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回答两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社会理论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而历史学对社会理论家又有何用处？我之所以说这两个问题“貌似简单”，是因为这种表述掩盖了某些重要的分别。不同的历史学家，或者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不同理论的用益。这些理论有的被当成一个统摄全局的框架，有的被视为破解特定问题的手段。另有些历史学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强硬地抗拒理论。将理论同模型和概念相区分，或许亦有裨益。会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的历史学家还是相对较少的，更多的人会采用模型这个词，至于概念，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区分，并不等同于历史学与社会学，或者与其他学科如社会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区分。这些领域内的一些学人做的是个案研究，理论所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另一方面，有的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会满怀热情地讨论理论议题，哪怕是在倾诉不满，就像爱德华·汤普森在其引发论争的名文中所称的“理论的贫困”（E. P. Thompson 1978）。别忘了，过去几年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产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概念，正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率先运用的。一是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一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E. P. Thompson 1991：185—258［初版于1971］；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但不管怎么说，大体上，在其他这些学科里进行研究的人使用起概念和理论，要比历史学家更频繁，更明确，更重视，也更自傲。正是这种对于理论的态度的差异，酿成了历史学家与其他学人之间的诸般冲突和误解。 Vz11IRYu35IJfH2CVlcdqrKgasPhd7ecHLgZtVDeSMUSbI3KXaNHbmnj8UPAo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