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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宪问》
孔子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在国家太平时候与社会动荡的时候怎么做人做官，换句话说就是在治世和乱世中怎么做到既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又能尽到为人臣子的责任。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孔子说，政治清明的时候，要正言正行；遇到政治混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
单从这样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孔子很厉害，很通人情世故。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也不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很大的贡献，因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人，你又怎么能期盼他能为别人带来福祉呢？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或者是结合我们的人生经验来看，孔子的话很有道理。太平之世的时候一定要行为端正，说话正直，做一个受百姓敬仰的官，做一个受同僚喜欢的人，这是一个君子所要做的，也是保证自己将来不被他人攻击的资本。人们常说世事无常，人心难测，只有你做到了问心无愧，才不会被人要挟。所以我们做官时一定要“危言危行”。
接下来孔子谈到了如果是乱世怎么做官的原则。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邦无道”的时候一定要清廉，让自己无懈可击，这就是“危行”，与此同时还要“言孙”，就是要说话谨慎，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人觉得乱世没有法制，政治混乱，正好可以浑水摸鱼、顺手牵羊，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了。越是在乱世就越要自我约束，检点自己的行为，否则没准你一句不经意的牢骚就能让你的政治前途变得一片黑暗。
南怀瑾先生在此处举了岳飞的例子。岳飞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岳飞的为人处世，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结果蒙冤死了。他没有做到《论语》所说的“危行言孙”。为什么说他言不逊呢？“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他北伐的口号。二圣是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他当时的口号，就是非打不可，准备一定要打到北方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是正言，但二圣回来，高宗怎么办？所以秦桧要杀岳飞，不过是为了拍高宗的马屁。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认为岳飞真糊涂，打尽管打，可是迎回二圣来，叫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而这个话，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所以岳飞的死，就在于他没有做到“危行言孙”！
与岳飞不同的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人，他就是冯道。南怀瑾先生对于这个人推崇备至，认为他不仅品行端正，而且是一个会做官会做人的人，做到了孔子说的治世与乱世做官的原则。在唐宋之间，五胡乱华几十年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冯道却能在乱世之中泰然自处，事后唐四帝、后晋二帝，再事后汉、后周，并在契丹呆过一段时间，在各朝都是官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年七十三而得善终。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品行无懈可击的人，否则何以能成为五代时官场上的不倒翁呢？他认为在那个时代中，都是豺狼当道，不需向谁尽忠。只需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命脉，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即可，用不着为胡人尽忠。
冯道在后晋石敬瑭手下担任宰相时，因为石敬瑭为求得契丹出兵援助自己打败后唐，夺取天下，准备割让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地区贿赂契丹，并向其称臣、称儿。事定后，需要派一名重臣为礼仪使到契丹，为契丹主耶律德光和萧太后上尊号。
石敬瑭心中的理想人选是冯道，但考虑到此行可能有去无回，感到难以启齿，便叫几名宰相商议此事。
捧着诏书的文书小吏一到中书省便哭出声来，因为自己的皇帝对外藩称儿、称臣实在是太屈辱了。
冯道正和几位同僚商议政务，见状大惊。待明白来意后，几位大臣都吓得面无人色，唯恐这桩既危险又屈辱的差事落到自己头上。
冯道看出了大家的意思，也不说话，很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下“道去”两字，其他人看后既感到解脱，又替他难过，有的人甚至当场落泪。
冯道出任礼仪使到了契丹后，契丹主对他很重视，本想亲自出去迎接，后因有人劝他“国君不应迎宰相”才作罢。
给契丹主和太后上过尊号后，冯道便被契丹主留下来为官，契丹族的风俗是只赐给贵重大臣象牙笏，或在腊日赐牛头，有一样就是特殊宠幸，冯道却全都得到了。他还为此作诗一首：“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
契丹主知道后大为高兴，要长期留他在契丹为官，冯道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我在哪朝做官，没有什么分别。”契丹主听后更欣赏他了。
冯道把得到的赏赐都用来买木炭，对人说：“北方寒冷，我年纪老了，难以忍受，不得不多做些准备。”摆出一副扎根契丹的架势。
契丹主开始唯恐留不住冯道，待见他如此，不仅不再怀疑他的忠诚，反而觉得自己的“儿皇帝”那里更需要这样忠诚有名望的大臣辅佐，便让冯道回到石敬瑭那里。
冯道三次上表推辞，说自己眷恋上国，不忍离去，契丹主一再催促，冯道才显得百般不情愿地上路了。
他先在驿馆中住了一个月，然后慢腾腾向回返。一路上到一个地方便停下来住宿，一点也不着急，契丹主派人查探后，愈加放心。冯道一直走了两个月，才出了契丹国境。
冯道身边的人问他：“我们能逃出虎口，返回家乡，恨不得身生双翅，您却走走停停，却是为何？”
冯道笑着说：“急有什么用？我们如果走快了，契丹主用快马一天就可以把我们追回去。我们走得慢，他们难以觉察我们的心思，这样才能安全返回。”
左右的人听后，都恍然大悟，对他钦佩不已。
一个会做官的人不仅要行得端，坐得直，还要学会弯曲的哲学，知道什么时候“危言危行”，什么时候“危行言孙”，只有这样才能在官场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