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显微镜

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一样，也普遍采用计量方法，关注千百万人的生活，聚焦于分析整体趋势，按照社会学家凯伊·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讲法，“从十二层楼上”俯瞰社会生活。不过，到了70年代，其中有些人从望远镜转向显微镜。社会学家追随社会人类学家的引导，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微观社会分析，而历史学家也更多地转向所谓“微观史学”。

有三项著名研究大大促进了微观史学的地位上升。其一，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研究巴厘岛斗鸡的论著。格尔兹借用杰里米·边沁的“深层游戏”（deep play）概念（换言之，争夺的赌注更高），认为斗鸡是“根本上属于对地位的关注的戏剧化”。他就此从其所称的“显微例证”转向对于整个文化的解释（C. Geertz 1978：912—954；尤其是第432、437页）。 这篇文献被历史学家频繁引用，对于理解微观史学而言至关重要。

另两项研究关注的是过去：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Le Roy Ladurie 1975），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Ginzburg 1976）。两者都是基于宗教裁判所审讯可疑异端分子的笔录，金兹伯格将这些文献比作录像带，因为不仅被审讯者所说的话，而且他们的举止细节，甚至在酷刑下的呻吟，都被逐一记录在案。有时还有人将宗教裁判官与人类学家做比较，两者都是地位尊贵的局外人，他们向普通人提出的问题常常使后者不明所以（Rosaldo 1986）。

不妨将金兹伯格的书视作把微观史学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例证，因为它致力于重构观念，并且只是一个人的宇宙观，并且是区区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位名叫“梅诺其奥”（Menocchio）的磨坊主。而在勒华拉杜里这边，他描述的是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他注意到，受到宗教裁判所传唤的来自蒙塔尤村的异端分子嫌犯就不下25位，于是决定用这些人的证词来撰写一部关于村庄本身的研究，讨论该地区的畜牧经济、家庭结构、女性地位，以及有关时间、空间、宗教等等的地方性观念。

在勒华拉杜里和金兹伯格的这些著名研究发表之后，又涌现出一大堆微观历史著作。其中最有意思的几部聚焦于某种戏剧性的意外事件，比如一场审判，或是一起暴力行为。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写过16世纪法国的一起著名讼案，有个农民被指控冒名顶替另一位男人。还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伯特兰·怀亚特—布朗受到格尔兹的启发，描述了1834年密西西比州纳奇兹（Natchez）的一桩私刑，分析了这起针对一个谋杀了自己妻子的男人的“民众司法”行为，视之为“一幕道德戏剧，其中的行动所操的语言，揭示内在激情和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当地的荣誉感（Wyatt-Brown 1982：462—496，引自第463页）。

这种路数的另一个著名例证，出自乔瓦尼·莱维，研究的是17世纪晚期皮蒙特（Pietmond）地区一个叫作桑特纳（Santena）的小城。莱维（Levi 1985）分析了对当地教区神父焦万·巴蒂斯塔·基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审判（他被指控用非正统的方式进行驱魔），视之为一场社会戏剧，揭示了分割共同体的冲突，尤其是两大家族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争斗。他强调了其所称“非物质性承袭”的重要性，认为基耶萨的精神力量是其家族所实施的支配的另一种形式。

转向微观史学的趋势与历史学家对社会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密切相关。勒华拉杜里、金兹伯格、戴维斯和莱维都饱读人类学。微观史学的方法非常类似于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家所做的社区研究，或是40年代马克斯·格吕克曼等人探索的“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study）。第一例蒙塔尤类型的历史社区研究出自瑞典民族学家伯耶·汉森，他在50年代研究了厄斯特伦（Österlen）村庄。而《蒙塔尤》本身也有意识地仿效了对安达卢西亚、普罗旺斯和东英吉利亚等地的社区研究的模型（Hansen 1952）。

尽管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自己的著述主要关注宏大趋势流变，但他对权力的讨论不仅在于国家层面，而且涉及工厂、学校、家庭和监狱，即其有时所称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所以也推动了微观研究。福柯所描绘的这幅微观物理学图景并不只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当权力“延及个体的纹理，触摸其身体，渗入其行动和态度，他们的话语、习得过程乃至整个日常生活”，这时的权力展现出的“毛细血管”（capillary）形式或分支形式（Foucault 1980：89；参看Foucault 1975：全书各处）。上文提到的莱维的研究就为这种观念提供了生动的历史例证。

从大范围研究转向小范围研究引发了某些根本问题，我们需要在此做些讨论。不妨首先来看看其中一项指责：微观史家研究无关紧要的人的生平，或是小型社区的种种麻烦，把历史给琐碎化了。属于这类体裁的有些作品的确大致相当于讲述了新闻记者所称的有关过去的“逸闻趣事”。然而，微观史家的目标往往更具智识上的雄心。他们会像福尔摩斯那样提出，“对于琐屑细节的观察”能够得出重要的结论（Muir and Ruggiero 1991：第vii—viii页）。即使这些史家并不妄求从一沙一尘中揭示整个世界，他们也的确宣称要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在金兹伯格看来，磨坊主梅诺其奥就是传统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华拉杜里说蒙塔尤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他通过自己有关蒙塔尤的专著，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世界。

这些主张都很成问题。个案研究相对于什么样的更大群体而言具有典型性？这种诉求的理据何在？蒙塔尤代表的是地中海村庄、法国村庄，还是只是阿列日省（Ariège）村庄？一个村庄里有那么多异教嫌疑分子，还能算什么典型？说到梅诺其奥，他很坚持做自己，似乎在自己的共同体里被视为怪异之人。问题当然不仅限于这两位史家。人类学家基于哪些手段，把自己（往往只是基于在一个村庄做出的观察）的田野笔记转化成对于整体文化的描述？格尔兹有个说法广为流传，说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庄，而是“在村庄里”进行研究。那么，他们又基于什么理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就能代表所谓“努尔人”或“巴厘人”？

不过，还是有不少理据可以为使用社会显微镜做辩护的。如果某个个例确实能以缩微的方式代表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基于其他理据）已经知晓普遍存在的某种情境，那或许有助于选择对该个例进行深度研究。同样，也有人强有力地指出，在大范围和小范围上进行研究，就会有不同类型的说明。而范围的变化使人们得以从不同的立场看社会过程，会对后者有更为生动的刻画。像布罗代尔这样更偏好望远镜的史家，往往会强调决定机制，而在显微镜下，更可见的是个体的自由（Revel 1996：87，141）。

尽管微观史学的兴起属于针对计量方法的反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从人群中分辨出个体面容的尝试，但也有一些践行者，即相对于金兹伯格之类“文化取向”微观史家的所谓“社会取向”学派，注重分析社会网络（Cerutti 2004）。网络的概念似乎在以下三块领域里多有应用，但各自为战：传播研究、城市研究和社会人类学。

正是这里的第三组学者，即由马克斯·格吕克曼为首的所谓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启发了毛里奇奥·格里包迪和西蒙·切鲁蒂等微观史家。他们不满于“手工业行会”“社会阶级”“通俗文化”之类的范畴，因为这些范畴不能说明特定的个体如何行事，所以这些史家力图重新构建基于自我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揭示人们如何界定自身，就他们的社会“策略”给个说法（Gribaudi 2004）。

并不是所有的微观史家都关注典型性。相反，之所以选择某个个案进行研究，可能恰恰是因为它属于特例，可以展示社会机制如何失效。意大利史家爱德华多·格伦迪造出“例外的常态”（the exceptional normal）这个词，就是要讨论这种情形。多嘴的梅诺其奥因为传播异端邪说被处死，他的悲剧命运的确能够告诉我们其同时代人中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些特性。像骚乱之类的公开冲突也能够揭示一些特别的社会张力，它们始终存在，只是偶尔显露可见。

此外，像乔瓦尼·莱维这样的微观史家，会聚焦于某个个体、某桩意外或某个小型社区，以之作为一个拥有便利优势的位置，来观察大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有失统合之处，那些漏洞，那些结构的缝隙，可以让个体有那么一点自由的空间，就像两块岩石之间生长出来的植物（Levi 1985，1991）。不过，也应当指出，社会规范之间的不相协调并不总是有利于个体。在重重岩石之间生长的植物，或许已被碾压扼杀。

作为这一问题的示例，不妨来看看日本历史上一桩著名的意外事件。这场社会戏剧只涉及当时的寥寥数人，但此后一直被铭记至今，因为其示范价值或符号价值，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影视。故事里有“四十七浪人”。18世纪初，两位贵族在作为当时日本实质统治者的幕府将军庭上发生争执。第一位，浅野长矩（Asano），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用自己的剑刺伤了另一位贵族吉良义央（Kira）。由于在幕府将军庭前使用自己的剑，作为惩罚，浅野长矩被命令行切腹自杀之礼。这样一来，他属下的武士就成了无主之人，或曰浪人。这些前家臣决定为自己主公报仇。他们耐心等待，时间长到足以平息一切疑虑，然后在某个夜晚突袭吉良义央的宅所，将其处死。事毕之后，他们向朝廷投降。朝廷本身，面临两难困境。家臣们显然违背了法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行使了武士当中对于荣誉的非正式规则所要求的正义之事，根据这样的规则，对自己主公的忠诚属于最高德性之一，而幕府朝廷也支持这样的规则。摆脱两难困境的办法，就是命令这些浪人追随其主公，行切腹自杀之礼，但也对他们表示追悼（Ikegami 1998：223—240）。

无论彼时，还是此后，这个故事及其所引发的争论都深深吸引了日本人，这显然与它彰显（事实上是戏剧性地彰显了）根本性的社会规范之间的潜在冲突的方式有关。换句话说，它告诉了我们德川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微观史学思潮想摆脱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那么践行微观史学的学者就需要证明小型社区与宏观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时代，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互动（详参下文边码第186页）对于我们已属老生常谈，史学家与理论家都愈益自觉意识到这种需要（Hannerz 1986；M. Sahlins 1988）。 Vz11IRYu35IJfH2CVlcdqrKgasPhd7ecHLgZtVDeSMUSbI3KXaNHbmnj8UPAo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