之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纪》未正义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辩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诬乎！至云后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尤谬。《魏书》言：帝孝于文明大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遂有终焉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湹西，以为山陵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湹西者，洛阳也。孝文自代迁洛，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孙，名宝炬，以南阳王，为字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书》出于东朝，不载其事。而《北史》为立本纪，且曰：“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然则今富平县东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
上有宋碑，乃谬指为孝文之葬，而历代因之，岂非五代丧乱之馀，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尔颁行，不遑寻究，以至于今日乎？嗟乎，近事之著在史书灼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与之考桥山，订苍梧，其茫然而失据也宜矣！
又考《册府元龟》：“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帝在洛阳宫，遣使以少牢祭汉光武、后魏孝文帝陵。”则孝文之祭在洛阳，于唐时未误。又曰：“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诏以周文王、武王柯在咸阳县，俾有司修饰。”则似已在渭北矣。《魏书》：“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澧、武王于镐。”《隋书》“把周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旧唐书》“周文王、大公配祭于澧，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镐。”并与《皇览》之言合，自古所传当在渭南。又韩文公《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堂蔽毕原陋。”亦谓其在杜中。韩即元和间人，或其遗迹未泯。宪宗之诏言词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诏，误以魏孝文、文帝为一人。《淳化阁帖》误以梁高祖武帝为二人。
《汉书·地理志》“济阴成阳有尧冢灵台。”《后汉书·章帝纪》“元和二年二月，东巡狩，使使者词唐尧于成阳灵台。”《安帝纪》“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皇览》云：“尧冢在济阴成阳。”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水经注》“城阳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日灵台。乡日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庙前并列数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徐步，中山夫人词，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馀。中山夫人洞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宋史》“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已卯，知催州韩锋言：‘尧陵在雷泽县东穣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扫，从之。”而《集古录》有汉尧祠及尧母词碑，是庙与碑宋时犹在也。然开宝之诏，帝尧之祠乃在郓州，意者自石晋开运之初，黄河决于曹、濮，尧陵为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后代因之，不复考正矣。
舜涉方乃死，见于《书》。禹会诸侯于涂山，见于《传》。惟尧不闻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此战国时人之说也。自此以后，《吕氏春秋》则曰“尧葬于穣林”，太史公则曰“尧作游成阳”，刘向则曰“尧葬济阴”，《竹书纪年》则曰“帝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涉于陶”。《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而尧之家始定于成阳矣，但尧都、平阳相去甚远，毫期之年，禅位之后，岂复有巡游之事哉？囚尧惬朱之说，并出于《竹书》，而鄄城之迹亦复相近。《诗》、《书》所不载，千世之远，其安能信之？
《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注：“《吕氏春秋》曰：尧葬和林。”今成阳县西。东阿县城次乡中、储阳县湘亭南皆有尧冢。”
《临汾县志》曰：“尧陵在城东七十里，俗谓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徐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馀，其庙正殿三间，庞十间，山后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记。窃考舜涉方乃死，其后在九疑。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陵在会稽。惟尧之巡狩不见经传，而此其国都之地，则此陵为尧陵无疑也。”按志所论，似为近理；但自汉以来，皆云尧葬济阴成阳，未敢以往人之言为信。
《汉书·万石君传》“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于定国传》“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饲，号曰于公洞。”《汉纪》“奕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词。”此后世生祠之始。
今代无官不建生饲，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旧唐书》“狄仁杰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则唐时已有之矣。《后汉书》“张翁为越巂太守，有遗爱。其子湍复为太守，蛮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蛮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则魏人之因子而毁其父祠，曾越售蛮人之不若邪。
《西京杂记》“平陵曹敞，其师吴章为王莽所杀，人无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师。敞时为司徒椽，独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此生立碑之始县。
《晋书》“南阳王模为公师藩等所攻，广平太守丁绍率众救模，模感绍德，敕国人为绍生立碑。”“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史之所书，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圣历二年，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以金石刻，县令以状申于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旧唐书·郑瀚传》“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德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是唐时颂官长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诏诸道长贰，有异政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毕衮之权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无以风劝，而植于道旁，亦无过而视之者，不旋睡而与他人作镇石矣。
《册府允龟众“宋瓃为相，奏言：‘臣伏见韶州奏事云：广州与臣立遗爱颂。夫碑所以颂德纪功，臣在郡日，课无所称，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书能，滥承恩施？见在枢密，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广府即停。’从之。时郑州百姓亦为前刺史孟温礼树碑，因是亦命罢之。”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诗人“明年塞北清蕃落，应建生柯请立碑。”以晋公之勋名而颂祝之辞止此，当日碑词之难得可知矣。
《太明一统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张仲素。德宗时，以列将事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耀平州刺史。允伸卒，诏仲素代为节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旧《唐书》列传，则云：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破降回鹊，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变起，奔京师军中，以张允伸总后务，诏赐族节，在镇二十三年，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张公素以军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为副大使。公素以兵来会丧，简会出奔，诏以公素为节度使。性暴厉，眸子多白，燕人号白眼相公。为李茂勋所袭，奔京师，贬复州司户参军。按卢龙节度使前往三人皆张姓，日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详其历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简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时甚远，且又安取此篡夺暴戾之人而载之名宦乎？今滦州乃耙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贻千载之笑也已。
又考唐时别有一张仲素，字绘之。元和中为翰林学士，有诗名。《旧唐书·杨放陵传》所谓屯田员外郎张仲素，白居易《燕子楼诗》序所谓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绩之。即其人也，然非卢龙节度使。
《肇庆府志》“宋王亘，淳熙中为博罗令，筑随龙、苏村二堤，民赖其利。后知南恩。”《一统志》误作“王旦。”今《博罗名宦》称：“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罗令。”而不知文正未尝为此官。淳熙，又孝宗年号也。盖士不读书，而把典之荒唐也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