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聋子之间的对话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其他人尤其如此）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邻居。他们当然是智识上的邻居，因为两个学科的从业者都（像社会人类学家一样）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言，他们不同于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或者政治研究或宗教研究领域的专家。

社会学可以定义为对作为单数的人类社会所作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做出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作为复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所作的考察，侧重于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历时而变的情形。这两种思路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更为可取。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发现某一社会在哪些方面独具一格。变化会逐渐结构化，而结构又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有些社会学家所称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过程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Giddens 1979，1984）。（亦参下文边码第140页）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机会使对方摆脱不同类型的局部主义（parochialism）。历史学家很可能陷入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局部主义，他们通常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区域，逐渐会把自己的“区域”看作是完全独特的，而不是看成一系列在别处均有类似表现的因素的独特组合。社会理论家则是在更具比喻性的意义上表现出局部主义，即当他们只基于当代经验对“社会”进行归纳，或在讨论社会变迁时不考虑长期过程时，就产生了一种时间上而非地点上的局部主义。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互求全责备。不幸的是，他们都往往以一种相当粗陋的刻板印象看待彼此。即便时至今日，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社会学家仍然是用粗鲁而抽象的行业黑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时空感，将个体生搬硬套塞入刻板范畴，最糟糕的是，还把所有这一切勾当说成是“科学的”；而在社会学家这一边，传统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属于业余而短视的事实辑录者，缺乏体系、方法或理论，其“数据库”之不精确，恰与他们在分析上的无能力相称。简言之，尽管双语使用者的人数不断增长——下文将讨论他们的研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仍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对话，正像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58）曾经指出的那样，往往沦为“聋子之间的对话”。

要理解为何状况若此，不妨将不同的学科看成是特色分明的职业甚至亚文化，各有其语言、价值、心态或思维风格，并由各自的培养或“社会化”过程所强化。例如，社会学家被培养成去关注或梳理一般规则，往往剔除例外的东西；而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关注具体细节，其代价就是牺牲一般模式（B. Cohn 1962；K. T. Erikson 1970）。

从历史角度来看，显然双方都犯了时代错置的毛病。直到不久前，许多社会理论家看待历史学家，还仿佛后者基本只关心叙述政治事件，仿佛19世纪史学大家利奥波德·冯·兰克那一套路数仍然大行其道。无独有偶，少数历史学家谈起社会学，还当它囿于奥古斯都·孔德的时代，还处在19世纪中期，只见宏大概括，却没有系统的经验研究。那么，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或者更一般地说，史学和理论之间，这种对立是怎样形成的？原因何在？它又是如何被克服的？原因何在？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属于历史问题，我将在下一节给出历史的回答，聚焦于西方人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三个历史时段：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20年代前后。 Vz11IRYu35IJfH2CVlcdqrKgasPhd7ecHLgZtVDeSMUSbI3KXaNHbmnj8UPAo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