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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1944年，英国政府为了拯救经济，发表了一部《就业政策白皮书》，其指导思想正是来自于凯恩斯和他的政府干预主义。也是在这一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在书中，哈耶克对如日中天的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委婉的批判：
“一些经济学家确实相信解决的办法来自于对大规模公共项目的启动做出巧妙的时间安排。这个方法将导致在竞争领域的严重限制。在向这个方向探索的同时，我们应当小心翼翼以防止所有的经济活动，会一步一步地依赖政府支出的方向和规模。”
凯恩斯在赴美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海轮上，读完了哈耶克的新著。跟他的很多信徒所表现出来的愤懑不同，凯恩斯赞许哈耶克的书是一部“宏伟的著作，我们有最大的理由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说出了很多应该被说的。在道德和哲学上，我几乎同意你的所有观点”。
接着，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挑战提出了回应。他写道：
“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在何处划分界限的说法。我猜想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现实性。我要批评你将道德和物质的问题混为一谈。在思考和感觉都正确的社会，危险的行动也可以是安全的，但如果由那些思考和感觉都错误的社会来执行这些政策，就会走向地狱。”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到此为止，再无交锋续篇。不过他们提出了一个迄今仍被反复讨论的课题：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中，交织着计划与市场、民主与专制四大要素，它们的配对调和，构成了数种迥然不同的国家成长模式。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欧自由经济、苏联模式、拉美化、北欧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等多个类型。
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去世于1992年，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长寿的好处是，他见证了社会主义实验的全部进程，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起，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直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那也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故乡。这是一个摇摆在西欧和东欧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小国家，微妙的国家处境为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更纠结也更原教旨的视角。
纳粹德国的终结，得益于美国与苏联的携手作战，这也造成战后思想市场的极度混乱。在西方世界，一度有超过一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同情乃至倾向苏联。其中，最出名的是萨特等人在法国发起的存在主义运动。
而在反对者的阵营中，有两个旗帜般的斗士，他们共同发明了“极权主义”这个新名词，并分别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学理上的坚决批判，他们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哈耶克和他的一系列著作。
▲新自由主义的两个旗手：哈耶克（左，中间站立者）和汉娜·阿伦特（右）。
哈耶克学术的黄金30年，从1944年创作《通往奴役之路》，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止，这基本上也是思想界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部时间。哈耶克先后在纽约大学、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中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弗莱堡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哈耶克涉足领域繁杂，著述多达25部，最出名的有两部，一是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二是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 The Fatal Conceit ），它们共同的主题都是指出社会主义的谬误。
他不无悲悯地写道：“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通往奴役之路》全书没有一张图表，没有一个公式，甚至没有任何统计数据，与其说它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一则道德哲学的宣言。哈耶克从文明的进程开始叙述，一路涉及道德、自由、民主、秩序等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命题，他文笔雄壮，格言迭出，读来有一股真理在握的博大气势。
哈耶克把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他甚至认为，“自由而非民主是终极价值”。他借用康德的观点认定，“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他进而论述说：“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哈耶克称之为一种无法达到的乌托邦，对其的迷信，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并必将通往奴役之路。在书中，他表达了三层“不相信”。
他不相信，健康的国民经济可以被集中管理和科学规划。
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的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让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他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对权力的贪婪。
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
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绝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绝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他不相信，精英分子真的能发现绝对的真理。
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是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在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中，苏联模式是一个从未消失过的、几乎是唯一的“假想敌”，或者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是为了反对而产生的：
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予人们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
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他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
就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哈耶克的理论过于道德化，为了展开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他拒绝一切形式的管制，甚至一度主张“货币非国家化”，因而剔除了“中间选项”。
很多经济学家批评他的一些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自洽，还有人因此提出了“米塞斯-哈耶克陷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奥地利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早期理论建构者，哈耶克是他的学生。
但是，与此同时，没有人敢否认他的道德勇气，因而他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符号。
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发动了新一轮的私有化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哈耶克的名字被他们在各类演讲中一再提及，他再度走红。
哈耶克的著作很早就被引入中国，1962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的方式翻译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不过，他的观点与当时中国的局势格格不入，几乎掀不起一丝波澜。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行至深水区，《通往奴役之路》等书被重新翻译出版，迅速引起热烈的关注，成为市场化拥护者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因为人们在他的论述中读到了太多“中国的影子”。
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论”中，哈耶克最后说：“ 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欲进先退……我们几乎没有权利感到比我们的祖辈优越。我们不应忘记，把事情弄成一团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 。”
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思考开始于“苏格拉底之死”，千年未歇，却从未达成共识。推荐：
《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斯蒂芬·茨威格 著/舒昌善 译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尔 著/陆衡等 译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 著/林骧华 译
《理性与自由》/阿马蒂亚·森 著/李风华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