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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天子三公称公，周公、召公、毕公、毛公、苏公是也。王者之后称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后，列国诸侯其爵无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旧爵，或尝为天子之官，子孙因其号耳，非周之典制也。东迁而后，列国诸侯皆僣称公。”夫子作《春秋》而笔之于书，则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则公之；列国不公，鲁则公之，于是天子之事与人臣之礼并见于书，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汉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则置三公，之文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苟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三国志》若汉之诸葛公亮、魏之司马公懿、吴之张公昭、顾公雍、陆公逊，《晋书》若卫公、张公华、王公导、庾公亮、陶公侃、谢公安、桓公温、刘公裕之类，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史至于唐而书公，不必皆尊官。泊乎今日，志状之文，人人得称之矣。吁，何其滥与！何其伪与！
《大雅·古公直父》笺曰：“诸侯之臣称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于其国中皆褒其君为公，《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者，鲁人之称；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听无哗。”夫《秦誓》之书“公”，与《春秋》之书“秦伯”，不已异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册之天子，不容僣差。若《秦誓》本国之书，孔子因其旧文而已。“公之媚子，从公于狩。”亦秦人之诗也。
平王以后，诸侯通称为公，则有不必专于本国者矣，《硕人》之诗曰：“谭公维私。”《左传》郑庄公之言曰：“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
周之盛时，亦有群公之称，见于康王之浩及诗之《云汉》，此犹五等之君，《春秋》书之，通日诸侯也。
《左传》自王卿而外无书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僣为王，则臣亦潜为公，《宣十一年》所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者也。传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郧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并边中国，白公边吴，盖尊其名以重边邑。而秦有麃公，吏失其姓名。”楚汉之际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高祖初称沛公，太上皇父称丰公，皆楚之遗名。此县公之公也。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记·秦始皇纪》侯公，《项羽纪》枞公、侯公，《高祖纪》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纪》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甘公，《封禅书》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东园公，夏黄公，《穰侯传》其客宋公，《信陵君传》毛公、薛公，《贾生传》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大夫泄公，《黥布传》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母弟丁公，《晁错传》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下邽翟公，《酷吏传》河东守胜屠公，《货殖传》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终公，《艺文志》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馀传》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欲传》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传》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瑕丘江公，《王褒传》九江被公，《于定国传》其父于公，《翟方进传》方进父翟公，《儒林传》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郑君、卢生之比。本朝《实录》于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谓之马公，是史之阙文，非正书也。
大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冯唐：“公柰何众辱我”是也。《汉书·沟洫志》“赵中大夫白公”，师古曰：“盖相呼尊老之称。”《项籍传》“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传》“东平赢公”，师古曰：“长老之号。”《元后传》“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吴志·程普传》“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晋书·乐志》：“项伯语项庄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宦者传》：种暠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屐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晋书·陈骞传》：对父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魏舒传》：夜闻人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舒自知当为公矣。《陆晔传》：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传》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从父太常夔尝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语，必三公方得称公也。《周书·姚僧垣传》：宣帝尝从容谓僧垣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
孔融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以为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说。据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辞也。《战国策》：“陈轸将之魏，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史记·留侯世家》：“吾惟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谓父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郑道育尝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陆云作《祖父诔》曰“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于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称必曰“君”。然则虽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称公，古人之谨于分也。
《史记·晁错传》：错父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人口议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呼错为公，盖以官称之。”
沙门亦有称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远公，惠远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宝志也；澄公，佛图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鸠摩罗什也。当时之人嫌于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陈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与字之，字之则不复公之矣。
《宋史》丰稷驳宋用臣《谥议》曰：“凡称公者，须着宿大臣及乡党有德之士，然则今之宦竖而称公，亦不可出于士大夫之口。
《尔雅》疏曰：“甲至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丑为十二辰。辰力阴。”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岁则自有阏逢至昭阳十名为岁阳，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为岁名。后人谓甲子岁、癸亥岁，非古也。自汉以前，初不假借。《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贾谊《鵩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氏《说文》后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盂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同之证。《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谓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兵诛大宛也。自经学日衰，人趋简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谓矣。
宋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曰：“庖牺前后逮周厉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是则岁之称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言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隋书·律历志》：“王莽《铜权铭》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已，岁次实沈”是也。自此《后汉书·张纯传》言“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言“明年丁亥之岁”，苟悦《汉纪》言“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云：“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类，皆日也。惟《晋书》王弇上疏言：“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按怀帝以永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也。后代之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
自三国鼎立，天光分曜，而后文人多舍年号而称甲子。魏程晓赠傅休奕诗：“龙集甲于，四时成岁。”晋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庚信《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隐居《真诰》亦书“己卯岁”。至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岁在王戌矣。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贾后弑杨太后于金塘城之岁。
唐人有以豫书而不称年号者。《旧唐书·礼仪志》曰：“请以开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秂，至辛已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秂，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谛，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已以下不言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载《唐鉴铭》曰：“武德五年，岁次王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杨州总管府造青铜镜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当时屡改年号故也。此一鉴而有正书、有豫书之不同，亦变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钟鼎之文则不尽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锡口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图》乃谓商建国始于庚戌，历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则凿矣。岂非迷于后世之以甲子名岁，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大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鄐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于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又有举岁星而言，若曰“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娜訾之口”者。从后人言之，则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纪岁也。
《大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皆书干支，不合古法。大祖当时实奉宋小明王之号，故有言当纪龙凤者。考之《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窃意其时天下尚是元之天下，书至正，正合《史记》书秦之例。又有兼书者，《汉书·功臣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或曰：“‘铸《刑书》之岁’，是则然矣，其下云：‘齐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则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缜密处；史之文有正纪，有追纪。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儒上。”正纪也。此曰“齐燕平之月。王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追纪也。追纪而再云正月、二月，则嫌于一岁之中而有两正月、二月也，故变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传》追纪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传》：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漱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字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于罕止之。《十九年传》：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传》：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馀以廪丘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于产相郑伯以如晋。《昭公七年传》：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魋。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媌姶生子，名之日元。皆是追纪。又如《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纪也。
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月日，故有追书，有竞书。《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书甲午晦，后书癸已。甲午为正书，而癸已则因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扫甲戌，后书癸酉。甲成为正书，而癸酉则因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之弑，先书五月癸亥，后书乙卯、丙辰。乙卯、丙辰为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事而竟书也，盖史家之文常念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
有先书以起事者。《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沪水，于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春秋·桓公十二年》书：“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后外也。后人作史，凡一日再书，则云“是日”。
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人郢。”则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则不年而月，史家之变例也。盖二事已见于吴、楚二《世家》，故其文从省。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日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不言时。《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时。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
古无所谓时。凡言时若《尧典》之“四时”，《左氏传》之“三时”皆谓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岁、时、日、月、星、辰谓之六物。《荀子》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亦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
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曰日中，曰昼日，曰日昃，见于《易》；曰“东方未明”，曰“会朝”，曰“日之方中”，曰“婚”，曰“夕”，曰“宵”，见于《诗》；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见于《书》；曰“朝时”，曰“日中”，曰“夕时”，曰“鸡初鸣”，曰“旦”，曰“质明”，曰“大听”，曰“晏朝”，曰“婚”，曰“日出”，曰“日侧”，曰“见日”，曰“逮日”，见于《礼》；曰“鸡鸣”，曰“日中”，曰“昼”，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见于《春秋传》，曰“晁”，日“薄暮”，曰“黄婚”，见于《楚辞》。纪昼则用日，《史记·项羽纪人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后纪》：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见相国产计事，日餵时，遂击产，《彭越传》：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淮南王安传》：旦受沼，日食时上，《汉书·五行志人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哺时复；哺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纪夜则用星，《诗》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之言“降娄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则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乡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详，于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礼·司寐氏》“掌夜时”注：“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们又书·西域传》杜饮曰：“斥侯士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晋书·赵上伦传》：“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详，于是有言漏上几刻者。《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呜受贺。”《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传》：“漏上十门刻行临到。”《外戚传》：“昼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问》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无十二时之目也。”唯《历书》云：“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言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言“日加辰已”，又言“时加未”，《翼奉传》言“日加申”，又言“时加卯”。《王莽传》：“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固髀经》亦有加卯、加西之言。若纪事之文，无用此者。
《左氏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百也，黄婚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始见于此，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旦至食，食至曰昳，日昳至餵，餵至下餵，下讪至日人。《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脯”。《吴越春秋》有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晋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后汉书·隗嚣传》：“至婚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哺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婚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
《淮南子》“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爱始将行，是谓杅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宴食。臻于衡阳，是谓禹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爱止羡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婚。渝于蒙谷，是谓定婚。”按此自晨明至定婚为十五时，而卜楚卜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问》中有言岁甲子者，有言寅时者，皆后人伪撰入之也。
今人谓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类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类是也。《周礼·职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发檄时也。”汉人未有称夜半为子时者，误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鲁相瑛《孔子庙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日王寅”，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称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则有子而无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见于《尚书》，则有兼日而书者矣。
《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之元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
时有十二，而但称“子”，犹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称“甲子”也。
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据《绵竹江堰碑》云：“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计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则繁而无用，不若后人之简矣。
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自编年之书出，而疑于年号之无所从，而其论乃纷坛矣。夫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则书之为鲁隐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鲁史也，据其国之人所称而书之，故元年也。晋之《乘》存，则必以是年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梼杌》存，则必以是年为武王之十九年矣。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晋韩宣子书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则自称其国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对晋之辞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则两称其国之年也，故如《三国志》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推之南北朝。五代、辽、金并各自用其年号，此之谓从实。且王莽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后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僣号，此为未读《史记人们又书》者矣。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甗鍑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往：“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日“后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续通鉴纲目》，亦书“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吴元年”。
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后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后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后人因谓之革除耳。
《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
《水经注·穣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乾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枉祐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己有之。《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云：”渤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是键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牂。”是键为、牂牁二郡。《魏都赋》：“恒碣磚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皞、济水为“皞济”，《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以伊尹、管仲为“伊管”，以绛侯、灌婴为“绛灌”。
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后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人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后传》，列于废后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昺祥兴元年，非也。黄溍《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耳。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后人追纪之，则曰“后至元元年”。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祐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祐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祐，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祐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祐者。
《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后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
《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后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后汉书·党锢传》：刘ｙｙ，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日草火讹可、日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日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僣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销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
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后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后。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婚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