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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仅举数例即可说明，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是彻底不相往来的。1919年，荷兰史学大家约翰·赫伊津哈出版了自己研究14、15世纪文化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该书借鉴了一些社会人类学家的观点（Bulhof 1975）。而在1929年，新创刊的《社会经济史年鉴》编委会中，就包括政治地理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及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939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发表了他深具历史意识的商业周期研究，而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亦出版了如今被公认为经典的《文明的进程》。1949年，毕生倡导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关联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发表了一部著作，研究昔兰尼加（Cyrenaica）的赛努西教团（Sanusi）的历史。
无论如何，到了20世纪60年代，如涓滴之水的例证汇成了溪流。仅举其中最为知名的数例，诸如萨缪尔·N.艾森斯塔德的《帝国政治体系》（1963）、西摩·M.李普塞特的《第一个新国家》（1963）、查尔斯·蒂利的《旺代》（1964）、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以及埃里克·沃尔夫的《农民战争》（1969），这些都表达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理论家与社会史学家之间的共同使命感（Skocpol 1984：85—128；D. Smith 1991：22—25，59—61）。
自那以来，这一趋势依然延续。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类学家，尤值一提的是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80）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85），在他们有关巴厘岛、夏威夷等地方的研究中都贯彻了历史的向度。一批英国社会学家，特别是厄内斯特·盖尔纳、约翰·霍尔和迈克尔·曼，复兴了18世纪追求“哲理性历史”的规划：秉承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研究世界历史的传统，旨在“区分不同的社会类型并说明类型之间的转变”（J. A. Hall 1985：3；参看Abrams 1982）。与此等量齐观的，还有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研究自1500年以来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
人们已经提出“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出现频率低得多的）“历史经济学”等术语，既描述历史学融入这些学科，也刻画后者被应用到史学研究（Kindleberger 1990）。如此会聚到同一学术领域，有时会导致边界争端（比如历史地理学的终点何在？社会史的起点又在哪里？），甚至会攒出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现象，但这种会聚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共同的事业中践行不同的技能和看法。
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日渐密切，原因显而易见。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益加剧的社会变迁几乎是逼迫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予以关注，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最初做田野调查的地区，发现它们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发生了转型。那些研究人口爆炸的人口学家，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及工业发展条件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发现自己研究的其实是随着时间流逝的变迁，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历史；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考察范围被引向更遥远的过去。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大规模转移，从传统的政治史（叙述统治者的作为和政策）转向社会史。诚如一位批评这一潮流的论者所言：“原本居于这一专业中心的东西现在沦落到边缘了。”（Himmelfarb 1987：4）原因何在？或许得有一种社会学角度的说明。许多人为了在社会骤变时期确定自己的方向，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寻根溯源，更新自己与过去，尤其是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过去的联系，这里的共同体包括他们的家庭、城镇或村庄、职业，以及他们的族群或宗教团体。
本书序言表明，无论是一些社会史学家的“理论转向”，还是一些理论家的“历史转向”，都应大力欢迎。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一篇名文中既尖锐抨击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又辛辣批评了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而培根推崇的典范是蜜蜂，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他的寓言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史，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及社会研究的历史。没有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当下。
当然，史学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可能。有的历史学家接受某种理论，并尝试在自己研究中遵循它，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如此。这种努力本身具有某些张力，但有时也会结出硕果。有关实例，不妨看看爱德华·汤普森的思想历程，他有时自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者”（Kaye and McClelland 1990）。
其他的历史学家是对理论感兴趣，但并不被其所束缚。他们运用理论来意识到问题，换言之，是要发现问题，而非找到答案。比如说，一些历史学家读了马尔萨斯之后受到推动，即使不接受后者的观点，也会去考察人口与维持生存手段之间变化不居的关系。这种对于理论的兴趣丰富了史学实践，在最近这一代人身上尤其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指出，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学术黄金时代。正像学术活动史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解决旧问题的尝试本身又带来新问题。其实，已经有人提出，用“会聚”来描述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用词不当，因为它“太简单、太空泛，不能准确地表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Abrams 1982：4）针对这种异议，有人也许会回应说，会聚其实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术语，它只是表明双方正在相互接近。它根本不表示有什么相遇，更没有表示共识。
事实上，和解有时也会招致冲突。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塞的著作《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1959）分析了19世纪早期兰开夏郡织工的家庭结构和工作状况，并在此过程中间接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可此书的出版却引发了爱德华·汤普森的愤怒，后者指斥“社会学”无法理解“阶级”这个术语指的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进程（E. P. Thompson 1963：10；参看D. Smith 1991：14—16，162）。
过去几年中，有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好像是平行铁轨上的两列火车背道而驰，而不是相向而行。例如，当历史学家发现功能说明时，人类学家却已开始对这些感到不满（Thomas 1971，以及H. Geertz 1975的评论）。反之，当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事件的重要性，许多历史学家却已经摒弃“事件史学”而转向研究潜在结构（M. Sahlins 1985：72）。
参与竞争博取关注的理论种类前所未有地多，这使得局面更为复杂。例如，社会史学者不可能只将注意力局限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他们至少还需要考虑其他形式的理论是否有可能与自己的研究相关。地理学是一位古老的盟友，但也是近些年来迅速变化的学科，历史学家从中可以学到，要更加重视空间或“场所的力量”，无论他们研究的是城市、边疆还是社会及文化“流动”（Agnew and Duncan 1989；Amin and Thrift 2002）。此外，文学理论在影响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同时也影响了历史学家，所有的人都愈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本中存在文字惯例，他们遵循着这些规则，却不曾认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White 1973；Clifford and Marcus 1986；Atkinson 1990）。
我们正处在一个界限模糊、学术边界开放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既让人激动，也令人困惑。不但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且在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征引米哈伊尔·巴赫金、皮埃尔·布尔迪厄、费尔南·布罗代尔、诺贝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和克利福德·格尔兹。而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乃至其他群体之间，兴起某种共同话语，也正在此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内部，实际上是每一门学科内部，共同话语也渐趋衰微。
甚至就像社会史之类的分支学科，如今也面临着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危险，一方关注大趋势，另一方注重小规模的个案研究。尤其在德国，两方过去和现在都处于冲突之中，一方是所谓的“研究社会的历史学家”（societal historians， Gesellschaftshistoriker ），比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另一方是“微观历史”的践行者，像是汉斯·梅迪克。
尽管存在这种分裂的趋势，但依然能明显看出，有众多关于模型和方法的根本争论波及不只一门学科。下一章的宗旨就是来讨论这些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