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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世，兄终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庙制何。《商书》言“七世之庙”，贺循谓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唐书·礼乐志》：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庙，睿、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乃议复祔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入太庙。”礼官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颍川，后皆复祔。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后之主当置别庙。”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何休解《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谓：“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据大祫如此，则庙中昭穆之序亦从之而不易矣。鄞万斯《大本之立说》谓：“庙制当一准《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为父死子继之常也，则一庙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为兄弟相继之变也，则同庙异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观《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明堂皆五室，则知同庙异室，古人或已有通其变者，正不可指为后人之臆见也。《记》曰：‘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然则贺循之论，可为后王之式矣。”
《左传·昭十九年》：郑驷偃卒，生丝弱，其父兄立于瑕。子产对晋人谓：“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是叔父继其兄子。唐宣宗之为皇太叔，盖昿于此矣。
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乃行亲献。可谓得《春秋》之意者矣。
《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犹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后代并因之矣。
《曲礼》：“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或举武王为难，郑康成答赵商曰：“周道之基，隆于二王，功德繇之，王迹兴焉，不可以一概论也。若夏禹、殷汤则不然矣，”据此，则汉高帝于太上皇尊而不谥，乃为得礼。其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当亦号而非谥也。
魏孝庄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或表谏曰：“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春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所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盛权，景、文二王，实倾曹氏，故晋武继文祖宣，于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祫秂失序，致讥前经。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复将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若去帝称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不纳。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与此正同，袭典午之称名，用孝庄之故事，盖并非张桂诸臣之初意矣。
汉惠帝从叔孙通之言，郡国多置原庙。元帝时，贡禹以为不应古礼。永光四年，下丞相韦玄成等议。以“《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后魏明元贵嫔杜氏，魏郡邺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立后庙于邺。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曰：“妇人外成，礼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使可罢祀。”是古人罢祖宗之庙而不以为嫌也。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后汉和帝号穆宗，安帝号恭宗，顺帝号敬宗，桓帝号威宗；桓帝尊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曰敬隐皇后，顺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邕议：“孝和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正。据礼，和、安、顺、桓四帝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谥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准礼，不合称宗。”于是停义宗之号。是古人除祖宗之号而不以为忌也。后世浮文日盛，有增无损。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壶，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未，奸臣窃命，列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自此宗庙之广，谥号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议矣。
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唐王彦威所谓“叔世乱象，不可以训”者也。
汉人追尊之礼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巨鹿都尉、南顿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汉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议也。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为隐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厚。后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复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
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然谥之曰昭，亦但取其习于威仪尔。《谥法》：“容仪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复；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见弑于其臣，是昭非飨国克终之谥也。此外齐、晋、曹、许皆有昭公，亦无可称。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见杀。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始以为美谥。而唐之昭宗亦见弑。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无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唐代宗追谥其弟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
《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
《竹书纪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唐玄宗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庙之礼，人臣不敢轻议。然窃以为两庙二主，非严敬之义。盖《唐书》所谓王屿缘生事亡，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王，辽府有句容王，韩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輗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此皆赤畿县名，而以为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齐书》：文惠太子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庚昙隆启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未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寓，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杨州，王畿故也，岂有以神皋赤县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时封国大小之名，皆有准式。而陆务观谓：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此二县，以为司封之失职，有明则草略殊甚，即郡王封号，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县，或以占县，或但取美名，初无一定之例。名之个正，莫甚于此。
《旧唐书》：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内出宣旨：“奶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中出门下秦曰：“臣闻周制宫职，夫人只例三人。汉氏后宫之号，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至于列妾，纵称夫人，亦无裂土割郡之号。以胡组、郭徵卿保养宣帝之功，子孙但受厚赏，而无封爵。后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则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师。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元帝之功，赐号保圣君。初非爵邑，但择美名。至高齐陆令萱，以乾阿奶授封郡君，寻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高氏为修国夫人。封爵之失，始自于此。后睿宗下诏，封玄宗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历载以来，浸为讹弊。伏以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高祖、太宗旧章，行往代贤君故事，今则宣受乳母为郡夫人，窃意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者，得不对室家而惭于所命之爵乎？臣等参详奶婆杨氏、王氏，虽居湿推燥，并彰保养之勤；而胙土分茅，且异疏封之例。况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亚列妃嫱，供奉左右。岂可以嫔御之号增荣于阿保，揆之典礼，良有乖违。其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望赐号福圣君，第二王氏望赐号康圣君。”从之。当国命赘旒、权臣问鼎之日，而执议若此。有明自永乐中，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列宗因之，遂为成例，而奉圣夫人客氏遂与魏忠贤表里擅权，甚于汉之王圣矣。
《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其时无所谓圣节也。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寮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仍编为令。从之。十八年闰六月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此节名、醫宴之所起也。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力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自后相沿以为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德宗贞元十二年，复命以儒士参之。此斋醮之所起也。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诞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计二十馀万。自是岁以为常，后增至百馀万。此进献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敕以“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虽置斋会，惟对王源中等暂人殿。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诞日斋会，本非中国教法。臣伏见开元十六年张说、源乾曜请以诞日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昌期，颇为得礼。”上深然之。宰臣因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从之。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会宴蔬食，任陈脯酿，永为常例。”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其延英奉筋权停。”自是武宗为庆阳节，宣宗为寿昌节，懿宗为延庆节，信宗为应天节，昭宗为嘉会节，哀帝为乾和节。然则此礼创于玄、文二宗，成于张说、源乾曜、路随三人之奏，而后遂编于令甲，传之百代矣。
《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吴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钅彖。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大曲水楔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缓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毂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
《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羡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勋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后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醫，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
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概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曰，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而已葬之后，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计之，则亦百徐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至于臣庶之丧，不为制礼，而听其自行，或厚或薄。然三年之丧，其能行者鲜矣，史书所记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涉父死，行丧家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铫期父卒，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鲍昂处丧，毁瘠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薛包为父及后母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此从其厚者矣。翟方进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此从其薄者矣。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袁绍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阳长，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此失之前而追行于后者矣。薛宣为丞相，弟修为临淄令，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门之内，而厚薄各从其意者矣。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而应劭言：“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是其所以训之臣庶者，未尝不以三年为制也，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己久废。文帝乃特著之为令，以干百姓之誉，而反以蒙往代无穷之讥。至唐玄宗、肃宗之丧，遂改为初崩之后二十六日。盖变而逾短，而亦不无追咎夫汉文之作俑矣。
《晋书·羊祐传》：文帝崩，祐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后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
后秦姚兴母她氏卒，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兴从之。若傅玄、羊祐之见，其不及姚兴之臣远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样。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禅。禅，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禅，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庙后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真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忙胃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鞓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圣王之遗意，而立为中制者。
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日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祔庙之后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禅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仓陆道威尝创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谓：嗣君及勋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绝，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扦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眼之差，庶儿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说，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繐衰裳，牡麻绖，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苟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
济阳张尔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枢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人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人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枢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今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
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穣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或疑未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往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
朱子自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内筑坛壝，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字塑像，则礼制合经，神只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濙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烙《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把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低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诛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穣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逮、何休、上肃、王粥、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胃。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把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地也。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祐元年，进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未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棒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
陆道威著《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馀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
《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后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把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囊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祀违札。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唐书·黎斡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斡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