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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科幻作家、新闻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家，与另两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和阿诺德·贝内特并称为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三杰。他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创造了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因此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英国的儒勒·凡尔纳
”。
在威尔斯的时代，人们同时受到现代文明的鼓舞和战争的威胁，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思考人类应有的现在和未来。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尔斯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未来预言家和历史学家。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认为“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方式，可以逐步改革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因为关于性自由的主张和与萧伯纳等人对领导权的争夺而震惊了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们，这些经历被他写入了《安·维罗尼卡》和《新马基雅弗利》。他曾在1920年和1934年两度访问苏联，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接见——据说列宁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一著名的论断就是在接受威尔斯采访时提出的。在《黑暗中的俄罗斯》（这个书名说明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给他留下的印象）一书中，威尔斯用充满怀疑的语气描述列宁所谈论的这个话题当时给他的感受：“我听的时候几乎认为这是可能的。”威尔斯也曾访问美国，与罗斯福总统晤谈——显然他想从当时两个最为不同的国家中去探寻他所认为的理想化的人类社会模式。目前我们所知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威尔斯的作品不是科幻小说，而是1921年他采访华盛顿会议后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长篇报道，译者是周恩来。
在五十三年的创作生涯中，威尔斯先后写下了超过一百一十部作品，平均每年两部，其中包括五十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成为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既有科幻小说，也有纯学术作品、严肃小说以及大量报刊文章，而这些作品的影响也和它们所涉及的内容一样广泛。
1866年9月21日，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身于英国肯特郡的小城布朗姆利（现在位于伦敦西郊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市民家庭。他家境贫寒，父亲约瑟夫曾当过职业棒球手，后来经营一家五金店铺；母亲尼尔早年当过用人，后来为一个乡绅当管家，这使得威尔斯童年的许多时光在这户人家位于地下室的厨房里度过。威尔斯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当他从地下室狭小的气窗望出去时，他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样的鞋子与靴子，仿佛世界就是由那些代表各种社会身份的鞋子与靴子组成的。
十四岁时，由于父亲破产，威尔斯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他先后当过布店学徒、信差、小学教师、药剂师助手以及文法学校的助教。他对这类的生活难以忍受，他的雇主们对他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所以他的这些职业生涯都很短暂。1884年，他得到每星期一个基尼的助学金，进入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前身南肯辛顿理科师范学校学习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他的生物学老师是达尔文学说的支持者、著名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这位老师的进化论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威尔斯后来的写作。1890年，威尔斯以动物学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伦敦大学函授学院教授生物学。
1891年，威尔斯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文章，偶尔也从事新闻写作。1893年，因病休养期间，他开始写作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同时也开始了科普创作。1895年出版的《时间机器》使威尔斯作为“可以看到未来的人”而一举成名，这部中篇小说的末章还被伊顿公学等贵族学校列为必读篇目，以使本国精英能够充分吸收威尔斯至高无上的语言精华。此后，《莫罗博士的岛》《隐身人》《星球大战》《登月第一人》等陆续发表，这些“科学传奇”，即现在所称的科学幻想小说，构成了威尔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辉煌的第一阶段。在20世纪初期，威尔斯的作品主要属于社会讽刺小说一类。此后他转向政论性小说创作，撰写了《基普斯》《波利先生的故事》《勃列林先生看穿了他》《恩惠》《预测》《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其中1908年的《托诺·邦盖》可以说是他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杰作之一。威尔斯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被称为“阐述思想的小说”，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整体上被认为缺乏艺术特色。他后期的作品更多地关注灵魂、宗教、道德等方面，说明这位赫胥黎的得意门生也曾遭遇过某种精神上的危机。
和威尔斯的创作生涯同样辉煌的是他的情史。他的情人中包括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和曾做过马克西姆·高尔基
情人的莫拉·包伯格。在总结自己的情史时，威尔斯说“虽然我曾深深爱恋一些人，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情人”，然而他却是一个好作家，他的恋人们的影子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例证——虽然威尔斯以科幻小说而闻名，但他的作品从来都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奥逊·维尔斯
根据《星球大战》的情节在电台做了一期广播节目，结果引起了一场民众大恐慌。这一后果大大出乎维尔斯的预料，他不得不保证以后再也不做类似的事，以免引起新的恐慌。
评论界将威尔斯与儒勒·凡尔纳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科幻小说两大流派的鼻祖，但威尔斯自己并不同意别人称他为“第二个凡尔纳”。他说：“我与法国那位未来的预言家之间并没有任何一定要扯到一块儿的东西。他的作品里所写的往往是那些完全可以实现的发现和发明，并且有些地方已经高明地预见了它们的可行性。他的小说将唤起一种实践的兴趣……而我的故事所指的绝不是实现科学假设的可行性，这完全是另一种幻想的体验。”他认为自己的“科学传奇”是想象的产物，其目的不在于预见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用瑰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威尔斯则在肯定科学技术发明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关心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也是一种“哲理小说”，他的作品总是通过幻想中的社会来影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整体上充满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观照。这切中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以及“人类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未来？”这种严肃的思想主题使得科幻小说真正成为一种可以“登堂入室”的文学形式，而非止于追求冒险猎奇的低俗读物——尽管在形式上难以区别。因此，也有评论家将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年份）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
威尔斯被认为是未来预言家和社会活动家，但现在看来他主要还是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曾幻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而达到人类大同的境界，并为此奔波呼吁，当然徒劳无功。他曾认为社会的领导权应该转移到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手里，但这个柏拉图
式的理想当然也无法实现。威尔斯后期的作品被认为对未来保持着勉强的乐观态度，但这与他世界观中根本性的悲观主义是矛盾的。作为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关注着科学发展与人性社会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人性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人类的灾难。在他用卓越的作品表现科学进步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他也卓有成效地提醒人类这种进步所带来的危险。在不列颠之战
中，在那些被他大声谴责过的纳粹用最先进的飞机扔下的最有破坏力的炸弹的爆炸声中，威尔斯坚持不离开几乎已是一片瓦砾的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威尔斯在离八十岁只有两个月时离开了人世。而在这场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一年，他曾为自己写下一句短小的墓碑文：“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