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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心理学伴随着人类历史发生和发展。不过，直到近代，客观心理学才获得发展。可以说，客观心理学在早期科学的发展中，因主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获得发展的土壤。所以，尽管古人的著作里有很多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叙述，不过却无法将之称为客观心理学。这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古代和中世纪特殊的时代背景的限制。可以说，那时候的人们往往喜欢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其同类进行观察和评价，这种情形在古代立法和生活习惯中比比皆是。不过，倘若可以找到其价值判断的表现形式，古代人就可以对同类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进行评价；此种评价源于人类灵魂所具有的永恒价值的观念。尽管此种形而上学的评价可以被看作是有关古代心理学的有益补充，不过也无法消除其和那种生物学角度的观点一样有害的事实；另外，这一评价方法所包含的对人的评价，是唯一可以看作客观心理学基础的一点。
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心理学能够被提升到权威的高度，然而，客观心理学必须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这是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一基础或许是非常理想的，但事实上，科学的理想和目的在于建立法则，并非尽可能地对事物进行最精确的描述；说到精确地描述事物，最好的选择恐怕是照相机或是留声机式记录仪，科学建立的法则只不过是用简单的方式来表现多样且相互关联的过程罢了。这一目的以概念作为形式，所以超越了纯粹的经验性范畴。然而，虽然概念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但终究还是考察者的各种主观心理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建立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众多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还有一个问题也较为常见，那就是个人误差之类的问题，这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和生理没有丝毫关系。我们看得见色彩却看不见波长，此类现象在心理学中相当常见。个人误差早在我们进行观察时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只看得见自己最易见到的东西，因而我们首先会做的就是“责己薄而责人厚”。毫无疑问，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自己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且这种缺陷极有可能妨碍我们的观察。因此，我对所谓客观心理学中的“纯粹观察”原则是心存怀疑的，除非我们把自己完全局限于测时器、测力器，及诸如此类的“心理”器械。同时，人类可以借此手段抗衡实验心理学的巨大成果。
然而，个人误差会对自己的观察和交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其对经验材料的阐释和抽象所产生的影响了！一个观察者必须和其客体相呼应，也就是说他不仅要能主观地看，也要能客观地看，这对心理学来说意义重大。让一个人只是客观地看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过于主观，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只有当客观事实被认为不是普遍有效的，而仅在所讨论的客体领域中是有效的，且能确保主观观察解释与其相符，它才可以作为解释的真理性证据。一个人自身存在的“大缺陷”能使他看到别人身上的“小缺点”。但正如前文提到过的那样，在此种情况下，即便一个人身上存在“大缺陷”，也不能因此而证明他人身上没有“小缺点”。然而，假使视力受损，就会普遍产生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小缺点”都是“大缺陷”。
只有认真考虑和重新认识一般知识的主观局限，尤其是心理知识的主观局限，才有可能在评价一个与观察主体的心理状态不同的心理时做到科学且公正。而观察者是否能完全了解他自己人格的界限和性质，则是验证是否具备这一条件的标准。至于怎样才算是完全了解自己，则要看他何时能最大限度地摆脱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的强制性束缚，获得对自己个性的清晰概念。
我们越是进一步研究历史，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个性泯灭在集体主义的外衣之下。而且，追溯早期人类的心理，我们更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丝毫个体观念的表现。我们找到的只有集体的关系，或“神秘参与”（列维·布留尔），却没有个性。集体的态度会阻止我们对那些与主体心理不同的心理进行了解和评价，因为具有集体取向的心灵进行思考和感觉时只能借助投射的方式。我们所了解的“个体”心理出现在人类心灵和文化历史中是最近的事。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以及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科学的客观化思考，几乎都被居于统治地位的集体态度完全阻止了。因为这种心理思维的缺乏，知识被“心理化”，亦即充斥着投射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在最初人类企图运用哲学的观点对宇宙进行的解释中很容易找到。个性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心理的分化同客观科学的非心理化历程始终相伴同行。
综合以上思考，我们就能明白客观心理学资料的来源为何这样少，以至于我们所拿到的从古代流传至今的资料寥寥无几。古代的四体质很难说是一种心理类型说，因为这些体质仍处于心理—生理的外观范围。但是，缺乏材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到描述心理二元对立的古代文献中寻找线索。
诺斯替教哲学建立了圣灵、心灵、物质三种类型。它们与思维、情感、感觉这三种基本的心理功能相对应，即圣灵和思维相对应，心灵和情感相对应，物质和感觉相对应。诺斯替教坚信知识的价值，这种精神同基督教教义截然相反，却与对心灵的低级评价相吻合。基督教更注重爱与信仰，而这种原则排斥知识。圣灵主义者只强调灵知，因此他们在基督教信仰领域的影响力很小。
教会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诺斯替教激烈而又恶毒的批判，只要想到这一点，你就能知道类型中存在的差异。早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其信仰无疑更具实用性。所以，当一个原本理智的人因出于本能进行反击而卷入雄辩的论战中时，他就很难继续保持自己的本色。教会的统治极为严厉，信仰的原则也非常苛刻，任何独立的活动都不允许存在。
而且，因为超越了人类现有的理智，教会的信仰显得缺少说服力，其个别高尚的、很有实用价值的观念对理性思想的发展造成了阻碍。理智的人比情感型的人更易受到“为理智献身”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假如从当前我们心智发展的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诺斯替教派的灵知在心智内容方面巨大的优越性不但没有丧失，其价值反而越来越大，而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它对当时教会中的理智者产生的吸引力是多么大。对理智者来说，这实际上便是尘世间的全部诱惑。尤其是幻影说，该种说法认为，基督的肉体形同虚设，他降世人间和受难都仅仅是一种象征，这种观点饱受教会的非议。争辩中，纯粹的理智成分最终占据了支配地位，然而却是以白白牺牲人类的情感为代价的。
有两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在这场针对诺斯替教的争辩中脱颖而出，他们是德尔图良和奥利金。他们大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末期，都具有双重人格形象——教会领袖和普通人。舒尔茨在谈到他们时这样说：
奥利金就像一个有机体，竭尽所能地吸收着所有营养，并将这些营养和自己的本性相融；而德尔图良却截然不同，他很固执地拒绝这些营养，对任何一种外部表现都绝对地回绝。因此他们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他们对诺斯替教的反应不仅带有他们的人格和生命哲学的特征，而且对当时的宗教倾向与精神生活说具有诺斯替教观念的实质性意义。
德尔图良于公元160年出生于迦太基。早年间，他是一个异教徒，且一度沉湎于都市的放浪形骸的生活，在35岁时才结束这种生活，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勤于著书立说，硕果颇丰。他那种无与伦比的热忱，昂扬的气质以及他对宗教清晰和非凡的领悟力，都可以通过他的著作一窥端倪。为了一种可接受的真理，他常常陷入狂热中，且能非常灵活地抱守单一的观点；他性格暴躁，是个百战百胜的战斗精灵。对于自己的对手，他毫无怜悯之心，直到确认已经彻底将其打败了才会庆贺胜利；他的言语就像一柄寒光四射的利剑，蕴藏着人类所不具有的威力；他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创始人，该教会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他还发明了早期基督教的概念。如果他固守一种观点，他就会对这种观点的各种结论追本溯源，就像身后有数百万来自地狱的大军在追击自己一样，即便早已丧失了理智，即便所有的合理秩序都已被破坏殆尽，七零八落地呈现在他面前，他仍会一往无前。他的思维不可改变且富有激情，这使得他一次次地摈弃自己曾经为之付出过巨大心血的东西。因此，他的道德法则永远是那么的严苛。他竭力追寻苦难的殉道，不允许有再婚再嫁的行为，绝对禁止女性摘下面纱。实际上，从思想和认识上来说，诺斯替教是满怀激情的，但德尔图良毫不留情地猛烈攻击了它的思想及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和科学。
下面这句话被人们认为是他的至理名言和崇高告白——“正是因为它的不合理性我才相信它。”但这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他只是说：“因为上帝的儿子死了这件事是荒唐的，所以它可信；因为他从坟墓中复活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很合理。”
德尔图良思维敏锐，他看穿了哲学和诺斯替教知识的贫瘠，所以对其不屑一顾。他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内在现实为论据来反驳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内心的东西才值得依赖。他在这些内在现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抽象概念直至现在仍然包含在天主教体系中。在他看来，非理性的内在现实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动力，是他的原则，是他应对这个世界，应对集体效应和理性时所使用的科学和哲学依据。下面是我对他的原话的翻译：
我要寻找一个新的证据；这个证据比任何公告都流传得更广，比任何古老的碑文都更为人所知，比任何生命体系都更值得讨论，比全人类还要伟大，它是全人类的。让我们尽力向这一证据靠近吧！我的灵魂啊！如果你真的是神圣而永恒的，就像许多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那恐怕你最终也会消亡，因为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因此你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神圣的；假如你确如伊壁鸠鲁所竭力争辩的那样，那么你更难生存——无论你是来自天国还是出自尘世，无论你是由数字组成的还是由原子组成的，无论你是自古以来就附着于肉体上还是后来才被灌进去的；你究竟是从什么演变而来的，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人变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如何让他们成为善于感觉和认识的合乎理性的存在的。但是，哦，灵魂，虽然你曾在学校里受过教育，对图书馆中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且在阿提卡的高等学府和圆柱大厅里聆听过圣人们的高贵教诲，接受他们的熏染，但我不会因此就对你赞誉有加。哦，不，灵魂！我只想说，你是如此无知、笨拙、幼稚，且未受过教育，和那些只拥有你，其他什么也没有的人一样，甚至同那些市井巷陌、工棚作坊里的下等人也毫无区别。不过，你的无知恰恰是我所需要的。
在牺牲理智的过程中对自身造成的自我伤害，使得德尔图良果断地认可了非理性的内在现实，这就是他信仰的真正基石。他由衷地感受到了宗教过程的必要，并从“天生的基督徒之灵魂”这样完美的概念中抓住了这种纯粹感觉。由于怀有牺牲理智的理想，哲学、科学以及诺斯替教对德尔图良来说就都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了。在他生命的后期，这些性格特质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教会被迫向群众做出越来越多的妥协时，他奋起反抗，之后就成了弗里吉亚的先知蒙塔尼斯的追随者。这位先知非常疯狂，他全盘否定这个世界，并将其彻底精神化。在这样的影响下，德尔图良写了许多文字来抨击教皇加里斯多一世的政策，言辞激烈，再加上他坚持蒙塔尼斯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游离于教会之外的。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记载，德尔图良后来又摒弃了蒙塔尼斯主义，自己建立了新的教派。
德尔图良是古代内倾型人物的代表。他经过不断思考敏锐地发展起来的理性，受到了来自感性的强烈威胁。为了这种基督徒式的心理发展过程，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失去了最有价值的功能——蕴含在上帝之子伟大而又堪称典范的牺牲这一象征中的神话观念。在他的器官中，最有价值的是理智，以及由此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纯理智的发展道路已然成了一条死路，因为理智已经成了牺牲品，这就迫使他将灵魂中的非理性原动力当成自己存在的根据。作为灵魂动力现象所赋予的特有的理性标志，还有诺斯替教的理智，在他看来都是让人厌恶的东西，因为这二者正是他为了情感而被迫放弃的东西。
奥利金在很多方面都与德尔图良截然不同，他大约于公元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港，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殉道者。他在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中长大，当时的亚历山大港群英荟萃，人才云集，是一个汇聚东西方文化的熔炉。这为奥利金学习新知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带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对他来说有价值的知识，无论是基督徒的、犹太人的、希腊人的，还是埃及人的观点，他都一一接受。他在一家宗教传道士开办的学校里执教期间逐渐崭露头角。异教哲学家波菲利是普罗提诺的学生，他在谈到奥利金时说：“从他的外在生活来看，他就像是一个基督徒，与法律水火不容；但他对物质和神明的看法却是希腊式的，并用它们代替外来的神话。”
早在公元211年，奥利金就阉割了自己。我们虽能猜想到他这样做的动机，但假使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猜测或许并不切合实际。奥利金的影响很大，他的语言很有感染力，所以总有许多学生围在他身边。学生们将他的话语认真地记录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精彩的句子。他不仅是一位教师，一位多产的作家，还拥有其他身份，在安提俄克，他给皇帝的母亲玛玛耶举办过神学讲座，在凯撒利亚，他还是一个流派的领袖。他讲的课因为他云游四方而总是时断时续的。他知识渊博，且具有洞察蕴含在一般事物中的深奥含义的能力。他捜集到了古老的《圣经》手稿，这使他在《圣经》文本的评论上占据着特殊地位。哈纳克这样评价他：“一个伟大的学者，古代教会中唯一真正的学者。”奥利金与德尔图良不同，他不但不排斥诺斯替教的思想，甚至还把诺斯替教中一些激进的东西进行弱化处理后运用到自己的教会中。如果对他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仔细研究，那么几乎可以将其说成是一个基督教的诺斯替教徒。而如果说到他在信仰和知识上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提到一段颇具心理学意义的话，这是哈纳克说的：
《圣经》对于信仰、知识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圣经》，信徒们获得了他们需要的事实和训诫，通过研究和阐释《圣经》中的思想，学者找到了热爱上帝的力量——由此，似乎所有物质的东西都通过精神的阐释被融汇到观念的宇宙中去了，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种“提升”中被看成永远晋升的阶石而被超越，只有上帝与其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的灵魂之间的那种幸福和永恒的关系（爱和神灵显圣）被保留了下来。
在神学上，奥利金与德尔图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哲学性的。奥利金的神学无法摆脱新柏拉图派哲学的框架。在奥利金的身上，希腊哲学和诺斯替教的观念世界同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世界竟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然而他这种看似宽广的胸怀非但没有博得教会的欢迎，反而受到了质疑。当然，对他的谴责发生在他死后，不过在此之前，在他已经满头白发时，他就受到了德西乌斯长期的迫害，在痛苦的折磨下，很快就与世长辞了。公元399年，教皇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正式宣布谴责奥利金；公元543年，査士丁尼召开宗教会议审判奥利金的观点学说，并通过后来的多次会议对这一审判结果进行了确认。
奥利金是古代外倾型人物的典型代表。他的基本取向是朝向客体的，这在他对客观事实的慎思明辨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而且他那至高无上的原则——“爱和神灵显圣”也显示了这一点。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在奥利金身上展现了一个以客体间关系为出发点的类型，并且这种关系往往通过人的性欲象征性地表达出来。通过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为何如今一些心理学理论总是将某些心理的基本功能都归于性欲。因此，阉割是唯一能充分体现出对最有价值的功能所做的牺牲。从这方面来说，德尔图良与奥利金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德尔图良表现出来的是理智的牺牲，而奥利金却是阳物的牺牲，因为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要求人们将与客体的感官联系完全切断，也就是说牺牲掉在人看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财富、最基本的本能。此类牺牲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服务于驯化的目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却将旧的束缚打破，从而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发展的大门。
德尔图良为何要牺牲理智？因为理智会用世俗的一切紧紧束缚住他。他又为何会攻击诺斯替教？因为诺斯替教在他眼里正走向理智的歧途，而且还包含着肉欲。与此相应，我们在现实中也确实发现诺斯替教分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一派追求超越所有限制的精神性，而另一派则迷失在伦理的无政府主义旋涡中，放浪形骸，且不知收敛。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这两派——禁欲派和反秩序法律派。反秩序法律派有时会故意触犯法律，尽情放纵自己，为的就是服从某些教义、遵循某些所谓的信条。这一派的典型和代表包括尼哥拉党人、古雅典执政官等，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野蛮人。雅典执政官的例子表明了两种对立的事物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因为同一个宗派被分成两个派系——禁欲派与反秩序法律派，而两派又都能符合逻辑且一贯地追求其共同的目标。只需研究一下诺斯替教的道德史，你就会知道，将唯理智论发展到极致，并将其伦理在大范围内施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你会彻底理解理智牺牲是怎样的。这些诺斯替教教徒的观念与实践是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中也尽情地实践着这些疯狂的观念，甚至达到荒唐的程度。
因为自我阉割，奥利金牺牲了尘世感官的快乐。理智在他眼中是一种特殊的危险，更是一种使他迷恋客体的情感和感觉。肉欲将他同诺斯替教联系在了一起，而他通过阉割将其摆脱了；此后，他便可以无所畏惧地沉浸于诺斯替教的思想之中。而德尔图良恰恰与奥利金截然相反，他牺牲了理智，这就同诺斯替教分道扬镳了，但他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奥利金身上所欠缺的深度的宗教情感。舒尔茨在谈到德尔图良时说：“在某一方面他比奥利金要高明，因为在灵魂的最深处，他总是以生命践行着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假如说是理性使奥利金深受感动，那么，使德尔图良深受感动的便是心灵。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远远落后于奥利金，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思想家，却断然拒绝接受任何知识，他攻击诺斯替教的言论可以说是对全人类的思想的否定。”
通过观察基督教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最初的类型在现实中都恰恰相反：奥利金是一个充满理性的学者，但他原本应是一个感性的人；而德尔图良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本该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当然，如从逻辑上来看，将上述情况反过来说就非常容易了，比如奥利金一直充满理性，而德尔图良原本就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可就算是这样，类型的差异仍然存在，并未消失；此外，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奥利金看到了性欲是他最危险的方面，而德尔图良看到理智则是他最危险的方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说，通过讨论我们能够确定，他们用自己最终的命运告诉我们：他们全都被骗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所牺牲的东西根本无关紧要，他们与命运进行了不公正的交易。从原则上来讲，对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我们予以认可。这样的例子在原始社会中也存在，那些狡猾的家伙手拎一只黑母鸡，来到要祭拜的偶像面前，“看，这就是我要孝敬您的，一头漂亮的黑猪。”虽然很多人能通过贬低在人们看来非常崇高的偶像获得快感，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贬斥性的解释方法虽然看似同“生物学”的观点非常相符，但这并不代表它无论何时都是正确的。在精神领域中，单单看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两位伟人的经历，我们就完全可以说他们整体的性格都极为真诚，因此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行为绝非欺诈，也并非虚伪，都是真实且具体的。
假如我们能借此契机来尝试掌握这种天性的本能过程的分裂——基督徒做出牺牲的过程的显现——的心理学含义，那我们就能避免再次误入歧途。综合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皈依即代表着过渡到另一种态度。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什么才是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强烈动机，从哪种程度上来说德尔图良所说的灵魂“天性上就是基督徒”是正确的。本能的自然过程同天性中的其他任何一种东西一样，也遵循着最小阻抗的原则。一些人在这方面天赋异禀，而另一些人在其他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在对童年早期的环境的适应上，一些人相对来说对抑制和内省有更多的要求，而另一些人则相对地对同情和参与有更多的要求，这或许是因为父母情况和环境的特征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因此就自动形成了具有某种偏向的态度，而不同的类型也就此产生了。
每个人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在，具有所有基本的心理功能。如果他想充分地适应环境，就必须在运用这些功能时一视同仁。至于为何会有很多不同的心理适应方式，有一种解释显得非常顺理成章：显然，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是行不通的，举例来说，当客体纯粹被思考或被感觉时，我们好像只能部分地理解它。单一的（类型化的）态度会导致心理适应的缺陷，如果对这种缺陷在生命的历程中的不断累积放任不管，那么，导致的结果终将是适应的紊乱，且使主体被迫趋向于补偿作用。但是，如果想获得补偿，那就必须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片面态度都消除（牺牲）。而这样做就使得能量先是聚积，然后就会流向虽然早就无意识地存在，但过去从未被有意识地使用的一些渠道中去。于是，适应的缺陷便能有效地解释皈依过程，而模糊的不满足感则是主体对此的感觉。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转折中更为常见，以至于全人类都希望能得到救赎，而且，古罗马所有狂热崇拜，无论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都因救赎需求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另外，那些有着充分理论依据的“生命的完满存在”的代表们，虽然对生物学一无所知，却也能在为自己辩护时使用一些有着科学依据的论据。我们无法从他们身上推断出为何人类会如此贫乏，和我们当今的科学相比，只有那时的因果论才较少地受到限制；他们所谓的“寻觅过去”指的是追溯宇宙发生论的根源，而不是回忆儿时情景，他们设计了众多体系来暗示古老蛮荒时代的种种事件，在他们看来，这些事件正是人类遭受巨大不幸的根源。
德尔图良和奥利金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完全是具体化的，因此他们所施行的牺牲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是极为相符的，但对我们来说，却委实太过偏激了。正因如此，诺斯替教信徒才认为他们的心灵是绝对真实的，而且与现实直接相关。对德尔图良来说，他情感的现实性是客观且有效的。诺斯替教认为主观态度转变为内在知觉的过程类似于一种宇宙发生系统的形式，并对其心理形象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我在我的著作《无意识心理学》中，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欲力在基督教信徒心理过程中的流转问题，我认为，欲力可以划分成两部分，且这两部分彼此冲突。此观点的形成立足于心理态度的单一性，而这种单一性过于极端，往往使得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变得特别迫切。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督教本身就意味着古代知识文化及价值的牺牲和毁灭，也就是说古典态度的灭亡。至于目前的问题，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两千年前的时代还是如今的这个时代，区别都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