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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进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縦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縦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贼，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降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叛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洛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毫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耻，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邓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幹。’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远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曰：“分疆设都，盖资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正七品，丞薄如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后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矣。◎府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薄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王明清《挥麈录》曰：“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自颍王升储，升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定州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唐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职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刑州巳升安国军，遂以刑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升庆国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又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又以太宗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德诸府，皆以藩拥麾之地也。”《玉照新志》曰：“徽宗尝封遂宁郡王，升遂州为遂宁府；尝封蜀国公，升蜀州为崇庆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如滁、和、泽、沁、郴、靖、邛、眉之类，犹以州名。又有隶府之州，特异其名，而亲理民事与县尹无别。”县之隶于州者，则既带府名，又带州名，而其实未尝管摄于州，体统乖而名实淆矣。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者乃称府焉，岂不画一而易遵乎？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夫职听论，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为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蒵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赵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祥，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斡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爱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笃，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
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病县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之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霅溪李明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盖县令之职犹不下鋟，而小民得以安其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而后大坏。然则鸣琴载星有天下者，宜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置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而文帝之诏，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近世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其与太祖设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四月，词讼，把持官府。累经整饬，而其患少息，然未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亡矣。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也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数也，法用方。
《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则已。”帝乃大陪。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功曹岑蛭，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而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又其变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而吏治因之大坏矣。
《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庚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从，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豨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圣，比屋可封。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坎复增多。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阿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居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贬未明，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特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
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矣。”
《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浪，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悄，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旧唐书》：“许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笔，子儒但高枕而臣，语缑直云‘平配’。由是补授失序，传为口实。”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著令也。
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恶之，谓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夫身为大臣，而有甘临之忧，系遯之疾，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
谢肇渏曰：“从来仁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
又曰：“国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婚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更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天下便之。
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丛脞而不胜，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事不可为矣。
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徵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是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阘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弊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
于慎行《笔麝》言：“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患中人请托，难于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职，而无所秉成，亦已陋矣。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士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中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有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时之敝，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为敝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敏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群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颍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议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云中，以宋瓃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宋时此法犹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券者也。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于后魏崔亮。今读亮本传，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传曰“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产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史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惟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观其答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惮，而不复前王之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呜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欤？
《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亲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这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本于光庭也。”
宋孙洙《资格论》曰：“三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贤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贤才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岁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增累考级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今夫计岁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斗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衣而群争诉矣。其甚者或怀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几耳。故曰：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爱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然而行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者也。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资格之弊，流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事抚弊，百吏废驰，法制颓烂决溃而不之救也。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婚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入考者为优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
金章宗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张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绵非常之材与？”
宋叶适论铨选之害曰：“夫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贤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窃怪人主之立法，浑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贤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铨选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也。处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与之以甄别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为是官，噤舌拱手，四顾吏胥，以问其所当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当守此法而已。嗟夫，岂其人这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为鼓舞群动之具，与夺进退，以叙天下，何忍袭数百年之弊端，汨没于区区坏烂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则治道安从出，而治功安从见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今之所循者春衰乱之余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复也。”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这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诘，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小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这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薄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薄尉，自薄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薄，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菜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邪？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魏书·元修义传》：“迁吏部尚书。时上党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赵憬审官六议，遂有人少阙多、人多阙少之语。而崔湜以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至逆用三年员阙。今狐唅在吏部，杨炎为侍郎，至分阙，以恶阙与炎。其名相传，至今不改矣。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奏：‘兵戎未息，仕进颇多。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选也。
《大唐新语》：“刘思立为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谓载能振理风俗。自今言之，不过索一丁忧之阙，亦何至见摈于清议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亲未死而设为机阱以谋夺其处，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愿后之持铨衡者常以正风俗为心，则国家必有得人之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