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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层这块领域，历史学家特别倾向于使用“种姓”“社会流动”之类的术语，却不曾意识到它们附带的一些问题，或是社会理论家业已发现必须做出的一些区分（参见上文边码第32页）。有一点发现其实毫不奇怪：正是那些关注工业社会的历史学家，觉得阶级模型最为有用，在英国尤其如此（马克思本人正是在这个社会著书立说，当时就有许多人使用阶级语言）。（Briggs 1960；G. S. Jones 1983；Joyce 1990；Cannadine 1998；Feldman 2002）阶级一向被视为理解现代英国史的密钥。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这个概念的用法也存在不少重大争议，尤其是出现了两大问题。首先，“阶级”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多广？适用于世界上多少地区，多少时期？其次，阶级是特定社会的一种客观特性，抑或只是强加给这些社会的思想范畴？第二个问题也适用于其他分析范畴，因此后文还将予以讨论（参见下文边码第175页）。这里需要先考虑第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阶级范畴就像历史学家采用的其他一些范畴，在行动者的模型与学者的模型之间，存在着某种表面上的契合。然而，要想更清楚地看出一种模型的长短优劣，一般需要拓展其应用范围，换言之，尝试将其应用于最初设计的领域之外。有鉴于此，讨论一些从阶级角度分析前工业社会的尝试或许能说明问题。
这类分析中有一例广为人知：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对17世纪早期法国的一些民众叛乱所作的考察。当时从城镇到乡间，从诺曼底到波尔多，此类叛乱数目可观，从1623年到1648年间尤其如此。波尔什涅夫强调，这些冲突使地主与佃户、师傅与学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对立，并把叛乱者表现为目标明确的人：他们想推翻统治阶级、终结压迫自己的那种“封建”体制。这本书被罗兰·穆尼耶等法国历史学家批评为时代错置，因为波尔什涅夫坚持在马克思的广义上使用“阶级”这个术语，来描述17世纪的冲突。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所谓叛乱就是抗议中央政府增税，而它们所表现出的冲突就是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在地方层面上，这些抗议所揭示出的并非平民与贵族、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冲突，而恰恰是他们的关联。（Porshnev 1948；Mousnier 1967，第一编；Bercé 1974；Pillorget 1975）
姑且假定上面概括的批评意见理据确凿，阶级模型无助于理解17世纪法国的社会抗议，确切说来就是无助于理解其社会结构。那么历史学家又该以何代之呢？
按照穆尼耶的讲法，针对这一分析该使用的正确模型就是三种等级（estates or orders）的模型：僧侣、贵族与其他。这种模型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当时的人自己也使用，穆尼耶就广泛引用了17世纪法国一位名叫夏尔·卢瓦索（Charles Loyseau）的律师所撰写的“等级与尊严”。这种把社会一分为三的思路得到了法律的神圣捍卫。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僧侣与贵族属于特权阶级，得享免税，而没有特权的人构成了剩下的“第三等级”，穆尼耶就此声称，波尔什涅夫试图将只适用于大革命之后时期的概念，强行用于旧制度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穆尼耶并不只是从17世纪的论著中提取他的社会理论。他还读了一些社会学家的作品，比如美国的伯纳德·巴伯（Burke 1992b）。这些社会学家所处的传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区分了“阶级”和“等级”或“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Stände），他把前者界定为由市场处境决定生活机会（Lebenschancen）的人群，而后者的命运取决于其他人赋予他们的地位或荣誉（ständische Ehre）。地位群体的位置通常是出生时即确定的，并从法律上予以规定，但也由其“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Lebenstil）予以揭示。（Weber 1948：180—194；参看Bush 1992）
马克思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他笔下的阶级，而韦伯则近乎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他眼里的等级。韦伯提出，长远来看，财产会带来地位，尽管就短期而言，“属于同一等级的人，可能既有有产者，又有无产者。”（Weber 1948：186—187）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显然源于三个等级这一传统观念，但他进一步打磨了这个概念，使之更具分析性。如此一来，用韦伯的术语分析17世纪，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循环论证。
韦伯的模型是作为对马克思模型的替代而提出的，而马克思主义随后也回应了韦伯，比如指出“地位”之类的价值观念与其说是表达了某种整体性的社会共识，不如说是支配阶级试图强加给其他每一个人的，虽说成功程度大小不等（Parkin 1971：40—47）。还不妨认为，关于特定社会的结构，有些同时代人的陈述不应被当作中立的描述，而应视之为特定群体的成员试图使自身的特权正当化。
比如说，众所周知，中世纪社会被区分为三个等级或三种职能：“祈祷者、战斗者、劳作者”，这看着非常像是使不劳作的人的位置正当化。历史学家乔治·杜比有一项出色的研究（Duby 1978），他谨慎借用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0：121—173），考察了这种三重社会区分是如何在11、12世纪的法国兴起的，并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境的角度切入，说明这种区分何以成功。
至于围绕17世纪法国社会的争论，不妨认为，穆尼耶过于轻易地接受了有关这一体系的官方观点。对卢瓦索这位律师，穆尼耶倚重之至，但前者并不是一位立场公允、不带感情的观察者。他不只是单纯描述自己所处时代的法国社会，而且在阐述观点的时候，是基于那个社会中某个特定位置的占据者的立场，即被册封为贵族的官吏的立场。需要将他的观点与传统贵族的观点加以比对，后者拒绝接受官吏对高贵地位的诉求，如果可能，也要与来自下层的对于同一个社会的观点加以比对。
事实上，马克思与韦伯力图解答的不平等问题并不一样，这使得两人之间的争论更趋复杂。马克思尤其关注权力和冲突，而韦伯感兴趣的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阶级模型已经与一种特别的社会观联系在一起，后者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冲突，团结因素倒被最小化；而与等级模型相联系的社会观，则是将社会视为本质上和谐一体，将冲突因素最小化。两种模型中都蕴含着重要的洞见，但显然有着过度简化的危险。
因此，将两种互为对手的模型视为看待社会的互补方式而非对立方式，或许更为有益，它们都高光凸显了社会结构中的某些特征，其代价是使另一些特征隐而不彰（Ossowski 1957：172—193；Burke 1992b）。等级模型似乎可能最适用于前工业社会，而阶级模型最适用于工业社会，纵然如此，将两种模型用于不相契合的情境，或许也能收获洞见。
不管怎么说，研究非欧洲社会的历史学家就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这两个互为对手的概念都源于欧洲背景。比如说，中国的士是一个地位群体还是社会阶级？是把印度种姓重新界定为一种地位群体更有用，还是把整个印度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形式更好？后一种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是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他主张，支撑印度社会中不平等的那些根本原则，尤其是纯正的原则，与其在西方社会中的对应原则不同。遗憾的是，杜蒙更进一步认为，印度与西方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是等级社会，后者是平等社会，仿佛欧洲从未存在过僧侣与贵族这样的特权等级（Dumont 1966，1977；批评意见参看Dirks 2001：54—59）。
事实上，欧洲有时也运用纯正的概念，以使某些社会群体的位置正当化。尤其是在西班牙，想要获得高贵地位，“血统纯正”（limpieza de sangre）属于官方基本要件，而在其他地方，比如法国，贵族往往把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说成是不干净的。诸如此类概念的使用就是为了防止社会流动，只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