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社会流动与社会区隔

“社会流动”这个术语就像“阶级”，历史学家对此足够熟悉，针对这一主题，也不乏各种专著、会议以及期刊专号。但对社会学家做出的一些区分，历史学家或许就不那么熟悉了，至少其中有三种，在史学实践中自有其用场。其一，是社会阶梯上的上向运动与下向运动，因为对于下向流动的研究相对遭到忽视。第二种区分是个体一生中的流动（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叫“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与几代人之间的流动（所谓“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第三种区分是个体流动与群体流动。譬如说，英国的大学教授在一个世纪前享有的地位要高于他们今天的处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某些印度种姓在社会维度上表现出上升势头（Srinivas 1966）。

在社会流动的历史上还有两大问题，一是流动速率的变化，一是流动方式的变化。已经有人指出，不管研究什么时期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讨厌“他们的”社会被指为封闭或不流动的社会。尽管有个拜占庭皇帝曾经下令，所有人等应当子承父业，但似乎不曾存在过哪一个分层社会有可能实现彻底的不流动，后者意味着所有孩子，无论男女，都将享有（或忍受）和父母一样的地位。顺便说一句，还可以做一种重要的区分：男性在一个父系社会里的所谓“显性”流动，女性通过改变自己姓氏的通婚实现的“隐性”流动。

要探究某个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比较性的。例如，17世纪的英国相较于17世纪的法国，社会流动（上向流动或下向流动）率是高还是低？相较于17世纪的日本呢？相较于早前或是此后某个时期的英国本身呢？比较性的、量化的思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可能存在一些陷阱。

这类陷阱有一个实例，来自对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项研究，换言之是1368年到1911年。该研究主张，中国社会比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开放得多。中国的社会流动率异乎寻常地高，科举功名录即为明证，它提供了应试者的社会出身相关信息。然而，正如一位批评者很快指出的那样，“有关统治阶级社会出身的数据，并不能构成有关流动总量或低层民众生活机会的数据”。原因何在？因为必须考虑到精英集团的相对规模。作为精英，中国的士大夫只占人口中的很小比例。即使进入这一精英集团的渠道相对开放——哪怕这一点也充满争议——商人、工匠、农民及其他一些行业从业者的后代的生活机会也依然是很有限的（Ho 1958—1959；Dibble 1960—1961）。

针对社会流动的第二点重要追问是关于其方式，换言之，是通向顶峰的多种道路，以及有潜力的攀登者一路上遇到的不同障碍（下向流动呈现出的差异或许要少一些）。如果说赢得现世地位上升的欲望是持续不变的，那么上升的方式则是因地而变、因时而异的。

回到中国，我们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从6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举体系提供了通往皇家的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往帝国的道路。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在西方社会，你可能会问一个陌生人他父亲是谁，而在中国，你会问他通过了多少考试。科举功名是进入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手段，而在官僚体系中谋得职位，就会带来地位、财富与权力。

但实际上，这个体系并不像理论上那么唯才是举，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并没有渠道进入教授科举成功所需技能的学校。尽管如此，在前工业国家曾经发展出的量才录用的体系中，中国招录士人的体系属于最成熟精致的尝试之一，也极可能是最成功的尝试之一，它也激励了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官制度改革。（Weber 1964：第五章；Miyazaki 1963；Chaffee 1985；Elman 2000）

在这方面，能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的主要就是奥斯曼帝国，那里有苏丹征收的所谓血贡（tribute of children， devşirme ），在15、16世纪尤其如此。在这种体系中，行政和军事领域的精英集团都是从基督教臣服人口中征召而来。孩子们显然是基于其能力被挑选的，并获得了充分的教育。甲等包括最聪明的男孩，加入了苏丹王室的“御内侍从”（Inside Service），可能会做到大维齐尔（Grand Vizier）之类的要职，而乙等则进入军队中的“御外侍从”（Outside Service）。所有被征召者都被要求转为穆斯林。他们皈依帝国的主导宗教，以产生与自身文化血脉断绝关联的效果，事实上也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并因此使他们更加依赖苏丹。而由于穆斯林有义务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穆斯林，精英成员的子孙如果改宗，就必然会没有资格竞争官职（Parry 1969；Inalcik 1973）。

在前现代的欧洲，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教会。依照司汤达著名的类型划分，有才之士属于教会中的“黑色”，相较于属于军队中的“红色”，职业生涯要更为开放。农民的儿子甚至可能在教职生涯中一路做到教皇，就像16世纪晚期的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那样。顶层教士也有可能就任政府高官。比如在17世纪的欧洲，政府顶层官员中就包括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和马萨林（Mazarin）。两人都服务于法兰西国王；红衣主教克勒斯尔（Khlesl）服务于哈布斯堡皇帝；而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大主教则服务于查理一世。黎塞留来自下层贵族，但克勒斯尔是面包师的儿子，劳德他爹是个裁缝。对于欧洲的统治者来说，任命天主教僧侣，尤其是选这类人当内阁成员，好处之一就是这些人无法生育可能要求继承他们职位的合法子孙。就此而言，西欧选用僧侣，类似于奥斯曼帝国依赖血贡、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任用阉官担当高位。他们都属于素称“阉人”（gelding）的实例（Gellner 1981：14—15）。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另一种获得社会升迁的方式是模仿社会层级更高的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并投入人们常说的所谓“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5G8I5jMFUE4WPT9Y1T8mNi2QW4oI9lkEtMJIqTo1/x8ebyMsyw1UbetNEvJ6wc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