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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他认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应当像天空中的北斗星一样，它不因季节和时令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孔子觉得一个政治家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气节，不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尤其是那些贤良之臣，多半身上有这种气度。
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了诬陷太子的冤案。当时，太子的孙子刚刚生下几个月，也遭株连被关在狱中。丙吉在参与审理此案时，心知太子蒙冤，他几次为此陈情，都被武帝呵斥。他于是在狱中挑选了一个女囚负责抚养皇曾孙，自己也对其多加照顾。
丙吉的朋友生怕他为此遭祸，多次劝他不要惹火烧身，并且说：“太子一案，是皇上钦定，我们避之尚且不及，你何苦对他的孙子优待有加？此事传扬出去，人们只怕会怀疑你是太子的同党了，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吗？”
丙吉脸现惨色，却坚定地说：“做人不能处处讲究心机，不念仁德。皇曾孙只是个孩子，他有什么罪？我这是看到不忍心才有的平常之举，纵使惹上祸患，我也顾不得了。”
后来汉武帝生病卧床，听到传言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于是下令将长安的罪囚一律处死。使臣连夜赶到皇曾孙所在的牢狱，丙吉却不放使臣进入，他气愤道：“无辜者尚不致死，何况皇上的曾孙呢？我不会让人们这样做的。”
使臣劝他道：“这是皇上旨意，你抗旨不遵，岂不是自寻死路？你太愚蠢了。”
丙吉誓死抗拒使臣，他决然道：“我非无智之人，这样做只为保全皇上的名声和皇曾孙的性命。事急如此，我若稍有私心，大错就无法挽回了。”
使臣回报汉武帝，汉武帝良久无语，后长叹道：“这也许是天意吧。”
他没有追究丙吉的事，反而因此对处理戾太子事件有了不少悔意。他下诏大赦天下罪人，丙吉所管的犯人都得以幸存。
多年之后皇曾孙刘询当了皇帝，是为宣帝。丙吉绝口不提先前他对宣帝的救命之恩，知晓此情的家人曾对他说：“你对皇上有恩，若是当面告知皇上，你的官位必会升迁。这是别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
丙吉微微一笑，叹息说：“身为臣子，本该如此，我有幸回报皇恩一二，若是以此买宠求荣，岂是君子所为？此等心思，我向来绝不考虑。”
后来宣帝从别人口中知晓丙吉对自己的恩情，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他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神爵三年，丙吉出任丞相。在任上，他崇尚宽大，性喜辞让，有人获罪或失职，只要不是大的过失，他只是让人休假了事，从不严办。有人责怪他纵容失察，他却回答说：“查办属官，不该由我出面。若是三公只在此纠缠不休，亲力亲为，我认为是羞耻的事。何况容人乃大，一旦事事计较，动辄严办，也就有违大义了。”
丙吉性情温和，从不显智耀能，不知情者以为他软弱好欺，并无真才实学，对此，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且不因此改变心意。
一次，丙吉在巡视途中见有人群殴，许多人死伤在地，丙吉问也不问，只顾前行。看见有牛伸舌粗喘，他竟上前仔细察看，很是关心。他的属官大惑不解，以为他不识大体，丙吉解释说：“智慧不能乱用乱施，否则就无所谓智慧了。惩治狂徒，确保境内平安，那是地方长官之事，我又何必插手亲自管理？现在正是初春，牛口喘粗气，当为气节失调，如此百姓生计必定会受到伤害，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事，我怎能漠视不理？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身为宰相，只有抓住要领，才能不失其职。”
丙吉的属官恍然大悟，深为叹服。那些误解丙吉的人更是自愧不已，暗自责备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孔子对于政治家的要求很高，他把德行与修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他能祸害的仅仅是少部分人；而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也没有好的德行，那么他的危害就大了。所以身为领导的人一定要“为政以德”，内心有道，其外在表现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你在那里本身不用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无数的星星，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