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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唐书·儒学传》“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大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此生员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仿之。
明初，诸生无不凛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摇二丁。”
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日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异时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诏生员食廪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成化初，礼部奏准，革去附学生员。己而不果行。而教官、提调官亦各有罚。取之如彼其少，课之如此其严，岂有如后日之滥且情者乎。个人于取进士用三场，动言遵祖制，而于此独不肯申明祖制，举一世而为姑息之政、侥幸之人，是可叹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奉旨，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发充吏。六年以下，追还所给凛米，黜为民。其时即已病生员之滥，而尚未有提学官之设，是以烦特旨而会多官也。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始设提调学校官，每处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修周洪谟请裁革各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复设提督学校官。其条例曰：“生员食凛六年以上，不语文理者，悉发充吏。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诸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又曰：“生员有阙，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考端重俊秀子弟补充。”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进附生乃有六年未满免黜之例，盖由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员太广，谓由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蠢之一矣，有国者苟知俊士之效赊，而游手之患切，其有不亟为之所乎。
其中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唚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凡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策问，有曰“秀、孝间污演池”。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于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斡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宜允其请。”从之。并诏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此一时之秕政，遵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员纳米入监者，比前例减三百石。
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奏：“纳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闻以纳粟为贡士者，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后世作涌之讥。”部议仓廪稍实，即力停罢。
八月癸已，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权宜拯济，令生员输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
正统以后，京官多为其子陈情乞恩送监读书者，此大学之始坏。
天顺五年十月，令生员纳马廿匹，补监生。
《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教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后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异术，苟济一时。自魏至隋四百余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僣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唤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纵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则科举之弊必至于躁竞，而躁竞之归驯至于乱贼。自唐迄今，同斯一辙。有天下者，诚思风俗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为先，庶乎德行修而贤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负论》略曰：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库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献共治者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吏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役寇贱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负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负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防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上，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子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肆业愿给衣中以老者，阙至二三人，然后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朴之。然则天下之生员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蕲王于成村，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负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特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己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此进士登第之数。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
《高错传》“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开成三年，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岁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大宗乎？
齐王融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速令释褐，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叶适作《制科论》，谓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此虽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鲁哀公用庄子之言，号于国中曰：“无其道而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记》曰：“垂缕五寸，情游之士也。今将求儒者之人，而适得情游之士。”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而不好真龙也。
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上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
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他处皆量增之。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欲多收进士，以备任使。上恶其干誉，下锦衣衙狱，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册府元龟》：“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举人。丙申、敕曰：‘朕只膺宝历，殷鉴远图，虑草泽之遗贤，降弓旌于屡辟。是以三纪于兹，群材辐凑，或一言可纪，必适轮辕；一善可经，每加奖进。庶六合之内靡然同风，四科之门咸能一贯。何兹意之缅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举人深乖宿望。朕之所问，必正经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独鉴未周，必资佥议，爱命朝贤三事，精加详择；咸以为阙于聚学，莫可登科。其怀材抱器举人，并放更习学。其有不对策罗嘉茂，既是白丁，宜于剑南效力。全不答所问崔慎感、刘湾等，勒为本郡充学生之数，勿许东西。其所举官各量贬殿，以示惩诫。”是通场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废此科，且黜落之举人犹称为“卿等”，既无峻切之文，亦不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宋史·仁宗纪》：“嘉祐二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治谋录》曰：“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祐二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阮汉闻言，以张元而罢殿试之黜落，则惩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而后可。”
宋初，约周显德之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殿五举。诸科初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今之科场有去取而无劝惩，故不才之人得以旅进。而言此者，世必以为刻薄矣。
《英宗实录》：“宣德十年九月，今天下岁贡生员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者，发原籍住廪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提调教官如例责状。”今岁贡廷试亦无黜落，设科取士，大抵为恩泽之涂矣。
《唐书·选举志》“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谓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来不一。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趋向然也。”
宋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数人者，其间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涂，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迸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大学，有任子，有郡县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消。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
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弟子与寒士竞进。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之言。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子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殷士，皆及第，为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内郑朗等十四人，谓之子弟。穆宗乃内出题目重试，落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阂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会昌四年，权知贡举左仆射王起，奏所放进士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儒女婿源重，故相窦易直子缄，监察御史杨收弟严，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敕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复试，落下三人，唯放杨严一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同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任，不敢选取。”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待郎韦琮考覆，敕放及第。大中末、令狐総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垣论滈干挠主司，侮弄文法，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
后梁开平三年五月，敕礼部所放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辖，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开宝元年，权知贡举王祐摧进士合格者十人，陶穣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穣人谢，上谓侍臣曰：“闻穣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书复试，邴复登第。因下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礼部具闻复试。至太宗以往，科额日广，登用亦骤，而上下斤斤犹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昿之子宗谔、参政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世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遂罢之是也。
有人臣守法而自罢者。唐义问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欠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搢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静守道者旌耀，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是也而赵屼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今宜杜绝其源。”以此为防，犹有若秦桧子熺、孙埙试进士，皆为第一者。至于有明，此法不讲。又入仕之涂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脐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来惟闻一山阴王文端子中解元，不令赴会试者，唐宋之风荡然无存。然则宽人仕之涂，而厉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宝二年，是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命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考之。遥与晋卿苟媚朝廷，又无廉洁之操，取舍偷滥，甚为当时所丑。有张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特升甲科。会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禄山恩宠崇盛，谒请无时，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焉。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帝大怒，遂贬遥为武当太守，晋卿为安康太守，复贬倚为淮阳大守。诏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士子皆以为戏笑，或托于诗赋讽刺。”考判官礼部郎中裴杅、起居舍人张烜、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皆贬官岭外。
《石林燕语》曰：“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果鲁公之兄子见知陶穣、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己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禧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谢在杭《五杂俎》曰：“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与江陵诸子异矣。万历癸未，苏工部浚人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公少同笔砚，至相善也，然苏取之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问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后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至两败，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应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善骄骄”之叹也。
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士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其亦汉人之意也与？
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好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贞元中，陆贽知贡举，访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学士梁肃，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太和初，礼部侍郎崔郾试迸士东都，吴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辞》，请以第一人处之，传》，此知其贤而进之也。张昌龄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对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举进士，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罗隐有诗名，尤长于咏史，然多讥讽，以故不中第。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陈彭年传》言：“景德中，彭年与晁迥同知贡举，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命彭年与戚纶参定，多革旧制，专务防闲。其所取者不复选择文行，止较一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宋白传》言：“初，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谤主司。白知贡举，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后居近待，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盖为白设也。”《山堂考索》同。盖昔之取士，虽程其一日之文，亦参之以平生之行，而乡评士论一皆达于朝廷。故《王旦传》言：“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彭年皇恐而退。”而范仲淹、苏颂之议，并欲罢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渐复两汉选举之旧。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为数百年之成法，无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后之人主非有重门洞开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张之矣。《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后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并贬降。”是进一不肖之人，考试之官皆有责焉。今则藉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无由知其人也。”是教之崇败行之人而代为之追其罪也。
《容斋四笔》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韩文公《与词部陆员外书》曰：‘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问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迸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此四者皆可以当首荐而极论者，期于有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宏。尉迟汾、李绅、张后馀、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馀则王皆与谋焉。陆相待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按《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惨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傪，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妃、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三年，又放张后馀、张弘。皆与《摭言》合。
《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辞，深昧求贤之意也。及试进士，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引贡生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
《舒元舆传》“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因上书言：‘自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罗棘遮截，疑其为好，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言‘国朝校试，穷微探隐，无所不至，士至露顶跣足以科场，此先辈所以有投椠而出者。然狡伪之风所在而有，试者亚，而犯者众，桁杨之辱不足以尽辜。如主司真具别鉴，怀藏满箧，亦复何益？故搜索之法，只足以济主司之所短，不足以显才士这所长也。’”
今日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好之法有馀。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刘挚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有君于长者之行应于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将以小人自为矣。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诚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而治具张，不难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简之法虽严，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礼。放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从之。”
朱子论学校科举之弊，谓：“上以盗贼待士，士亦以盗贼自处。鼓噪迫胁，非盗贼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见矣，汉唐之事岂难仿而行之者乎？”
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庭，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所以时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议，今日以往，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登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颜、闵、游、夏等并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会。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及目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刘克庄《跋陆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为京教，考浙漕试；明年考省试。吕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与成公往还真迹，大父则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则云‘拜覆著作丈’，时犹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寻其言，盖宋末已有先生之称。而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唐时风俗之敝，杨复恭至谓昭宗为门生天子。唐崔佑甫议，以为自汉徐孺子于故举主之丧，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则厚矣，其于传继非可也，历代莫之非也。汉书·樊儵传》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当时即有此说。近日张荆州九龄又刻石而美之。于是后来之受举为参佐者，报恩之分往往过当，或挠我王宪，舍其亲戚之罪负，举其不令子孙以窃名位，背公死党，兹或近之。时论从而与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夫参佐之于举主，犹蒙顾盼之恩，被话言之奖，陶熔成就，或资其力，昔人且有党比之讥。若科场取士，只凭所试之文，未识其名，何有师生之分？至于市权挠法，取贿酬恩，枝蔓纠连，根抵磐互，官方为之浊乱，士习为之颓靡，其与汉人笃交念故之谊抑何远哉！
《风俗通》记弘农太守吴匡，为司空王琼所举。班诏劝耕，道于渑池，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载辇车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而猥顾私恩，做狠自遂。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司空袁周阳，举苟慈明有道；太尉邓伯条，举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齐衰。若此类者非一，然苟皆通儒，于义足责。或举者名位斥落，子孙无继，多不亲至。然则隆情由乎显阀，薄报在乎衰门。此又私恩之一变，古今同慨者矣。
《后汉书》“周景为河内太守，好贤爱士。每至岁时，延请举吏人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克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南，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偏积一门？”是二公者，在人情虽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则有公私之别矣。
《记》言：“赵文子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呜呼！吾见今之举士者，交利而已，属子而已。
《杂记》曰：“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此虽前仕管氏，亦以举主而服之，然孔子以为有君命则可，盖亦有所不尽然之辞。
今人以同举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然？”穆宗欲诛皇甫铺，而宰相令狐楚、萧悦以同年进士保护之矣。按汉人已有之。《后汉书·李固传》云：“有同岁生，得罪于冀，”《风俗通》云：“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又云：“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又云：“萧令吴斌，与司让韩演同岁。”《三国志·魏武帝纪》云：“公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汉《敦煌长吏武班碑》云：“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追惟昔日同岁。”《郎署考廉柳敏碑》云：“县长同岁健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岁举吏。”其云同岁，盖即今之同年也。私恩结而公义衰，非一世之故矣。
先辈乃同试而先得第者之称。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大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一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者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摧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故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由此也。今考《吴志·阐泽传》言：“州里先辈丹阳唐固，修身积学。”《薛综传》言：“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晋书·罗宪传》言：“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复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人常忌、杜轸等。”是先辈之称，果起于三国之时。而唐李肇《国史补》谓互相推敬谓之先辈，此又后人之滥矣。
郑氏《诗·采薇》笺曰：“今蔽生矣，先辈可以行也。”是亦汉未人语。
史言开元以往，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邵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大多，用人太骤，不听。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紧县尉；判人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人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上今代则一人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由。所以一第之后，尽弃其学，而以营升纳贿为事者，以其得之浅而贵之骤也。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远矣。
《儒林公议》言：“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黻，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今代状元及第之荣，一甲翰林之授，权舆于是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进士释褐，不试吏部，一也；献文得旨，召试除官，二也。今炫文之途已革，而入官之选尚轻，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
宋时有所谓特奏名者。开宝三年三月庚戌，诏礼部阅进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司马浦等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谓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余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学。故天圣之诏曰：“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而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别无所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当日之论如此。《语》不云乎：“及其老也，戒这在得。”故有杖乡之制以尊高年，至仕之节以养廉耻。若以宾王谒帝之荣，为闵老酬之具，恐所益于儒林者小，而所伤于风俗者多。养陋识于泥途，快膻情于升斗。岂有赵盂之礼绛人，穆公之思黄发，足以稗君德而持国是者乎？况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岂可使断断于阙里之旁，攘攘于桥门之下？宜著为令，凡中式举人，年至六十者，赐第罢归，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许再上。不但减百千默货之人，亦可以劝二三有耻之士，”
汉献帝初平四年，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皓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文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较书。此皆前代季朝之政，当丧乱之后，以此慰寒畯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实录》：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礼部尚书胡淡奏：“北京国子监生及见拨各衙门历事者，请令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给事中，公同监官拣选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貌陋不堪者，皆罢为民。”上从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国子监生亦准此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奏：“拣择吏员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狠不谙文移者，皆罢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礼部奏：“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试，其中者人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宣庙精勤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后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记》曰：“四十曰强而仕，七十曰老而传。”是人生服官之日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史课笺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监四年，令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今则突而弁兮，已厕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补官常，徒隳士习？宜定为中制，二十方许应试，三十方许服官。年至六十，见任官听其自请致仕，无官之人一切勒停。是虽蚤于占《记》之十年，要亦不过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复有三年大忧及期丧不得选补之曰，则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营竞之俗。
洪熙元年四月庚戊，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言：“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宜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人试。”上虽嘉纳，而未果行。今则积习相沿二三百载，青云之路，跬步可阶。五尺之童，便思奔竞。欲以成人材而厚风俗，难矣。
汉成帝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古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遵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仁宗时，方以科举取士。虞集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学士，狠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日师，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为成德之君子者，身师尊之，以教于其郡邑；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当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而不可速得；若其次之三言，则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则亦不过以资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学官为糊口之地，教训之员名存而实废矣。”明初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始准会试不中式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县老人贺炀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熔士类。奈何郡邑学校师儒之官，真材实学者百无二三，虚靡廪禄，狠琐贪饕，需求百计，而受业解惑莫措一辞。师范如此，虽有英才美质，何由而成？至于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岁年，桃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监学，侵寻老耋，授以一官。但知为身家之谋，岂复有功名之念？是则朝廷始也聚群鸮而饮啖，终也纵群狼以牧人。苟不严行考选，则人材日陋，士习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调学校例考之。
太仓陆世仪言：“今世天子以师傅之官为虚衔，而不知执经问道；郡县以簿书期会为能事，而不知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充数，而不知教养之法；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而不知圣贤之道。慑捷者谓之才能，方正者谓之迂朴。盖师道至于今而贱极矣，即欲束脩自厉，人谁与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当有品级，惟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德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至其官服亦不可同于职官，当别制为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中之类，仍以乡、国、天下为等。庶师道日振，儒风日振，而圣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黄祖爵言：“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乞访其学行修明，孝友纯笃者，县荐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异者，州以名闻，是亦乡举里选之意，”而朱子亦云：“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论即已及此。
《孟县志》曰：“高皇帝定天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置师一人或二人，必择经明行修者署之。有能举其职而最书于朝者，或擢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职。英宗以后，始著为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例录天下岁贡之士为之，间有由举人、进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县长官及监司之临者，率以簿书升斗之吏视之，不复崇以体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气易衰。即有一二能诵法孔子，以师道闻，而得荐擢者，亦不过授以州县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滥，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禄之也太轻，无怪乎教术之不兴，而人才之难就矣。”
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梁武帝所谓“驱迫廉捴，奖成浇竞”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养士而兴贤矣。
《山堂考索》言：“武学置于庆历三年，阮逸为武学谕。未几省去，熙宁复置，选知兵书者判武学，置直讲，如国子监。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实录》：正统六年五月，从成国公朱勇等奏、以两京多勋卫子弟，乃立武学，设教授、训导、如京府儒学之制。已而武生渐多，常至欺公挠法，正德中，钱宁已嗾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劾杨一清矣。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殴御史郭维，经掌都察院张延登奏黜，是则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贻之害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大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把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分文武为二途，轻天下无全才矣，古之学者，文武皆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大公但以祀帝王庙，去武成王号，罢其旧庙。’于是勋戚子孙袭爵者习礼业于国子监，被选尚主者用仪制主事一人教习。”文事武备统归于一，呜呼，纯矣。
宋刘敞《与吴九书》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缝掖之人，居则有序，其术诗书礼乐，其志文行忠信，是以无鄙倍之色，斗争之声。犹惧其未也，故贱诈谋，爵人以德，褒人以义，轨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日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贰心，是以其教而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未闻夫武学之科也。夫缦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按剑而疾视者，此所谓勇力之人也，将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其可得不为其容乎？为其容可得，无变其俗乎？而况建博士之职，广弟子之员，吾恐虽有智者，未能善其后矣。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骛，于是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虽私议巷说，有司不及，然风俗犹以是薄，祸乱犹以是长，学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忧而辩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吾所甚惑也。”
因勋卫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学，仍宜以孔子为先师，如前代国学祀周公，唐开元改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学，而况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学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言：“古者庙必有学，受成、献馘于中，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今本学见有空堂数楹，乞敕所司，改为文庙。”可谓得礼之意。
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我国家春享先师后，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脩既行，筵肆乃设，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讲抗犊，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东，小司成率属列于西。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大学长序卿大夫、子孙自其馆，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其馀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没阶云来，即席鳞差，攒弁如星，连襟成帷。”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经学广而师儒重。今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而其人亦自弃，不复名其业，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昔王粲作《儒吏论》，以为先王博陈其教，辅和民性，使刀笔之吏皆服雅训，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汉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后汉奕巴为桂阳太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吴顾邵为豫章太守，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而梁任昿有厉吏人讲学诗。然则昔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
东京之盛，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贞观之时，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岂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陈其殷，置其辅。”后郑氏曰：“殷，众也。谓众七也。辅，府吏，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辅，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则人知自重矣。
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何其多邪，盖通从史而尽列之，当时犹于其问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势然尔。”
《元史·顺帝纪》：“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后讲习经史。”其时朝纲己弛，人心将变，虽有此令，而实无其益。是以《太祖实录》言：“科举初设，上重其事，凡民间俊秀子弟，皆得预选。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
又诏：“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
然而尝与群臣言，元初有宪官疾，吏往候之。宪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宪官悟其意，他日见吏谢之。吏曰：“某为属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理体。”是则此辈中未尝无正直之人，顾上所以陶熔成就之者何如尔。
陆子静尝言：“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能于分别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史、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出身，其与迸士不甚相远也。后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员之与科第高下天渊矣，故国初之制，谓之三途并用。荐举，一途也；诏罢举保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以言者谓其奔竞冗滥，无稗实用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或以科与贡为二途，非也。
永乐七年，车驾在北京，命兵部尚书署吏部事方宾，简南京御史之才者召来，宾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问其出身，宾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常识，达治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遂黜秉等为序班，谕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谕吏部：“往时选用严慎，吏员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满岁以千计，不分贤否，一概录用，廉能几何？贪鄙塞路，其可不精择乎。”
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二郡守，并有贤名，而徐烯、万棋皆累官至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