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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袭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札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科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划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时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新河县。地；清河、威县之间，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邹县，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右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名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佗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佗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张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管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刺、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用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嬴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这不杏劝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匀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升五勺。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第，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识，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为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识。”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难致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
“析因夷雝”，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时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閒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上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