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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有一种制度是由一套相互依赖、彼此互补的角色组成的，家庭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例证。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家庭史成为历史研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引发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其中每个群体都从其他群体那里有所获益，也都迫使其他群体对自身的预设有所修正。
在一部早期社会学经典著作《家庭的组织》（ L ’ organisation de fa famille ，1871）中，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家庭类型。一是“父权制的”（patriarchal），如今更多地被称为“联合”家庭，其中已婚的儿子依然和父亲住在一起；一是“不稳定的”，如今被称为“核心”家庭或“夫妇式家庭”，其中所有的孩子成家后都要离开；一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这种类型与勒普莱的联系最为密切，被称为“主干家庭”（famille souche），其中只有一位已婚的儿子依然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Laslett 1972：17—23；Casey 1989：11—14）。
下一步就是要以编年顺序安排这三种类型，把欧洲家庭史呈现为一则规模逐步缩小的故事，从中世纪早期的“家族”（clan，意思是大型亲缘群体），然后是现代早期的主干家庭，再到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核心家庭。这种“渐进核心化”（progressive nuclearization）理论曾经是社会学中的正统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却遭到了历史学家的挑战，尤其是“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中的彼得·拉斯莱特及其同事们的工作，但在荷兰之类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研究（Laslett 1972）。
该小组也提出了一个三重分类，但与勒普莱的略有不同：侧重于家户（household）的规模与构成成分，区分出“简单”、“扩大”和“复合”式家庭户（family households）。他们最广为人知的发现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英格兰的家户规模在户均4.75人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指出，这种规模的家户长期以来也是西欧和日本的特征（Laslett 1972）。
家户的思路既能精确计量，又得益于人口普查记录的完好保存，比较容易得到文献。但它也有其危险所在。其中尤其有两种危险已经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体现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对话的新鲜成果上。
首先，正如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指出的那样，被描述为“复合”“扩大”和“简单”式家户之间的区别，无非是同一种家居群体的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当年轻夫妇生儿育女，就会扩大，当孩子们结婚成家搬出，又会收缩（Laslett 1972：335—374）。
对于把家户规模与构成成分作为家庭结构指标的第二点异议，将我们带回软硬数据的问题（参看上文边码第37页）。我们希望搞清楚的是家庭关系在特定地点与时间的结构方式，但家户规模或许并不能揭示这种结构。家庭不仅是一种居住单元，而且是一种经济单元、法律单元，至少有时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意思是成员们认同这个群体，在情感上投入这个群体（Casey 1989：14）。这种功能复合性引发了一些问题，因为经济单元、情感单元、居住单元及其他维度的单元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基于共同居住的指标或许无法澄清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家庭结构特征。
比如说，一项关于20世纪50年代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的社会学研究指出，许多生活在不同家户的亲属可能住得相互邻近，几乎天天走动。在这种情况下，“夫妇式”家户与“扩大式”心态并存。这种并存状况的历史例证并不难找到。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贵族亲属往往住在相邻的宅邸，在家庭敞廊（loggia）定期聚会，并在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上密切合作。仅从家户的角度切入，是无法书写佛罗伦萨、威尼斯或热那亚（就不再扯到别的地方了）贵族家庭的历史的（Kent 1977；参看Heers 1974）。
对于核心化理论的修正是由劳伦斯·斯通在一项研究中发起的，他聚焦于1500年到1800年间英国的上层阶级：斯通提出（Stone 1977），在这段时期之初，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他所称的“开放的世系家庭”（open lineage family），然后先是被“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restricted patriarchal nuclear family）取代，又在18世纪被“封闭的习家性核心家庭”（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取代。不过，就连这种修正也遭到了艾伦·麦克法兰的质疑（Macfarlane 1979），他认为核心家庭在13、14世纪就已经出现。
英国的核心家庭究竟出现于何时，相关争论并非纯属稽古之癖，而是反映了看待社会变迁的不同观点。一方面，有命题指出，是经济变迁，尤其是市场的兴起和早期工业革命，重塑了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结构的面目。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具有高度弹性，整个西欧的兴起，尤其是英国的兴起，可以用既有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契合”来说明（Macfarlane 1986：322—323）。
这些整体性问题在第五章还会更详细地讨论。研究家庭的历史学家不管在这些问题上立场如何，现在在研究中使用的术语都比以前更为精确，相比于他们尚未关注社会理论时的状况，能够做出的区辨也更为精微。反过来，他们也会推动社会学家修正自己原先在这块领域的一些概括。
家庭结构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焦点。另一个焦点不妨称为家庭“策略”，皮埃尔·布尔迪厄从战争艺术中借用了这个术语，加以调整，用来研究法国西南部波城（Pau）的农民婚姻（布尔迪厄自己就来自那个地区和社会群体）。谁来决定谁和谁基于何种理由结婚，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在不同的时期里，得到的答案大相径庭。
比如，按照劳伦斯·斯通的说法，现代早期英国从父母为自己子女选择新郎新娘（子女有权否决），逐渐转到子女为自己选择对象（父母有权否决）。至于结婚的理由，斯通强调其所称的“对于家庭利益的实用主义计算”，这适用于来自有产阶级的父母，也适用于他们的子女（穷人更能自由地与自己选择的对象结婚）。（Stone 1977：180—191）
欧洲其他区域的贵族世界提供的一些著名例证也支持斯通的主张。比如圣西门公爵就在其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当他在1694年安排自己婚事时（父亲去世），他向自己未来的岳父坦诚，自己其实就是想和他联姻。无独有偶，17世纪有一位波兰绅士名叫扬·帕切克（Jan Pasek），他作为一名钻石王老五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两位绅士……都希望我入赘他们家……可我更倾心于斯拉多夫斯卡（Sladowska），因为我听他们说，她的地产里不仅每块田里都长着小麦，而且还有洋葱。”从某些方面来看，17世纪确实显得十分遥远。
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当我们说“父母”决定成婚伴侣时，我们是在假定某种或许并不存在的共识。理论上，在父权制社会中，是父亲拿主意，但在实践当中，事情的运作很可能不一样。而情感与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也是因人而异。历史学家只能说，“家庭利益”在婚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社会群体那里，会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