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计量方法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见，维诺格拉多夫与梅特兰之间的争论是靠清点庄园来解决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然而，计量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运用，在整个上一代人那里都是某种争论主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倡导这些方法的人自信满满，咄咄逼人，批评其他路数“纯属凭印象说话”，要运用科学的语言（而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的人所使用的房间也可以被称为“实验室”），宣称历史学家别无选择，必须学习电脑编程。但到了80、90年代，出现了对这种风潮的反动，导致“微观史学”（详参下文边码第38页）兴起。时至今日，或许进行更为平衡的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

计量研究方法其实源远流长。古罗马时期就有对帝国的定期人口普查，而在18世纪的法国，还会刊布不同城市的谷物价格。经济学家早就开始基于价格、生产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来构造自己的分析。而经济史学家在19世纪也已开始仿效他们。

比较新颖的想法，也是依然存有争议的想法，是认为计量方法也能用于研究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甚至是态度。比如说，社会学家发放调查问卷，进行他们所称的“调查分析”；或是对一群人实施访谈，其数量要大到足以从统计上分析搜集的答案。心理学家也使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政治学人研究投票统计数据，这种路数也被称作“选举学”（psephology）；还进行民意调查，这也是一种社会调查。人口学家研究不同社会的出生率、结婚率、死亡率的变化。更具争议的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人进行所谓的“内容分析”，其形式往往是对报纸、杂志、书籍或电视节目进行量化研究，考察有多少篇幅被分配给某项特定的话题，特定的关键词出现得多么频繁，如此等等。

有不少历史学家追随了这些路径。吉尔伯托·弗雷雷（Freyre 1959）在撰写其19世纪晚期巴西历史时，向几百位那个时期出生的健在者发放了调查问卷（包括总统热图里奥·瓦加斯 ，但他未能应答）。内容分析法或“词汇测量法”（lexicometry）也被用于历史档案，比如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城乡各地发出的陈情书的辑录。历史人口学家清点教区登记簿及类似史料来源中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个人电脑的兴起也推动了历史学家使用计量方法，他们不再需要去制作穿孔卡片，咨询编程专家，虽然说几乎就在同时，针对这些方法的反对之声也愈益壮大，认为这些都是伪科学（详参下文边码第38页）。

话说回来，计量方法可不是只有一种。其中有一些对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适合。系列统计分析可谓根据历史学家的需要量身定做。它能够以时间为基轴揭示下列事项的变化，比如谷物的价格，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意大利选举中共产党的得票率，每年莱比锡书展上拉丁语书籍的数量，波尔多居民参加复活节礼拜日圣餐会的人数比例，等等，这就是法国人所称的“系列史”（serial history， histoire sérielle ）。

不管怎么说，“量化历史”（quanto-history）也好，“计量史学”（cliometrics）也罢，称法有很多，形式也是多样的。以历史调查分析为例，可以明显区分出总体调查和样本调查。对罗马元老院和英国议会做研究可以研究其所有成员的生平，这种方法叫做“集体传记分析”（prosopography）。在这类案例中，研究对象是整个群体，或统计学家会说的“总体”。这种方法适用于研究相对较小的精英集团，也适用于信息较少的社会，这样的话，研究这些领域的史学家就应该去收集所有能找到的数据。

另一方面，研究工业社会的历史学家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往往超出自己可以处置的能力范围，因此不得不靠抽样方法来推进。抽样技术就是17世纪晚期以降的统计学家发展起来的，以求估算比如伦敦或是法国的人口，而不用费劲耗费成本进行全面调查。问题变成选择一个能够“代表”总体的小群体。

比如说，吉尔伯托·弗雷雷尝试找到1000位特别的巴西人，要出生于1850年至1900年间，能代表该国各主要地域群体和社会群体，尽管他并未说明用什么方法来选择这一样本。保罗·汤普森根据男女性别、城市乡村、北方南方等等维度的比例关系，与当时全国普遍的比例关系相符（从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计算得出），实施“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选取了500位经历过爱德华时代的人进行访谈（Freyre 1959；P. Thompson 1975：5—8）。

其他计量方法更为复杂。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新经济史”，其不同于旧经济史之处，就在于它注重测量整个经济体的表现，计算过去的国民生产总值，尤其是1800年以来的西方国家，统计数据和从前相比，更加丰富，也不那么靠不住了（Temin 1972）。这些史家的结论也往往呈现为某种经济“模型”的形式。

不妨回到布罗代尔，权作一桩简单的例证。他是这样描述16世纪晚期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的。人口：6千万。城市人口：6百万，或10%。生产总值：每年12亿达克特（ducats），或人均20达克特。粮食消费：6亿达克特，生产总值的一半。穷人（年收入低于20达克特的人被定义为此类）：人口的20%到25%。政府税收：4千8百万达克特，换言之，低于平均收入的5%（Braudel 1949：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

这种整体描述就是一种模型，因为（正如其自承）布罗代尔并不拥有整个区域的统计数据，不得不基于局部数据进行外推，而这些局部数据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样本。研究工业经济体的历史学家拥有比较丰富和精确的数据，其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可以表述为方程式的形式，模型更像是配方，因为有可能针对给定的产出，规定投入（劳动、资本等等）的具体数量。这类模型可以借助某种实验即计算机模拟来加以检验。历史人口学家也已经利用了计算机模拟。

在有些史学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价格和人口变动的考察，不运用计量方法是不可能的。在学科的有些领域使用这些方法，会促使其他历史学家慎用“多少”“兴衰”之类的词语，先扪心自问，在做出无疑属于量化的陈述之前，是否有量化的证据。这种路数也使比较方法的优势更趋明显，更加彰显两个社会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个社会当中像是城市化程度和识字率之间可能有的相关关系。

话说回来，计量方法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资料来源并不像通常假定的那样精确或客观。不难指出，一项普查会包含种种错误和遗漏，更宽泛地说，它的许多基本范畴（“佣仆”“公民”“穷人”等等），无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多么有用，也是不精确的（Burke 1987：27—89）。比如，社会阶级就不像纷繁多样的植物物种那样客观。它们与各群体看待自身或他人的刻板印象化的方式大有关系（详参下文边码第112页）。

不过，使用计量方法的人的巨大困难，还在于众所周知，可以测量的“硬”数据与不可测量的“软”数据存在差别。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曾经实施过大量社会调查，按照她令人遗憾的评论：“情况往往是软数据更为价值，而硬数据更容易获取。”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寻找“可以依赖的硬事实来充当软事实的合格指标。”

所谓指标，不妨定义为某种本身可以测量、但可以关联到不可测量的东西或随之变化的东西（因此就有了相关性［correlation］或协变性／协方差［co-variance］这样的技术术语）。有些学者已经表明自己在寻找指标方面非常机敏。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F. S.蔡平（F. S. Chapin）宣称，特定家庭起居室里的家居陈设，通常与该家庭的收入和职业存在相关性。因此，在测量社会地位时，起居室陈设就成了一项指标。在所谓“起居室量表”上，举例来说，一部电话或收音机得分就很高（+8），而一台闹钟的得分就很低（-2）。

但还有一个问题，收入和职业是否是“地位”的精确指标（而不是模糊的标示），而“地位”本身又是一个颇为不精确的概念（详参下文边码第62页）。同样，乍看起来像是个指标的，有可能证明自有其变异规则。曾有一段时间，研究识字率的历史学家相信，诸如结婚登记簿上的签字等是反映阅读能力的好指标，哪怕不能反映写别的任何东西的能力。但到了晚近，人们产生了怀疑。有学者指出，有的人会阅读但没有能力签名（因为有的学校教人阅读但不叫人写字），甚至有的人本来会写字，但为了不让不识字的配偶难堪，自己也就画个押了事。这些异议都不是无法克服的，但它们的确再次凸显出从硬数据到软数据的转化存在诸多困难（Tóth 1996：61—62）。

宗教社会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甚至更为尖锐：要找到指标来测量宗教信仰的强度或正统性。在基督教世界，这样的指标往往紧扣参加大小教堂礼拜的数据，或是在法国或意大利这样的天主教国家，追踪复活节领圣餐的人数。有位机敏过人的法国史家甚至试图通过衡量教堂圣像前消耗蜡烛重量的减少，来计算18世纪普罗旺斯地区宗教热情的衰减（Vovelle 1973）。

诸如此类的统计指标都有各自的故事，这一点基本没啥疑问，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区域之间有相当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相当的变化，有时还颇为突然。至于历史学家是否有能力解读这样的故事，那另当别论。如果我们打算用圣餐领取的统计数据来研究特定地区的宗教虔敬的强度，就需要了解对于所涉民众而言，复活节圣餐仪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还需要了解其他事项）。我们难以确知，19世纪奥尔良地区的农民是否也和正统教士一样，认为尽到自己“复活节义务”很重要。如果他们并不分享这些认识，那就不能把缺席圣餐仪式作为去基督教化的一项指标。要测量某个共同体的宗教热度究竟是炽热、冷淡还是温吞，绝非易事。

从投票统计数据来推断政治态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事实上，“系列”这个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它有赖于事先预设，所研究的对象（遗嘱、粮食价格、去教堂做礼拜等等）的形式、意义之类都不会因时而变。但这些文档或实践又如何能够在漫长的时期中保持不变呢？而如果测量工具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你又如何能够测量变迁呢？

有鉴于此（以及其他原因），出现对于人类行为研究中使用计量方法的某种反对也就不无道理了。倡导这类方法的那些宏大主张也面临更多的质疑。当然，也不该夸大这种反对之声的强度。历史学家使用集体传记分析的普及程度或许前所未有，也难以否认比较过去不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尝试或进行家庭重构的价值。同样，对于替代思路的探寻也已启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始终最少使用计量方法的民族志已经成为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决意追随的模型。与这种民族志路数相维系的，是对于小型对象的深度研究。 Vz11IRYu35IJfH2CVlcdqrKgasPhd7ecHLgZtVDeSMUSbI3KXaNHbmnj8UPAo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