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核心概念

本章的主旨就是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如何或可能如何运用社会理论家们创造出的那些概念工具，或者，鉴于显然不可能在短短数页篇幅内考察所有概念，至少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少数几个概念工具。其中有些概念，比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早已普遍运用于史学实践，在此将不予讨论。其他一些概念，像是“阶级”或“社会流动”，史学家们固然已很熟悉，但有关其用法的诸多争议却未必为人熟知。还有一些概念，比如“霸权”或“接受”，依然令人相当陌生，通常被视为某种专业行话。

历史学家往往指责社会理论家嘴里说的，笔下写的，尽是些难以理解的“行话”。英国知识分子相较于其他大多数人，或许更倾向于相互指责对方犯下这等罪恶，这还得感谢绅士作派业余爱好者的传统的延续。在这类情形中，“行话”无非意味着别人的概念。

我们不妨假定，对日常语言的每一点偏离都需要给出正当性辩护，因为它使得与一般读者之间的沟通愈发困难。但仍有最低数量的来自社会理论的术语是大力推荐历史学家采用的。这些术语中有些属于日常语言中根本没有对应表达，而如果找不到一个词语来指称，我们就可能无法注意到社会现实中某个特定的侧面。还有些术语的界定比其在日常语言中的对应表达更加精确，从而有可能做出更加精微的区辨，更加精谨的分析。

对社会理论的术语还有一种异议，值得更认真地考虑。一位历史学家很可能会问，为什么有必要为当时的人（理论家们会说是“行动者”）用来理解其所处社会的概念，找到现代的替代表达？说到底，当时的人是从内部出发来了解其所处社会的。17世纪法国村庄的居民对于其所处社会的理解，无疑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得更好的。根本不存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替代。

对于这一点，有些理论家至少抱有相当的同情理解。人类学家尤其强调，需要研究普通人是如何体验其所在社会的，研究他们用来领会所体验世界的那些范畴或模型（就“模型”这个术语的广义而言）。事实上，不妨认为，即便是一向关注重构往昔的立场的历史学家，也能从这些学者的巨细靡遗的态度中有所借鉴。后者就是这样重构了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当地人的观点”（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重构了他们所研究的文化或亚文化中使用的那些概念与范畴。他们与传统史家不同，在官方正式的范畴之外，也给予非正式的范畴同样的关注。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复原其所称的“民俗模型”（folk model）或行动“蓝图”，没有这些，大部分人类行为将无法理解（Holy and Stuchlik 1981；C. Geertz 1983：55—72）。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用现代模型取代民俗模型，而是作为补充。当时的人对于其所处社会的理解并非完美无缺。后世史家起码拥有后见之明和更具全局性的观察角度。至少在国家层面上，他们甚至可以说比农民自身更好地理解17世纪法国农民（姑且如此合称）的种种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自缚手脚只谈地方性范畴，将难以理解法国历史，更不要说欧洲历史了。正如前章所示，历史学家常常就特定时期广袤区域（比如欧洲）做出整体陈述。他们还进行比较。为此，他们已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些概念，如“绝对君主制”“封建主义”“文艺复兴”等等。

我愿意指出，这些概念尽管依然有用，但已不够充分。大可建议历史学家去学习社会理论的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者的多种语言。本章所提供的不妨称之为入门性的用语手册，或者换个比喻，是一个基本工具箱，适合用于历史分析中一些最常见的难点。这个比喻其实有些误导，因为概念并不是中立的“工具”。它们往往附带着大量假设，需要谨慎核查。因此，本章会关注所考察的概念的原初意涵与语境。既然概念的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应用上，那么我在讨论每个术语时也都会扣合具体的历史问题。

话说回来，本章并非只写给历史学家看，也是写给社会理论家看的。历史学家有时被指控说无偿盗取理论，或是如此依赖理论家，几乎验证了斯宾塞的嘲弄之语（参见上文边码第8页）：历史学家负责搬砖，社会学家盖起大厦。恰恰相反（我就持这种主张），历史学家的确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回报。

社会理论中使用的主要概念，都是出自研究19、20世纪西方社会的学人（或者在人类学这里，是研究所谓“原始”或“部落”社会的西方学人）。有鉴于此，即使措辞节制，也有很大把握说这些概念是有文化限定性的。它们往往与有关社会行为的理论相关联，而社会行为也同样是有文化限定性的。因此，要用到世界上其他地区，或是其他时期，都需要对它们加以调整，而非径直“应用”。

比如说，古典经济学的那些所谓法则，就不一定是普遍性的。亚历山大·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对于农民家庭不起作用，只要家庭的需求还没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不顾收益的递减，不断开垦边际土地（Kerblay 1971）。在已故的波兰经济史名家维托尔德·库拉的一部著作中，也能找到类似观点。

库拉的《封建制经济理论》刊行于1962年，研究了17世纪波兰贵族所拥有的一些大型地产。这部著作堪称建构并检验历史模型的罕见明晰的例证。库拉在书中指出，古典经济学的法则在本例中并不显效。当黑麦价格上涨，产出下降；而当黑麦下降，产出却上升。为了说明这种异常情形，库拉（Kula 1962）强调了两点因素：贵族的心态与农奴制的存在。17世纪的波兰贵族并不关心不断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是要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使自身能够以习惯的方式生活。当黑麦价格下降，他们就需要出售更多以维持生活水准，大概会让监工更严厉地驱使农奴。而当黑麦价格上涨，每个人都会比较松懈。

如此重新解释波兰经济史，当然会引发激烈争议。但这既是对传统假设的挑战，也是一场智识上的精彩之举。爱因斯坦并没有破坏牛顿的体系，但他表明该体系只适用于某些条件。同样，库拉表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法则或许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把它们历史化了。本章随后还将讨论这种历史化处理的更多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