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角色与展演

社会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就是“社会角色”，它被界定为社会结构中某个特定位置的占据者为人们所期待的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这些期待往往来自其同代人，但也并不尽然。比如说，“儿童”就是由成年人的期待来界定的。自中世纪以降，这些期待在西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史家菲利普·阿利埃斯甚至提出，儿童期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根据他的讲法，乃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他认为，在中世纪，7岁大的孩子就已经到了教会所称的“理智之年”，被期待举止行事都尽可能像个成年人一样。他或她被视为身形矮小、气力孱弱、缺乏效率、缺乏经验、幼稚无知的成年人，但就是个成年人。鉴于这些期待，我们所说的“儿童期”在中世纪的表现必然与西方人今天的体验大为不同。阿利埃斯的结论（Ariès 1960）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所谓“儿童”是一种社会角色的主张依然很有价值。

历史学家如果能相较于迄今为止的运用，把“角色”概念用得更多、更精确、更系统，会大有裨益。这样做会推动他们更认真地对待某些形式的行为，后者通常被从个体的或道德的角度而非社会的角度加以讨论，也往往遭到过于轻易或种族中心主义的指责。

比如说，宫廷宠臣常常被视为纯属邪佞之徒，对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和法兰西的亨利三世之类意志薄弱的国王产生了恶劣影响。然而，如果将“宠臣”（favourite）视为一种社会角色，在宫廷社会中履行着明确的功能（有必要补充一句，这种位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德皇威廉二世宫廷里的菲利普·奥伊伦堡［Philipp Eulenburg］的生涯就表明了这一点。 ）（Röhl 1982，11）。统治者和其他人一样，也需要朋友。而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还需要非官方的顾问，如果在所处的社会里，负责官方谘议的权力被贵族垄断，就更是如此。统治者还需要某种特殊手段，绕过自己政府的正式机制，至少能应不时之需。他们还需要有一些自己能够信任的人，独立于自己身边的那些贵族或官员，可以信赖他们会对自己忠诚不贰，因为他们的位置完全取决于这种忠诚，尤其是当出了什么差错时，得有人可以怪罪。

宠臣能满足所有这一切。有些特别的宠臣，比如爱德华二世在位时的皮尔斯·加弗斯顿（Piers Gaveston），或詹姆士一世与查理一世先后在位时的白金汉公爵，很可能成了政治上的灾难（Peck 1990：48—53）。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可能是因为统治者被他们所吸引，比如詹姆士一世写信给白金汉公爵时称其为“我的爱儿、我的娇妻”，而不是因为他们富有才干。无独有偶，就像拜占庭帝国与中华帝国宫廷里的宦官所拥有的权力，宠臣之所以享有此等权力，也不能只从君王弱点的角度来说明（Coser 1974；Hopkins 1978：172—196）。宫廷体系中自有一个位置需要由君王的朋友来填补，与之相伴的，是与这种角色相维系的一套行为模式。

宠臣也面临一个问题：贵族和大臣们可不会像统治者那样看待他们的角色。对于占据某个特定角色的个体，不同群体的期待或许无法相容。这就会导致所谓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或“角色张力”（role strain）。比如，据说约鲁巴人（Yoruba）的神圣统治者奥巴（Oba）身边围绕着一堆酋长，他们又期待他自主决断，又指望他采纳自己的献策（P. C. Lloyd 1968）。

许多欧洲统治者与其贵族之间的关系也不妨这样来看。对国王这个角色尊崇有加，可能会抑制对于其占据者的公开批评，因为“国王不会犯错”，但这并不会防止通过别的方式攻击其政策，著名的办法就是指告其身边“佞臣”。这类指告不时发生，既间接地批评国王，又表达了对于某些谘议官员的仇视，后者（像宠臣一样）出身并不高贵，但由于受到王室恩宠，“飞黄腾达”。从亨利一世和12世纪编年史家奥德里库斯·维塔里斯（Ordericus Vitalis）时期的英格兰，到路易十四和圣西门公爵（Duc de Saint-Simon）时期的法兰西，这类抨击始终不绝，这意味着问题其实是结构性的（Rosenthal 1967）。

从古希腊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在许多社会中，同时代人对社会角色都有清楚的意识。他们把世界看作一个舞台，“人人终其一生皆扮演了众多角色。”不过，社会理论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念。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一个人就是已故的欧文·戈夫曼（Goffman 1958），他着迷于其所称的日常生活“拟剧论”（dramaturgy）。戈夫曼将“角色”概念与“表演”、“脸面”、“前台区域”（front regions）、“后台区域”（back regions）、“个人空间”等概念相联系，以便分析他所说的“自我的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或“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一名历史学家去向戈夫曼取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后者的著述是基于对当代生活的观察，主要是美国，也不特别关注各种文化之间或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异。然而，我想提出，他的思路对于研究过去的地中海世界，甚至比对于研究当下的美国社会还更有用。例如，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戈夫曼的分析显然很有针对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的《廷臣论》的特点之一，就是指点世人，在表演特定的社会角色时，如何给人留下一幅好的印象，按照意大利人的讲法，就是“打造美好形象”（fare bella figura）。马基雅维利的论著非常关注“名誉”或“声望”。事实上，他在某一处甚至直言道，并不一定需要真的具备一名理想统治者的素质，只需要看起来是这样就行了。就此而言，社会现实中的演员（actor）模型与晚近社会理论中的行动者（actor）模型之间，可谓颇为契合。

戈夫曼的观念也引起了另一些历史学家的兴趣，他们关注的是与文艺复兴的人或者说文艺复兴肖像画中自我的呈现一脉相承的“个人主义”。比如说，肖像画揭示了画家是如何考虑——或者他以为自己客户会如何考虑——适合于被画者的体态、手势、表情和“道具”（properties），包括为从未身赴疆场的贵族披上盔甲，为从不钻研学问的主教装点书本（Weissman 1985；Burke 1987：150—167）。在这类情况下，对戈夫曼的阅读启发了历史学家把握意大利社会的某些特征。不过，和戈夫曼不同的是，他们把关注的核心放在追问差异上。他们想知道，是否在某些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群体当中，人们会更加在意自我的呈现，是否呈现的风格会发生改变或各见其异。

对于研究19、20世纪的历史学家，社会角色的概念也能派上用场。例如，希特勒就被描绘成一个角色扮演者，“总是表现出比实际更甚的冷酷、严厉和决断”（Mason 1981：85）。举出更多的例子也并不难，从总是让书房的灯亮着、让人觉得他彻夜工作的墨索里尼，到很清楚著名的雪茄之类“道具”（props）重要性的丘吉尔。而在集体层面上，有学者提出，在19世纪的英国，至少对于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而言，听话顺从，甚至是体面可敬，并非其社会认同的根本内容，只不过是在中产阶级观众面前扮演的一种角色而已。这样的提法更加丰富了有关当时顺从重要性的持久争论（P. Bailey 1978）。

循此方向更进一步，我们就从社会“角色”推进到社会“戏剧”。“社会戏剧”（social drama）这个术语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的，用来指能够揭示整个社会中潜在张力的某种小范围冲突，它会经历四个阶段：破裂（breach）、危机（crisis）、修补（redressive action）和重融（reintegration）。在更为宏大的范围内的某些冲突中，也已辨识出这一序列。比如1647年那不勒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反叛，那次反叛的领导人是一个名叫马萨尼埃洛（Masaniello）的渔夫，这让当时一些观察家大出所料甚至大为反感（V. Turner 1974；Burke 1987：191—206）。

如今有一种讲法已经变得比较常见：在讨论骚乱者和反叛者时，说他们在利用一套文化“剧目”（repertoire），通过吊死代表不受欢迎的人物形象的模拟像，把自己的抱怨搞成一出大戏；或是高举棍棒游行，棍尖上戳着面包，以此抱怨食品价格高涨。上一章描述的私刑（上文边码第39页）也是利用了一出家喻户晓的剧目。有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甚至提出，骚乱之徒和私刑暴民都是遵循着文化“脚本”（scripts）。

不过，其他学者拒绝接受“脚本”这种观念，认为它太刻板，不仅不适用于骚乱的案例，连仪式的案例也不适用。他们主张，“表演”这个术语更能充分体现即兴的成分，因为事实上，“同样的”仪式在每一次实施的场合都会略有不同。我们不妨说，“戏剧”（theatre）这种模型或比喻宜于启迪思考，不宜亦步亦趋，鼓励人们做出区辨，揭启这些事件的不同特性（Burke 2005）。 8bFifXC+z3gIf+JskVEM0LnV5XqIqcn7frO1z6EjIOkJ6vIaIl6Jr4h6ytGKp5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