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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读者朋友认可，你手中的这部《孟子》注本，如果光就文字注释的准确性而言，如同稍早出版的岳麓书社的《论语》注本一样，是一个好的注本。
读者朋友在做出评判之前，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此之前，就文字注释的准确性而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如同他的《论语译注》一样，应该是最好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何以如此？因为杨伯峻先生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文献学家；以语言学为利器治文献学，故所得独多。
杨伯峻先生的叔父，笔者的祖父杨树达（遇夫）先生之治《汉书》，有《汉书窥管》，该书之所以精湛绝伦，同样得力于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再上溯到清代高邮二王，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所体现出的功力是那样炉火纯青，前人未能解决的那样多的疑难问题，他们都解决了，正如杨树达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多次指出的那样，虽然那时尚无成系统的语法学，但王氏父子已有相当强的语法观念了。这实际上就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结合，遇夫先生称之为“虚实交会”。他在《词诠·序例》中写道：
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也。
所以，文献学和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结合，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之成功，实得力于此。
中国古典文献学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而理论语言学之在中国，才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从《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问世至于今天，又过去五十年了，其间，语言学的进展真是突飞猛进。所以，利用已经大大进步了的语言学，解决《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千虑之失，这是后来者必须承担这一任务。如果我们在保留以上二书固有优点的基础之上，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那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真能做到这点，以好的注本自居，似乎就有了几分依据。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普通语言学的常识，即所有语言包括古汉语的一些共同规律；同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次修订《孟子》中所做的，供读者参考。
首先，语言，包括语言的每个要素以至于每一个词，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速度不一地发展着的，这就是语言的历史性。今日某个词的所有意义（我们称之为义位），《论语》《孟子》时代不一定有；现代汉语具有的某种句式，《论语》《孟子》时代不一定有。因此，不能以今律古。例如《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有人释“望洋”为“望着海洋”，可是“洋”之有海洋义，始于北宋，《庄子》时代“洋”是没有海洋义的。自然，“望洋”不可能是“望着海洋”。
又如，《孟子·滕文公上》的“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句中的“舍”有人说即今语的“啥”。姑不论“啥”出现较晚，难以和先秦的“舍”挂上钩，即以“啥皆取”这种“代词+副词+动词”的形式表示周遍意义来说，诸如“什么都吃”“谁都认识”之类，无论是意义还是形式，都是很晚才产生的。故此句中的“舍”决不能以“啥”释之。
再如，《公孙丑上》“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原版本《孟子译注》译为“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此次改译为“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从自己那儿找来的”。因为在这句中，“自”是介词，“己”是代词，做“自”的宾语。先秦“自”后接名词代词者，该“自”字必是介词；该介词和它的宾语组成的介宾结构一般在谓语动词前面；该介宾结构和谓语动词又可以受否定副词“不”否定；谓语动词有时可以没有，却以分句的形式出现。例如，《诗经·大雅·瞻卬》：“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墨子·天志下》：“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且伐木不自其根，则蘖又生也。”《国语·晋语一》：“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因此，虽然这一段——“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还有三个表示“自己”的“自”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我们仍可断定此“无不自己求之”之“自”是个介词。
其次，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语言的表达要符合那一时代那一社会的表达习惯，即，你这样说，别人也这样说；因此任何词、任何句式都不可能是在那时的语言中“绝无仅有”的，而必须是“无独有偶”的。任何人要解释某部古书中的一段话或一个词，他必须找到和这部书同一时代的其他类似的话或词作为证据。否则便不能成立。有人解《论语·阳货》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句中“女子”为“你的儿子”“你这位先生”，可是先秦古籍中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例了，也就说明这种“新颖可喜”的“妙解”是不能成立的。
《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我们之所以同意赵岐注“乡，犹里，以喻居也”，而未采纳原《孟子译注》所引焦循《正义》说的“近读‘乡’为‘向’”，就是因为在《孟子》前后时代典籍中的“其乡”都是表示某一处所，而不是表示某一方向。如《庄子·马蹄》：“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墨子·大取》：“骆滑厘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荀子·乐论》：“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乃令出裘发粟，以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
类似“其乡”的还有《告子下》的“乐善”，我们之所以不从赵岐注的“乐闻善言”，就是因为先秦典籍中的诸多“好善”都大致是“爱好美好事物”的意思。
第三，语言是具有系统性的，其中的要素，如词，其意义的引申；如词组，其间词的组合，都是有脉络可循的，不是一团乱麻。如上文所说的“舍”，它在先秦典籍中最为常见的意义是舍弃，动词；而且这一动词可带复杂的谓词性宾语，如《论语·季氏》的“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战国策·齐策六》“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所以我们认为“舍”后的“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都是“舍”的宾语。
又以《告子上》的“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告子下》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例。先秦词法的规律是，双音节后接“之间”，单音节后接“间”，前者如“天地之间”“陈蔡之间”“两陛之间”“两楹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等，后者如“人间”“民间”“草间”“苇间”“鼻间”“乳间”等。这两种形式都表示两者之间的距离进而表示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既不能同意“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的读法，也无法苟同朱熹解“利与善之间”的“间”为“异”。因为后者只是一种随文释义的训释。
说到所谓随文释义的训释，它往往可以解释通某一句话，却缺乏普适性；它不符合上文所说的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系统性。把它放在被释词的义位序列中，难以找寻意义引申的脉络，因为它其实并非该被释词语的义位。对于这类训释，即使是清朝一代大师以最博最精著称的王氏父子作出的，杨伯峻先生不会随便采纳。例如，《离娄下》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引之《经传释词》云：“之，犹‘若’也。”对此，杨先生便注以“恐非”，而根据先秦语法解释为“表示该句为主从复合句之从句”。只是，原《孟子译注》中对这类训释的纠正并不是很彻底；而且我们注意到，这类训释多出现在全书的后半部，而那时杨先生正因被打成“右派”而“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因此，将这类训释加以修正，后来者自不得辞其责。例如，《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译注》云：“有，犹‘为’也。”按，“有道”为《孟子》及其他先秦典籍中的成语，有某种规律之谓。所以我们译“人之有道也”为“人类的规律是这样的”以引出下文。
又如，《万章上》的“得之不得曰‘有命’”，《译注》云：“此‘之’字作‘与’字用。”按，“之”作“与”用也是随文释义的训释，“得之不得”即“得之与不得之”。因为双音节律之故，“得之”往往和“不得”对言，而不与“不得之”对言。如《公孙丑下》：“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同篇第十五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再如，《尽心上》的“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原《孟子译注》引王引之《经传释词》云：“焉，犹‘于’也。”而这实际上是个倒装句：“亡亲戚君臣上下，人莫大焉！”谓无亲戚君臣上下尊卑，人之罪过莫大于此也。类似句子有《梁惠王上》的：“晋国，天下莫强焉。”《孟子》书中倒装句常见，如《梁惠王上》：“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何哉，君所谓逾者？”《告子下》：“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尽心下》：“不仁哉，梁惠王也！”
类似随文释义之处还有《万章上》的“是为父不得而子也”的“也，同‘邪’”，《告子上》的“有放心而不知求”的“而，用法同‘则’”，《尽心上》的“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的“此‘矣’字用法同‘也’”。此类训释，也均未采纳。
杨伯峻先生离世已十七年之久，所谓“墓木已拱”；而他所注的《论语》《孟子》却历久而弥彰，在学术的天际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名著的生命力在此得到了最佳诠释。而毋庸置疑，此次修改的疏漏，责任当然全在笔者。
杨逢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