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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基督教会的争论中、在那些宗派和异端邪说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型上的差异。那些与伊便尼派类似的原初基督徒或犹太基督徒，坚称耶稣只拥有人性，而且只是木匠约瑟与玛利亚之子。在他们看来，耶稣只是后来通过圣灵才获得了圣职仪式。从这一点上来说，伊便尼派的观点与幻影说学派的观点截然相反，它们也因这种对立而陷入了长期的论争。大约在公元320年，一位名叫阿里乌的异端人士出现了，在他那里，冲突又演化出了新的形式。尽管此时教义方面的冲突已经淡化，但事实上对教会政治产生的影响仍是巨大的。阿里乌对正统教会提出的（基督）与圣父同体这一信条丝毫不认同。如果能进一步研究圣体同一说与圣体类似说之间——也就是耶稣与上帝是完全相同还是实体相似这两者之间的对立——阿里乌式的巨大争辩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圣体类似说教义更为看重人的感官和可知觉的方面，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与圣体同一说教义纯粹概念的和抽象的观点大相径庭。同样，我们也会清楚地知道，一性论者（他们坚持基督的本质是绝对单一的）反对迦克墩会议提出的双重性论信条（他们认为基督具有神圣不可侵害的二重性，即他的人性和神性结合起来了，无法分割）的做法又一次说明，非抽象的和想象的观点与双重性论者感性的和自然的观点是对立的。
这样一来，下列事实就变得极为清晰明了：与在一性论者中出现的争论完全一样，尽管在阿里乌运动中，最初的构想者的主要论点是教义应当微言大义，但实际上，广大的群众并未参与讨论。在那个年代，无论这类问题多么深奥，都无法唤起群众的兴趣，能够驱使他们行动的只有政治权力，而这显然与神学观点毫无关系。类型的差异在这里不存在什么具体的意义，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只不过是通过一些标语口号在为粗野的群众脸上贴金罢了。但不管怎样做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对于那些有分歧和论争的人来说，有关圣体同一说与圣体类似说的论争是非常严肃的，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都会认为这里体现的其实是伊便尼派和幻影说教义的纷争：前者主张基督纯粹是人性的，而其神性只是相对的（外显的）；而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基督完全是神性的，而其肉身性是外显的。在这种论争中还隐含有巨大的心理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绝对的价值存在于感官知觉中，在那里，人类和个人也许并不常常以主体的形式出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投射出来的人类感觉；而另一种立场却认为具有主要价值的是抽象的和超越人类之外的东西，主体即是功能——换句话说，主要价值在自然的客观过程中的运作是由超出人类感觉之外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而这种价值同时还构成了人类感觉的事实基础。如果以此来看待人的话，那么，我们说，前一种观点更偏重于功能的情结，而忽视了功能；而后一种观点则更偏重于功能而忽视了人这个不可或缺的主体。显然，两种观点相互否定对方的主要价值。而双方的代表人物越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越是猛烈地抨击对方，或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直至最后将对方的主要价值彻底摧毁。
类型对立的另一方面在5世纪初的伯拉纠论争中显现了出来。一个人即便受过基督教洗礼也免不了犯罪，这是德尔图良的深切感受，在与他有众多相似之处的圣·奥古斯丁那里，他的这一体验变成了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原罪观念，而原罪的本质是色欲，是人类从始祖亚当处遗传来的。圣·奥古斯丁认为，尽管人类天生就是有罪的，但是上帝赐予了赎罪的恩典，而且这一恩赐可以由教会来代行，这是同原罪相对立的。在其观点中，人是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主，所以并没有什么价值，只会被遗弃给撒旦，除非通过相信上帝这唯一的途径，通过教会的介入，通过赦罪拯救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这样一来，人的价值、道德自由和自我决断就消失殆尽；而教会的价值和重要性作为一种观念，则被极大地提高了。这与奥古斯丁在自己的著作《上帝之城》中所阐明的纲领极为相符。
尽管原罪观念不断变换花样，但它始终让人觉得压抑，人们从情感上是不愿意长期受到压抑的，所以，即使这种压抑有着非常严密的逻辑，检査也做得非常周密，但还是出现了要求得到人的自由及道德价值的呼声。这种有关人的价值情感的正当要求为英国僧侣伯拉纠及其学生色勒斯丢大力提倡。他们认为人的道德自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教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伯拉纠的观点和双重性论观点之间竟然有着某种心理上的血缘关系，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托利为遭受迫害的伯拉纠派信徒提供了避难所。聂斯托利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分离的，这与西里尔派强调的基督作为神—人所具有的肉身单一性截然不同。聂斯托利认为人们不应该将玛利亚理解为“上帝之母”，而应该是“基督之母”，他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说，把玛利亚看成“上帝之母”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异端邪说。聂斯托利派的争辩能够形成，正是得益于他坚持这些论点。后来，随着聂斯托利教会的衰亡，这些争辩便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