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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
我们在对人性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千万不能抱着自以为是或自大的态度，而是要待之以慎重客观的态度。于我们人类而言，探索人性问题的确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原因在于探索人性的奥秘从古至今都是人类文明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所以，我们这门学科存在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培养所谓的应时应景的专家，而是要引导所有的人了解人性。没错，这一点的确会令那些学院派研究者们感到恼火，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理应属于科学机构的专属特权，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随便染指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因此，很难有人可以获得全面而深刻地探究并了解人性的机会。不过在今天，相比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家庭是将人们彼此分隔开来的首要因素，它使我们周围树立起了一道道壁垒，令我们从小就难以获得与他人深入交流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也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失去了与他人展开深入而亲密交流的机会，而这种交流对于我们理解人性而言，是一个必要的环节。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彼此之间就极易产生敌意。
换言之，我们会不公正地对待他人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频繁地做出错误的判断，而这一切均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人性的理解。大部分人经常说，尽管与他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尽管我们互相说着话，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曾真正交流过。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隔阂，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理解。
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抱怨自己很难理解孩子，而孩子则抱怨自己经常被父母误解。事实上，我们对他人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就这一意义而言，倘若打算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理解他人的确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甚至可以说理解他人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我们深信，倘若大家都获得了对人性足够的了解，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容易相处，社会也不会再纷纷扰扰，难以平稳安定；不过倘若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理解，倘若人们缺乏交流且受惑于简单肤浅的表面现象，那么就极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
接下来，我们就来阐明以下问题：何以探讨人性问题是为了给医学奠定严密的科学基础。同时我们还要针对以下问题展开说明：什么才是人性科学的前提，其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首先，人性知识是精神病学领域需要的，而且数量巨大。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医生只有确切地把握了病人内心深处的所有活动，方能进行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所以精神病医生一定要尽可能迅速而准确地洞悉神经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在此，仅看表面现象是不行的。须知，一旦对病情理解错误，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换言之，于精神病学这一领域，患者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与医生具不具备足够的人性知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性格判断失误，并不会马上造成严重的后果，原因是此类后果大都是在误判发生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暴露出来，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不是特别明显。例如，我们经常会听闻此类让人震撼的事情：人们对某人误解多年，数十年后误解导致的巨大不幸慢慢浮出水面。此类不幸事件启示我们——所有人都有必要、有责任掌握一定的人性知识。
对神经性疾病的相关研究证明，就心理变态、心理郁结和心理失调而言，神经症患者的表现在结构上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基本上不存在大的不同，无论是构成要素、前提条件还是变化轨迹，它们均相差无几。其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一些表现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更明显、更易于识别。这一研究结果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把得自变态病例观察中的经验运用到普通人身上，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悉普通人的心理活动和特征。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容易，我们仅需要付出做其他工作时需要的努力、热情和耐心即可。
我们首个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这样的：早在童年时期，一个人精神生活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因素已经形成。这当然谈不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研究成果，从前也有一些伟大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不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这一独创性表现在：我们会将童年的经历、印象，以及态度和长大之后的心灵活动联系起来，让二者处在一个因果关联的统一模式中，然后进行综合考虑。
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综合比较童年早期及成年之后相关的心理活动；而且，我们借助这种方式认识到，心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千万不要将其当作各自独立的实体。换言之，于心灵的各种表现而言，我们仅能将之当作一个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如此方能真正读懂它们。
总之，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问题，即人的心灵活动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意即，就外在形态和具象性或语言化的表达形式而言，人的心灵活动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类型的变化，不过其基本要素、目标、动力等一切可以将心灵活动引向最终目标的东西却恒定不变。例如，一位成年患者，其性情焦躁，内心一直充满着怀疑和不信任，而且一直在竭力逃避社会。此类表现实际上和其三四岁时的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一致，所不同之处在于此类表现在幼年时期可以更容易被看透罢了。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患者的童年时期，使之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准则，而我们也慢慢具备了在对一个成年人的现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借助于对其童年生活的了解将其性格特征揭示出来的能力。至于这个成年人身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类型的性格特征，我们以童年经历的直接投射来称呼。
假如我们可以让患者将其童年记忆准确地叙述出来，同时我们也清楚怎样正确地解读这些记忆，那么我们就可以精确地将患者如今的性格模式构建出来。借助于这种方式探索人性的原因在于——我们深知，一个人极难偏离其童年时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虽然每个人长大之后的处境必定与儿时的处境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但是没人可以改变其在童年时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就算是一个人长大之后的态度有所变化，这也并非说明其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
总之，心灵活动的基础是恒定不变的，因此一个人无论是儿时还是成年后，其行动轨迹基本上是一样的。依据此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此人的人生目标必定是恒定不变的。既然这样，我们若想改变患者当下的行为模式，当然就要从其童年经历入手。我们深知，只是改变患者成年后的各种经验和印象是不会起到一点儿作用的，真正重要之处在于将其行为的基本模式挖出来。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其主要的性格特征，进而对其病情做出正确的诊断。
我们这门学科以对儿童心灵的考察为支点，将大量的研究集中于人生最初的那几年。由于此领域当前还存在相当多的空白，还存在相当多的未知内容等待我们去探究，所以每一个研究人员在此均可能发掘出极具价值的新成果，而人性的研究将会因为这些成果而获得巨大的进步。
我们绝非出于研究而研究，而是出于全人类的利益而研究。本着这一宗旨，我们研究出了一种可以预防性格缺陷的方法。我们也不墨守成规、画地为牢，多年以来，我们都集中研究教育学领域，让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事实上，教育学的研究和人性科学的研究一样，均要奉行实践出真知的原则，而不能纸上谈兵。所以，倘若有人愿意投身于教育事业，并且打算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验证自己在人性研究方面的重要发现，那么对于此人而言，教育学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藏。
我们应该用心灵去感受他人心灵活动中的所有表现，要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的喜怒哀乐，这就像优秀的画家作画一样，要将自己所感受到的人物性格融入肖像画中。我们理应将人性科学当作一门艺术。这种艺术的用途相当广泛，它不但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密切相关，而且可以对它们产生极大的益处，尤其是文学和诗歌方面，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可以说，人性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掌握一定的人性知识，换言之，人性科学理应确保每个人的心理得以更健康、更成熟地发展。
不过，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即在理解人性这件事情上，人们一般都表现得特别自以为是。就算是对人性科学一无所知，一般人也会认为自己在此方面可谓无师自通；如果对其质疑，他们就会倍感委屈，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只有那些可以认同并理解他人价值的人方能真正理解人性，而这样的人并非曾经亲身经历过心理危机，而是其心灵极为敏感，可以洞察他人身上的心理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适当地采用一些策略和技巧。须知，我们所做的是将事实由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挖掘出来，然后不加掩饰地摆在他面前，而此举是人们极为排斥的举动。因此，我们在此要忠告大家：倘若你不想招人讨厌，那么在遇到此类情形时最好谨慎行事。如果有人经常轻率地滥用或误用自己的那点儿人性知识，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此人必定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烦的人。在人性科学面前，我们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切不可冒失地宣布实验结果——这种相当孩子气的做法就如同小孩子急于炫耀并卖弄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似的——身为成年人，倘若还喜欢此类炫耀的行为，那就极为不妥当了。
我们给有一定人性知识的人的建议是，切记要三思而后行。在开导他人的过程中，当你获得的结论没有得到证实的时候，千万不要将其硬生生地摆在开导对象面前。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被开导者通常会感到极难接受，最终的结果就是，对方的问题不但不会因为你的冲动鲁莽而得以解决，或许还会由于你的做法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会让我们这门还处于发展阶段的科学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所以，大家最好时刻保持谨慎的态度，并且始终牢记以下这点：仅能在完整地了解了某个事物之后，才能对其局部特征下结论；仅有在确保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将自己得出的结论公开。无论是对他人性格的错误的断言，还是对他人性格的正确的断言，均不要在不恰当的时机说出来，以免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讨论进行至此，大家心中必定产生了相当多的疑问。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个体的生活方式一直是恒定不变的。或许相当多的人无法理解这种说法，原因是人们一般认为，个体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会经历难以估量的事情，其人生态度必定会因为这样丰富的经历而发生一些变化。不过，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务必要记住：所有的经历或许均被赋予了相当多不同的解释。就算是同一种经历，不同的人也会从中获得不同的结论，这说明并非每种经历均会令我们变得更聪明。
当然，一个人可以借助于持续不断的学习来解决某些难题并形成自己的人生态度，不过，其所遵循的行为模式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我们会在后面的讨论中看到，一个人的所有经历均指向同一个目标，而且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与这些经历高度吻合。
众所周知，人人均可以从各种经历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经验。换言之，一个人如何看待自身经历，会从自身经历中获得怎样的结论，这一切均由其本人决定。我们借助于观察发现，人们由其自身经历中获得的结论往往都是他们自己想得到的。举例来说，一个人总是犯相同的错误，他也承认自己犯了错，不过承认了错误之后，他会寻找出不同类型的借口替自己开脱。常见的情况是，他或许辩解这是自己的老毛病，如今已经积习难改了；或许会怪其父母，或者怪自己不曾接受良好的教育；他或许还会抱怨自己从不曾得到他人的关心，或者称自己从小就被宠坏了，又或者称自己从前受到过虐待。
总而言之，无论是何种借口，均暴露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即这个人打算将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他找的这些原因其实是在替自己找一个看上去相当合理的借口，从而让自己免受他人的批评。总之，其所有经历均被他赋予相当多的解释，或者可以说，我们由相同的一种经历中可能会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如果你可以认清这一事实，那么你就会明白，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会由各种经历中总结出符合自身行为模式的经验来。由此可见，于我们人类而言，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是极难实现的。
一个人倘若不曾掌握足够的人性科学理论和技能，那么他就极难教好别人。此类人经常仅做表面功夫，或刻舟求剑，认为仅从表面观察，就足以证明自己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我们由事实获知，倘若行为模式不发生根本改变，即便表面上发生的变化再大，最终也仅是一些似是而非、没有任何价值的表面文章罢了，它们绝对无法证实一个人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
让一个人真正改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乐观的心态以及持久的耐心，最重要的是，它需要我们将个人的虚荣心完全摒弃，原因在于被改变者不承担满足他人虚荣心的义务。除此之外，改变的过程一定要让被改变的人感觉到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关于此点极易理解，这就如同有些人对待饮食的态度一样，如果某道菜并非按照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做出来的，那么就算是平时最喜欢吃的美食，这些人也会拒绝食用。
人性科学除了针对个体心理，还具备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社会性。倘若人类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融洽，社会就会更加团结、和谐。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是不会互相伤害、互相欺骗的。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每一位从事人性科学研究的同行们记住，于整个社会来说，欺骗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行为。除此之外，各位务必要让研究对象清楚，每个人身上均潜藏着许多不易察觉的潜意识，这些潜意识的作用相当巨大，无法估量。总而言之，倘若想做到以上几点，我们就一定要深入了解人性科学，此外在将人性知识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也要高度考虑其社会性。
那么，哪些人最适合从事人性研究工作呢？我们曾经说过，于人性科学而言，仅具备理论研究是不可行的，它需要我们将研究结果付诸实践去验证。唯有将研究和实践相结合，我们才能对人性有更敏锐、更深刻的认识，而这正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唯有深入生活中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其接受检验，人性科学方能真正发扬光大。
我们提倡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首先，现代教育体制在提供有关心灵或人性方面的知识方面并不全面，其结果就表现为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学到的人性知识少得可怜且大多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每一个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均是孤身作战，他们绝对是凭一己之力来对自身经历进行揣摩从而得出自己的经验，换言之，他们是于课堂之外、于生活实践中完成自我心灵成长的；其次，当前对人性的探讨还不曾形成一个明确而统一的体系，在今天，人性科学的地位差不多就和炼金术时代的化学一样，所以我们还要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更多的人性知识。
我们发现，就算是在目前这种杂乱无章、不健全的教育体制下，一些人还是可以积极地融入社会，而此类人正是最适合从事人性研究的人。我们在从事人性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之中不但有不屈不挠的悲观主义者（即那些尽管悲观却从不轻易妥协的人），还有乐观主义者。不过，仅与此类人接触远远不够，我们一定还要亲身体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极其不完善，所以并非每个人均可以轻松地触及人性，仅有一类人可以真正深刻地体悟人性，那就是一度犯过错不过后来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人。此类人当中，有的人或许是一度陷入了思想混乱的旋涡之中，困于形形色色的错误，不过最终他们挣脱了出来；有的人则是一度靠近过这个旋涡，并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
唯有那些亲身经历过各种情感激荡的人才最懂得人性。不管是在各大宗教盛极一时的时代，还是如今我们身处的时代，回头的浪子均是相当有价值的一类人，相比成千上万的正派人，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曾经于各种生活困境中挣扎过，曾经艰难地从人生的泥潭中爬了出来，曾经勇敢地由堕落经历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将其升华，那么他对人生必定深有体会，因此就理解人性方面而言，其悟性必定会比其他人高。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派人当中也有悟性极高之人。
当我们掌握了一定的人性知识之后，倘若发现某个人的行为模式无法令其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他提供帮助，使之调整错误的人生观。我们理应告诉他何样的人生观才是更好的、更适合社会、更适合获取现世幸福的，理应为他展示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理应让社会感和公共意识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成分。当然，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要为他硬生生地植入一个理想化的心灵活动模式，而是为其提供一种借鉴。可以说，在身处困惑中的人面前树立一种新的观念，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这会让此人引以为鉴，从中看清自己误入歧途之处。在决定论者看来，人的所有行动均是早已注定的。于我们看来，这种说法完全就是谬误。一个人倘若经常反省自己，经常思索人生，那么因果关系必定会发生变化，不同的经历和经验必定会时常规正他腐旧的价值理念。他仅需找到行动的动力，仅需主宰自己的心灵，就可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自己。而一个人倘若可以明白这一道理，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就会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以及自己理应承担的所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