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过去的摈弃

涂尔干于1917年去世，韦伯于1920年去世。出于各种原因，新一代社会理论家背离了过去。

吸引经济学家的有两种恰好相对的方向。其中一些人，比如法国的弗朗索瓦·西米昂、奥地利的约瑟夫·熊彼特，俄国的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通过收集历史统计数据来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周期。而在这种对于过去的兴趣中，有时还夹杂着上文提到斯宾塞时说起的那种对于历史学家的蔑视。像是西米昂就曾发表过一篇引起论战的文章，抨击他所谓的历史学家这种部落崇拜的三样“偶像”：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及编年史偶像，摈斥他和另外一些人首先命名的“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学”（事件史， 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并以一项关于亨利四世时代法国工业的研究为例，强烈反对把经济研究纳入政治框架的倾向。而他自己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则包括了扩张与收缩的阶段更替，或者按照他的叫法，A阶段与B阶段的更替（Simiand 1903）。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背离过去，趋向于一种以纯数学为样板的“纯粹”经济理论。研究边际效用和经济平衡的理论家越来越无暇顾及古斯塔夫·施莫勒及其学派所用的历史方法。一场著名的“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使这一专业分化为两种极端：历史主义者和纯理论家。

此外，各路心理学家，像是《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的作者让·皮亚杰，《格式塔心理学》（1929）的作者沃尔夫冈·柯勒，都转向不适于研究过去的实验方法。他们摈弃了图书馆，代之以实验室。

与之相似，社会人类学家不再阅读旅行家、传教士和史学家的相关报道，而是发现了对其他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的价值。例如，弗朗兹·博厄斯曾经对夸扣特尔多次作长时间探访（Boas 1966）；A. R.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从1906年至1908年生活在（孟加拉湾内的）安达曼群岛，以便研究当地的社会结构；而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在1915年至1918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新几内亚附近的）特罗布里恩群岛。

也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极其强硬地主张，田野调查是首屈一指的人类学方法。他声称：“人类学家必须舍弃他那些舒适的位置：传教营地、政府机构或种植园主居所的凉台上的长椅。”只有深入乡村，踏足“田野”，他才能“了解本地人的观点”。以马林诺夫斯基为榜样，田野调查成为每一位人类学家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Stocking 1983）。而社会学家也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而不是凉台上的长椅），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

若要寻找转向当下——就像历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称的“社会学向当下的退却”——的生动事例，不妨看看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它在芝加哥大学创立。它的首任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求学德国时，既师从过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也跟经济史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学习过。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罗伯特·E.帕克的领导下，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转而研究当代社会，尤其是研究他们自己所在的城市，它的贫民窟、犹太区、移民、帮派、流浪汉等等。帕克写道：“博厄斯和洛威这样的人类学家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时所使用的那种耐心细致的观察方法，如果用于考察芝加哥的小意大利区（Little Italy）或下北区（Lower North Side）盛行的习俗、信仰、社会惯例以及整体生活观念，甚至可能更有收获。”（Park 1916：15；参看Matthews 1977；Platt 1996：尤其是第261—269页）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是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有针对性选择的受访者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分析。调查研究成了美国社会学的支柱。社会学家们得出自己的数据，并认为过去“对于我们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基本上无关紧要”（Hawthorn 1976：209）。

对这种牺牲过去转而研究当下的变化趋势，或许可以给出几种不同的说明。社会学本身的重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而在美国（尤其是在芝加哥），与欧洲相比，过去并不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那么明显。社会学家也许会辩称，对过去的摈斥，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越来越自成体系、越来越专业化脱不开干系。这些领域里的研究者与历史学家一样，在这段时间也纷纷开始创设各自的专业学会和专门期刊。要形成新的学科认同，就必须摆脱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而获得独立。

另一方面，观念史学家也许会强调一种学术趋向，即“功能主义”的兴起。在18和19世纪，对于习俗或社会制度的说明通常是从历史的角度给出的，使用的是“扩散”、“模仿”或“进化”之类的概念。这种历史大多是思辨性或“臆测性”的。受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启发而找到的新的替代选择在说明这些习俗和制度时，看的是它们在当下的社会功能，是每一个要素对维持整体结构所做出的贡献。基于有关物质世界或人体的模型，社会被构想成一个均衡（equilibrium）系统（均衡是帕累托爱用的术语）。而在人类学领域，这种功能主义立场被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所采纳，后者摈斥过去，视之为“业已彻底完结的东西”，与社会的实际运行毫不相关（Malinowski 1945：31）。

很难说是田野调查的普及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者的习语，你就会说，新的说明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契合”。遗憾的是，它们也强化了社会理论家对过去丧失兴趣的倾向。

当然，我本意并不是要抹杀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或数理经济学之类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这些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在它们的时代很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是针对早先理论和方法确实存在的缺陷所做出的回应。例如在研究当代的部落社会时，与先前那种思辨性的进化历史研究相比，田野调查提供的事实基础要可信得多。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进展，就像以兰克为代表的那种史学风格一样，也自有其代价。新兰克派历史学家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在方法上比前人更严格，但格局也更为狭隘。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他们没有能力以与新的专业标准相匹配的方式去处理，就会忽略不计，甚至有意排斥。但是，注定迟早会出现精神分析学者所说的那种“被压抑者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 Vz11IRYu35IJfH2CVlcdqrKgasPhd7ecHLgZtVDeSMUSbI3KXaNHbmnj8UPAo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