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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纇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纇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汙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祐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著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为眛厔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閐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濙，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濙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濙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謕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这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
江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效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效关，污秽钟于辇毂。《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瞔言顾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谓与？
《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周礼·野庐氏》：“比国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这政也人矣。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几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栗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历以后，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呜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后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径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阕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读视诸侯。谓之读者，独也，以其独人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读。”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读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请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人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时，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日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日所求之功大于禹。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烁者，将在今淮、泅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于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烁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日决、日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决，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了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后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
因河以为槽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