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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商业编织“意义之网”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马克斯·韦伯

当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埋头创作《资本论》的时候,在地球的其他地方,也有超过1000颗聪明的脑袋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根据考证,“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就是在《共产党宣言》诞生的1848年前后被发明出来的,它如同一个巨型魔鬼,抹杀了全部的旧生产关系和劳动力模型,把每一个人、家庭和国家投掷到动荡而急速的大漩涡中。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出生于1864年,到他去世的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也就是说,他在一生中目睹了欧洲被机器改造得空前繁荣,然后,又被武器摧毁为一地废墟的全部过程。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们自发地分为两大阵营——左翼和右翼,他们的内部又各有流派,最极端和激进的那部分人,都信仰流血和暴力。

韦伯栖居在德国南部一个叫海德堡的小城市,那里有一所小巧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却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知识分子们著书立说,试图以启蒙和改革反制权力,以理性和科学抗衡统治。

马克斯·韦伯正是海德堡大学的象征性人物,而他著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确立了现代商业文明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被人群包围的马克斯·韦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灵魂人物。

跟卡尔·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也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不过他的父亲老韦伯有一家纺织工厂,家境更为富足。韦伯从小接受了最好的文理教育,25岁时获得了博士学位。

德国天才们的命运往往都不太顺利,比如舒曼、尼采,都要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韦伯也一样。韦伯的家族有遗传性的精神疾病,他在32岁的时候曾经精神崩溃,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这个曾经的工作狂,只能整日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有很多从事抽象思考工作而日常生活也非常“抽象”的人文学者,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雅斯贝尔斯等,不过,与他们相比,马克斯·韦伯则要显得更为入世。他曾经竞选过民主党议员,一战时期在预备役医院服役,还作为德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凡尔赛和会。

1904年9月,韦伯和好友一起远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其间,他对北美的城市、商业和工厂,进行了近4个月的考察。正是这些参与和近距离的观察,为他创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904年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是商业全球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意思的是,它是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举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创作动机,是试图回答一个非常尖锐、到今天仍然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农耕时期,各大文明对商业的态度几乎均是消极的。柏拉图批评商人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圣经》认为商人上天堂比骆驼钻针孔还要难,中国的儒家伦理更是彻底的贱商主义,一言以蔽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9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运动,让商业成为改变世界的最重要力量。韦伯出生于纺织工业世家,在他盛年之际,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国,越来越多的人把一生倾注于工商事业,那么,关于商业存在价值的拷问便显得无比急切。

韦伯的终生好友、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1902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一书中指出:“获利欲”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甚至被看成是柏拉图以来的一个基础性共识。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桑巴特出版上述著作的3年后,也是他从北美游历归来之后。好友的结论及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应该是韦伯创作的一个现实背景。

在这本并不厚的、论文式的作品中,韦伯通过不厌其烦的论证,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观点。

其一,正当性的终极认同。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而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

他引用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和政治家——的观点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从根本上认同了企业家职业的正当性和独立性。

其二,内心信仰的驱动。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尽管没有这些精神也可能产生某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但不会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所以,现代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都只能算二流国家。

在韦伯看来,新教信徒重今世,所以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更重享乐,也更世俗,因此更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天主教信徒重来世,这一点类似于大乘佛教。

其三,理性主义与法治精神。

韦伯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推导出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精确的计算和拥有技术上的基础。这进一步根植于西方科学特有的数学及实验的精确理性的自然科学、法律与理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可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与程序规则。 那种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他们都具有自我约束性——理性的计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则。

马克斯·韦伯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批欧洲知识分子,他曾说,现在的读书人是否诚实、老实,只要看他对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尼采。

正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另辟蹊径,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动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诠释。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是摧毁性的,那么,韦伯的学说则带有明显的建构性特征。

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对财富的贪欲,而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那么多人勤恳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纪律,并不是为了单纯糊口或热爱金钱,而是内心信仰使然。

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书房埋头创作之际,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他们以比父辈快数百倍的速度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正经受着存在价值的拷问。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马克斯·韦伯的同时代人,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新教徒家庭,少年时移民美国,从当电报公司的信差起步,之后组建了自己的企业,在短短几十年里,创建了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1901年,卡内基出售了公司,获得5亿美元,成为全美首富。

就在这个时刻,卡内基内心出现了焦虑:我凭什么能拥有这么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对于我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

卡内基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是上帝派我来赚钱的,所以,我要把荣光归于上帝。”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卡内基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捐赠图书馆最多的人。在“钢铁大王”的名号之外,他又有了“美国慈善事业之父”的称号。

没有史料显示,作为新教徒的卡内基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他的实践却印证了韦伯的观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次被引进中国是在1987年,即韦伯写作此书的80多年后。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被集体地卷入一场激荡的改革开放运动,商业及企业家成为时代的新主角,传统的价值观体系濒临崩溃。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都跟当年的卡内基一样,面临内心的意义拷问。

有意思的是,韦伯还写过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儒教与道教》(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在书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推动。他断言,无论是儒家或道家,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因为儒家“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它们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在今天,所有有志于商业的中国人读韦伯的著作,既会有一种隔膜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切肤的亲近感。他在书中得出的很多结论,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论,却为我们寻找答案指出了一个方向。

马克斯·韦伯尝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显然,他是这张大网的编织者之一,我们悬挂其上,同时也在参与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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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译本超过10种之多,是所有经济类经典读本中最多的。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有两种,其中后者是吴晓波频道“经典重译计划”书目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著/闫克文 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彩绘精读本)》/马克斯·韦伯 著/郁喆隽选 译 O0k02C9Jp5POIHFZi7D8UDx4/dCkkeqZgRLEA/kr0CWRpIefLJPKY4RUfhs+NW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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