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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萨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他仰躺着，背部坚硬，像盔甲一般，稍微抬起头，便看见他拱圆的、棕色的、分布着许多弓形硬块的肚子。在肚子的顶端，被子快要支撑不住了，随时会完全滑落。他那许多条相对身体其他部分显得纤细得可怜的腿在他眼前无助地晃动着。
“我怎么啦？”他想。这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只是有点过于狭小的真正的人类的房间，正静静地立于四面熟悉的墙壁之间。萨姆萨是个推销员，在那张堆放着拆封了的纺织品系列样品的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画，那是他不久前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放进一个漂亮的镀金画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着皮帽子、围着皮围巾、坐得笔直的女士，正把一只遮住了她整条小臂的沉重的皮手筒递向观画的人。
格里高尔接着把目光投向了窗户，那阴沉的天气—听得到雨点敲打着金属的窗框—让他感到格外伤感。“如果我再继续睡一小会儿，把所有的荒唐事都忘掉，又会怎样呢？”他想。可这完全办不到，因为他习惯了右侧着身子睡觉，但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他却没法让自己躺成那个姿势。不管他使出多大力气想翻到右侧，最后总是会摇摇晃晃地回到仰躺的姿势上来。他尝试了有一百次，闭着眼睛，以免看到那些踢腾挣扎的腿，直到开始感觉到身体右侧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微闷痛，他才作罢。
“啊上帝！”他想，“我选择的是一份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每天都在路上奔波。跑销售的压力比坐办公室的基本工作大多了。况且我还得承受旅行带来的折磨：担心错过转接火车，伙食又没规律又差劲，人际关系总是在变动，永远不能长久，永远不能变成知己。让这一切见鬼去吧！”他觉得肚皮顶上有点痒，于是仰躺着慢慢向床柱移去，以便更容易把头抬起来。他找到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白色的小点，弄不清是些什么；他想用一只脚去挠挠那个地方，却立刻把脚缩了回来，因为那一下触碰让他打了好几个寒颤。
他滑下来回到自己先前的姿势。“这种早起，”他想，“把人完全弄傻了。人必须睡足觉。别的推销员过得像宫廷贵妇一样。比如当我上午回到旅馆，去重新登记新签的订单的时候，那些老爷还在吃早饭。如果我敢这么干，马上就会被老板扫地出门。不过谁知道对我来说这会不会是件大好事呢？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得忍着，我早就辞职了，我会去找老板，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跟他直说。他非得从斜面桌上摔下来不可！他那种方式也够奇特的，坐在斜面桌上居高临下地跟雇员说话，雇员还得因为老板耳背必须凑到他跟前。不过，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等哪天我攒够了钱，把父母欠他的债还清了—应该还有五六年吧—我肯定会把这件事办了。然后我就会做一个大了断。不过目前我还得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他看向柜子上那滴滴答答的闹钟。“上帝啊！”他想。六点半了，指针静静地向前移动着，甚至过了六点半，快到六点三刻了。难道闹钟没有响？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被正确地拨到了四点钟的位置，它当然响过了。是的，但是要在这能晃动家具的响声中安稳地睡过头，又怎么可能呢？不过，他睡得倒并不安稳，但很可能却因此睡得更沉。
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火车七点钟开，要赶上这趟车，他必须拼命赶才行。可样品还没装好，他也完全不觉得自己特别有精神，特别灵活；就算他能赶上那趟火车，也逃不过老板的一顿大发雷霆，因为公司的听差肯定已经在五点那班火车那儿候着，并且早就把他迟到的消息汇报上去了。他是老板的奴才，既无骨气又没头脑。那怎么办，请病假吗？可这样做让人相当难堪而且相当可疑，因为格里高尔在他五年的任职期间还从未生过一次病。老板当然会带着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生前来，会因为这个懒惰的儿子而责怪他父母，还会借助医保公司医生的意见，驳回一切声辩。在这个医生眼里，根本只有完全健康却不愿干活的人。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吧？确实，除了睡了一个长觉之后实在多余的困倦感之外，格里高尔感觉完全良好，甚至还觉得肚子特别饿。
当他飞快地考虑着这一切，还无法下定决心离开床的时候—闹钟敲响了六点三刻—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靠着他床头的那扇门。“格里高尔，”有人喊道—是母亲—“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多么温柔的声音！
而当格里高尔听到自己回答的声音时，他吓了一跳，毫无疑问这是他从前的声音，但里面却掺杂了一声似乎是从声音底部发出来的、压制不住的痛苦的“吱吱”声，这“吱吱”声让他的话仅仅在说出口的那一瞬间保持清晰，一旦进入余音之后便彻底破坏，让人不知道是否真的听清楚了。格里高尔本来想详细地回答解释一切，但在这种状况下他只限于说了一句：“好，好，谢谢母亲，我这就起床了。”由于隔着木门，外面大概并没有真正觉察到格里高尔声音里的变化，因为母亲平静了下来，踢踢踏踏地走开了。但是这短短的交谈让其他家庭成员注意到：格里高尔还出乎意料地待在家里。
父亲立刻就在一扇侧门上敲了起来，敲得很轻，但用的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怎么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又降低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另一扇侧门后妹妹则带着哭音轻轻说：“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尔对着两边的门回答：“就好了。”他努力通过极其细心的吐字以及每个单词之间长时间的停顿把他声音里所有会引起注意的地方去掉。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餐了，妹妹却悄声说：“格里高尔，开门吧，我求你了。”但格里高尔根本没去想开门这件事，而是庆幸自己在旅行中养成的谨慎：哪怕在家里，夜里也会把所有的门锁好。
首先他想安静地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服，尤其是要吃早饭，然后再去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他分明觉察到，躺在床上他是想不出什么理智的结果的。他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某种可能由于睡姿不好而引起的轻微的疼痛，而起床之后就会发现这些疼痛纯属幻觉；他很想知道，自己今天的种种想象将会如何渐渐消逝。声音的变化仅仅是一场重感冒—这是推销员的职业病—的前兆，对于这一点他没有丝毫怀疑。
要掀掉被子非常容易，他只需稍微鼓鼓肚子，被子就自己滑了下去。但是下一步就困难了，尤其因为他的身体宽得那样不寻常。本来他需要手臂和手使自己立起来，但他却只有这许多条细小的腿，它们在不停地做着各种不同的动作，更何况他还无法控制这些腿。如果他想让一条腿屈起，那么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腰伸直了；等他终于成功地让这条腿执行了他想要它做的事情，那么这期间其他所有的腿都会像获得了解放一般，极度兴奋而令人痛苦地乱动起来。“只要不在床上没用地躺着就行。”格里高尔自言自语道。
一开始他想利用身体的下部让自己离开床，结果却发现，这个他还从没见过、也无法正确想象的下部非常不灵活，挪动起来十分缓慢，最后，当他几乎要发狂了，攒足了力气、不顾后果地向前冲去时，却选错了方向，狠狠地撞到了床柱下方。那火烧一般的疼痛让他意识到，眼下他身体的这个下部也许正是最敏感的部位。
因此他又试着先让上身离开床，他小心翼翼地转动着头部，朝床沿移去。这一点他也很容易就做到了，尽管他又宽又重，整个身体最终还是慢慢地跟随着头部转动起来。但等他终于把头伸到床外的空中时，他害怕了，不敢继续以这种方式前进，因为如果他最终让自己像这样摔下床去的话，必须真有奇迹出现，才能避免脑袋受伤。而正是现在，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不能失去知觉，否则他宁愿待在床上。
但是当他再次付出同样的努力，又像先前那样叹息着躺在那里，再次看着他的那些细腿更加激烈地相互争斗，而他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让这失控的动作平息下来时，他又对自己说：他实在不能待在床上，最理智的做法应该是牺牲一切，哪怕还存在微乎其微的希望，也要把自己从床上解放出来。不过这期间他同时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三思而后行远远好过绝望时的孤注一掷。在那样的瞬间，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户，遗憾的是，目光所及却是一片晨雾，连狭窄的街道的对面都被遮掩了，让人很难得到信心和鼓舞。“都七点了，”随着闹钟再次敲响，他对自己说，“都七点了，还是那么雾蒙蒙的。”他呼吸很轻地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似乎期待着在这完全的静谧之中，那种真实合理的状态会重新归来。
然后他却对自己说：“钟响七点一刻之前，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完全离开这张床。况且到那时公司里也会有人来找我，因为公司七点之前就开始办公了。”于是他开始设法把自己的整个身躯完全均匀地横着摇晃到床外去。如果他以这种方式掉到床下，他会在摔下去的时候把脑袋高高仰起，然而他的脑袋估计不会受伤。后背似乎挺坚硬的，摔到地毯上应该没事。他最担心的是那必然会发出的巨大响声，这响声就算不会在那几扇门后引起惊吓，也会导致担心。但这个险非冒不可。
当格里高尔已经把半边身体探出床外时—这个新办法与其说辛苦，不如说是一个游戏，他只需要一阵阵地不停晃悠就行了—他突然想起来，如果有人能帮帮他，这一切该多么简单。两个强壮的人—他想到父亲和那个女佣—就完全够了。他们只需把手臂伸到他拱形的后背底下，把他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抬着他弯下腰，只要格外小心格外耐心，等到他完整地落到地上，到了地上他的那些细腿但愿就有用了。可是，且不说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他真的应该叫人来帮忙吗？尽管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想到这里他仍然禁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他已经晃到了床边，到了稍微摇晃得厉害一点，就几乎无法保持平衡的地步，他必须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还有五分钟就到七点一刻了，而这时大门的门铃响了。“是公司里的人。”他对自己说，差点惊呆了，同时他的那些小细腿却因此愈加急促地舞动起来。有一瞬间一切安静如常。“他们不开门。”格里高尔对自己说，抱着某种荒唐的希望。但是随后当然是女佣一如既往地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向大门，把门打开了。格里高尔只需听到来访者的第一声招呼，就已经知道了那人是谁—代理本人
。
为什么只有格里高尔会被发配到这样一家公司去卖力呢？在这个公司你会因为犯了最小的错误马上遭受到最大的怀疑。难道所有的雇员统统都是无赖？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忠诚老实的人，这人哪怕只有早上的两三个小时没有忙于公务，就因为良知的折磨变得滑稽可笑，简直没办法起床？难道就真的不能派一个学徒来打探一下情况—如果这种打探确实有必要的话？非得要代理亲自上门，非得要用这种方式向无辜的家人显示：对于这件可疑的事情只有代理才有能力进行调查？
与其说出自正确的决定，还不如说这些念头让格里高尔受到了刺激，格里高尔用尽全力，把自己晃下了床。一声响亮的撞击声，不过还不至于真的很吵。地毯稍微减缓了摔落，而后背也比格里高尔想象的更具弹性，因此那只是一声不那么特别引人注意的闷响。不过他的脑袋抬得不够小心，无意撞到了。他又恼火又疼痛，转动着脑袋，在地毯上摩擦着。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代理在左边的隔壁房间里说道。格里高尔试图想象，类似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代理身上，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就像是对这个问题的粗暴的回答，代理此时在隔壁坚定地走了几步，弄得他的漆皮靴嘎嘎作响。右边的隔壁房间里妹妹低声告知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代理来了。”“我知道。”格里高尔自言自语道，但是他没敢把声音提高到妹妹能听见的程度。
“格里高尔，”这时父亲在左边的隔壁房间里说道：“代理先生来了，他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搭早班车走。我们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另外他还想跟你本人谈谈。请你把门打开吧。他心肠好，你房间乱他也不会见怪的。”“早上好，萨姆萨先生。”代理和气地插嘴喊道。“他不舒服，”当父亲还在对着门说话的时候，母亲对代理说：“他不舒服，相信我吧，代理先生。不然格里高尔怎么可能会误了一班火车呢！这孩子脑子里只有工作。他晚上从不出门，我都要生气了。这次他在城里待了有八天了，可每天晚上他都待在家里。他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安静地看报纸或者研究班车时刻表。对他来说，用钢丝锯干点活就已经算是消遣了。比方说，他用了两三个晚上就雕出了一个小相框。相框那么漂亮，您会吃惊的。相框就挂在里面房间里，等格里高尔开了门，您马上就会看到的。另外我很高兴您来了，代理先生。光靠我们是没法让格里高尔把门打开的。他那么固执；他一定是不舒服了，尽管今天早上他还不承认。”“我马上就来。”格里高尔缓慢而谨慎地说，并没有动，以免漏掉外面对话的一个字。“其他理由，仁慈的女士，我也无法想象，”代理说，“希望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得说，我们生意人—你愿意说可惜也好愿意说幸亏也好—出于业务考虑必须经常克服轻微的不舒服。”“那代理先生可以进你房间了吗？”不耐烦的父亲问道，再次敲了敲门。“不行。”格里高尔说。左边的隔壁房间出现了一阵难堪的静谧，右边的隔壁房间里妹妹开始抽泣起来。
到底为什么妹妹不到其他人那儿去呢？她大概现在才起床，根本还没开始穿衣服。她到底哭什么呢？因为他不起床不让代理进屋？因为他面临丢掉工作的危险？因为这样一来老板就会找父母讨要旧债？这些暂时都不过是不必要的担忧。格里高尔还在这儿呢，一点都没想过要离开家人。目前他还好好地躺在地毯上，任何清楚他现状的人都不会当真要求他让代理进屋的。对这个小小的无礼之举稍后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来解释，格里高尔总不会因此就马上被解雇。在格里高尔看来，更理智的做法应该是让他一个人自己待着，而不是用哭泣和劝说来打扰他。可正是对他情况的不了解，让其他人感到了困扰，也让他们的举动情有可原。
“萨姆萨先生，”这时代理提高声音叫道，“到底怎么了？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回答‘是’或者‘不’，不必要地让您的父母十分担心，而且—这一点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还以一种简直是不知羞耻的方式疏忽了您的工作职责。在此我以您父母和老板的名义发言，非常严肃地请您立刻做出明确的解释。我很震惊，我很震惊。以前我认为您是个安静理智的人，可现在您好像突然想通过闹别扭来示威。虽然今天早上老板向我暗示过你不去上班的可能的原因—跟最近让您去取的那笔收款有关—但是我差不多以我的名誉向他担保这个原因不可能成立。可现在看到您这么固执，不可理喻，我已经完全没兴趣为您说哪怕一句好话了。您的职位绝对不是最稳固的。一开始我本来打算单独跟您谈的，可因为您让我在这儿白白浪费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该让您的父母大人也了解一下这件事。最近一段时间里，您的业绩令人非常不满意，尽管我们也承认，现在不是做大生意的季节。可是什么生意都没有的季节是根本不存在的，萨姆萨先生，是不允许存在的。”
“可是代理先生，”萨姆萨狂喊道，激动得什么都忘了，“我这就，马上就开门。刚才我稍微有点不舒服，犯了头晕，才没能起床。现在我还躺在床上。可我现在已经完全精神了。我正在下床。再耐心等一小会儿吧！目前还不像我想的那么顺利，不过我已经恢复了。一个人怎么会突然碰到这种事！昨天晚上我还挺好的，这我父母是知道的，确切地说，昨天晚上我就有一点预感。其实从我身上应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就没有跟公司请假呢！可人们总是想着，生病了不用待在家里也能挺过去。代理先生！请体谅我的父母吧！您现在对我的所有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方面没人跟我讲过一个字。您也许还没看过我寄回去的最新订单。另外，我会搭八点钟的那班火车出门，这几个钟头休息给了我力量。您不用在儿浪费您的时间了，我本人马上就到公司，劳您大驾，跟老板先生讲一声，代我向他问好吧。”
格里高尔急促地蹦出这些话，却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与此同时，大概由于他先前在床上成功的练习，他轻易地靠近了衣柜，此刻正试图依靠着衣柜立起身来。他确实想打开房门，确实想让人看到自己，想跟代理谈话；他很想知道：那些眼下那么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到他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受到惊吓，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责任，可以安心了；如果他们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一切，那么他也没有激动的理由，如果抓紧的话，他确实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一开始他好几次从光滑的衣柜上滑了下去，但是最终他使劲一跳，立了起来。他已经不再去理会身体下部的疼痛了，不管那疼痛如何火烧火燎。这时他向着附近一张椅子的椅背倒下去，用那些细腿抓紧椅子的边缘。用这样的方式他也赢得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他不说话了，因为现在他可以倾听代理讲话了。
“你们听懂了哪怕一个字吗？”代理问父母，“他不会是在把我们当猴耍吧？”“天啊！”母亲已经带着哭音喊道，“他可能病得很重，我们在折磨他。葛蕾特！葛蕾特！”她大叫着。“母亲？”妹妹从另一边喊道。她们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交谈着。“你必须即刻去找医生。格里高尔病了。快去找医生。你听到格里高尔说话了吗？”“那是动物的声音。”代理说。在母亲的喊叫声的衬托下，他的声音轻得引人注意。“安娜！安娜！”父亲拍着手，隔着前厅向厨房里喊着，“马上去叫一个锁匠来！”两个女孩很快裙裾悉索地跑过前厅—妹妹究竟怎么那么快就穿好了衣服？—使劲拉开了大门。没听到关门的声音，她们应该让门敞开着了，就像发生了大变故的住宅惯有的样子。
格里高尔却变得平静多了。尽管他的话别人不再听得懂，他倒觉得自己听得很清楚，比以前还要清楚，也许因为他的耳朵已经习惯了。但是至少现在大家已经相信他不完全正常，而且准备帮助他。采取这些初步措施时所显示的那种信心和把握让他感觉很好。他觉得自己又被归入到了人类的圈子里，期待着这两个人，医生和锁匠（他没有对他们进行详细区别），做出让人惊喜的巨大贡献。为了让声音清晰，好进行即将到来的决定性的谈话，他稍微清了清嗓子，当然尽量压抑着，因为很可能连这种声音都会跟人类的咳嗽声不一样，这种声音他再也不敢发出来了。这期间隔壁房间已经变得十分安静。也许父母和代理正坐在桌旁窃窃私语，也许所有人都靠在门上侧耳倾听。
格里高尔推着椅子慢慢向房门移去，到了门前，他放下椅子，扑到门上，靠着房门直立着—他那些细腿的根部有一点粘液—累得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接着他就开始用嘴去转动插在锁眼里的钥匙。遗憾的是，他好像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牙齿—等一下他该用什么来咬住钥匙呢？—不过他的下颚显然倒很强劲。借助下颚他确实让钥匙转动起来，他不去理会这样做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某种伤害，因为一股褐色的液体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流过钥匙，滴到了地上。
“听啊，”代理在隔壁房间里说，“他在转动钥匙。”这让格里高尔受到很大的鼓舞。可其实所有人都应该为他加油，连同父亲和母亲，“加油，格里高尔，”他们应该喊，“继续，继续把锁弄开！”想象着大家都紧张地关注着他的努力，他使尽全身所有力气，不管不顾地咬住了钥匙。他随着钥匙的转动围着锁眼来回跳着，仅仅依靠嘴的力量保持直立；根据需要，他或者挂在钥匙上，或者用全身的重量把钥匙向下压。门锁终于弹开了，那一声脆响这才把格里高尔唤醒。他松了一口气，对自己说：“我没用上锁匠。”他把头靠在门把手上，好把门完全打开。
由于他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开门，房门虽然已经敞得很开，但别人还看不到他。他必须先慢慢从这扇门的背后转出来，而且如果他不想在进入客厅之前仰面摔倒的话，还得非常小心。正当他忙着对付这个难题，没有时间去注意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听到代理发出一声响亮的“啊！”—这声音听起来就像狂风呼啸—他也看到他了：这个离房门最近的人，他如何用手蒙住自己张开的嘴，慢慢向后退去，好像受到一股不可见的、均匀持续的力量的推动一般。母亲—虽然代理在场，她却仍然顶着一头夜里睡散了的、高耸的乱发站在那里—先是双手交握地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向着格里高尔迈近两步，随即倒在了地上，她的裙裾在她周围四散开来；她的脸埋在胸前，完全看不见了。父亲面带敌意地握紧拳头，似乎想把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接着他犹豫地环顾了客厅一眼，然后用手遮住眼睛哭了起来，他那宽阔的胸脯也随之起伏。
格里高尔现在根本不再进入房间，而是靠在了另外那扇锁死了的门的背后，让人只看得到他的半边身体以及身体上侧探出去窥视其他人的脑袋。这期间天已经亮了很多，街道的另一面清楚地矗立着对面那栋无边无尽的灰黑色房屋—那是一座医院—的一段，间隔规律的窗户坚硬地镶嵌在房屋的正面。雨还在下着，但雨点很大，每一颗都看得见，一颗接一颗地砸到地面上。桌子上摆着过多的早餐餐具，因为对于父亲来说早餐是一天里最重要的一餐，他会阅读各类报纸，把早餐时间拖延到好几个钟头之久。就在餐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兵役时期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是一个少尉，手放在军刀上，无忧无虑地笑着，想让人对他的姿势以及制服肃然起敬。通向前厅的房门开着，由于寓所的大门也是敞开的，可以望得到寓所前的过道以及通向楼下的楼梯的开端。
“现在，”格里高尔说，心里非常清楚，他是惟一保持着冷静的人，“我会马上穿好衣服，把样品装好，然后就动身。你们愿意、愿意让我走吗？现在，代理先生，您看见了，我并不是固执，我喜欢工作，旅行很辛苦，但没有旅行我无法生活。您要去哪儿啊，代理先生？去公司？对吗？您会把一切如实汇报上去吧？有人可能会有一会儿没法工作，可正是这时候，应该记起他以前的功劳，相信他克服了障碍以后，肯定会更加勤奋更加专心地工作的。我亏欠老板先生很多，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另外一方面，我还得照顾父母和妹妹。我现在身处困境，但我会克服的。您就别让我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困难了。在公司里支持我吧！大家不喜欢推销员，我知道。大家以为他赚着大钱过着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特别的动机去好好想想这些偏见。可是您，代理先生，您对其中的关系比其他人看得更全面，是的，甚至，完全私下里说，您比老板先生自己看得还要全面，因为他本人是企业家，容易让自己受到错误影响，做出不利于某个职员的决定。而您却非常清楚，推销员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公司外面跑，是很容易成为流言蜚语、偶然事件以及没来由的指责的牺牲品的，可对此他却根本无法防备，因为对这些东西他大多一无所知，只有当他精疲力竭地出完差回到家，亲身体会到那些闹不清根源的可怕的后果的时候，才会有所了解。代理先生，您别走，别这样不跟我说一句话就走了，告诉我，您起码觉得我的话有一小部分是对的吧！”
可是代理在格里高尔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转过身去，他的肩膀抽搐着，大张着嘴，扭头看向格里高尔。在格里高尔说话期间他没有一刻安静地站着，而是朝着房门溜去，同时不让自己的视线离开格里高尔，他的步伐那么缓慢，仿佛存在着一道不准离开房间的秘密禁令。很快他就到了前厅，从他突然一下子迈出最后一步，把脚抽离了客厅的样子来看，别人会觉得他的鞋底可能着了火。他在前厅里向着楼梯远远地伸出右手，好像那里有一个超凡的救星在等待着他一样。
格里高尔心里清楚，如果他不想让自己在公司里的职位受到极度危害的话，他绝不能让代理带着这种情绪离开。父母对这一切并不很了解，多年以来，他们形成一种信念，以为格里高尔可以在这家公司干一辈子，衣食无忧，另外他们现在忙于应付眼前的烦恼，完全丧失了预见的能力。但是格里高尔有这样的预见。代理必须被留住，被安抚，被说服，最后再被争取过来。格里高尔和家人的将来就系于此！如果妹妹在这里该多好啊！她聪明，当格里高尔还安静地仰面躺着的时候，她已经哭了。这个喜欢女人的代理一定会听她劝的，她会关上大门，在前厅里说服他，直到他不再害怕。可是妹妹不在这儿，格里高尔必须亲自出马。他离开了那扇门，并没有去想他对自己目前的行动能力根本还不了解；也没有去想可能—非常可能—别人又听不懂他的话。他离开了那扇门，把身子探出门洞，想朝已经用双手可笑地紧抓过道栏杆的代理走去，却立刻一边寻找着支撑点，一边低低地尖叫了一声跌倒了，他那许多条细腿着了地。
这件事发生的那一瞬间，他在这个早晨第一次感觉到一种身体上的舒适。他高兴地发现：那些细腿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完全听命于他，甚至努力抬着他去向他想去的地方。他已经相信：所有苦难的终极好转就在眼前。可就在同一瞬间，当他躺在地上由于行动的限制而晃动着的时候，他离母亲不远，就在她对面，而本来看似完全陷入了沉思的母亲，却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大张着双臂，十指叉开，高喊道：“救命，上帝啊，救命！”她垂着头，似乎想要把格里高尔看得更清楚些，却又自相矛盾地无意识地迅速向后退去，她忘了身后是摆好了的餐桌，她退到餐桌前，心不在焉似的一屁股坐了上去，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身边那个大壶倒下了，咖啡正汹涌而出，流到了地毯上。
“母亲，母亲。”格里高尔轻声说道，抬头望着她。有一瞬间，代理完全从他的意识里消失了。可是看到流淌的咖啡，他忍不住伸出下颚咂了好几下嘴。母亲见状再次尖叫起来，她逃离了桌子，倒在正从对面奔来的父亲的怀里。
但是格里高尔此刻没时间顾及他父母了，代理已经到了楼梯旁边，他把下巴搁在栏杆上，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格里高尔做好冲锋的准备，以保证能追上代理，但代理应该已经有所察觉，因为他一步跳下好几级台阶，不见了，还“呼”地高喊了一声，喊声在整个楼梯间回荡。
可遗憾的是，代理的逃离似乎把迄今为止相比之下最为镇定的父亲彻底弄糊涂了，因为他不但没有去追代理，或者至少不妨碍格里高尔去追，反而用右手抓起代理连同帽子和大衣一起遗留在一张椅子上的手杖，左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大报纸，跺着脚，挥舞着手杖和报纸，开始把格里高尔朝他自己的房间里撵。格里高尔的请求不管用，他的请求也没人能听懂，不管他如何谦卑地扭着头，父亲却只是把脚跺得更狠了。那边，母亲不顾天凉，猛地推开一扇窗户，把身子伸了出去，她把脸远远探到窗外，埋在双手之中。巷子和楼梯间之间形成一股强烈的穿堂风，窗帘飞了起来，桌子上的报纸沙沙作响，有几张在地上飞舞。
父亲不屈不挠地逼近着，牙齿间发出嘶嘶声，像个野人一样。但是格里高尔还没练习过后退，他退得实在太慢。如果格里高尔能够转身的话，他马上就可以回到他的房间里。可他害怕自己那极其费时的转身会让父亲变得不耐烦，每一个瞬间，父亲手里的手杖都可能落到他的背上或者头上，给他致命一击。不过最终格里高尔别无选择，因为他惊恐地意识到，后退时自己连如何保持方向都不知道。因此他一边不停地斜着眼惊恐地看着父亲，一边开始尽可能迅速、而实际上却只是非常缓慢地扭转着身体。
也许父亲意识到了他的良好意愿，因为他不但没有阻挠他，反而时不时在远处用手杖尖指挥着他的转身运动。如果父亲不发出那难以忍受的嘶嘶声该多好啊！格里高尔被这声音弄得完全无法思考。他差不多快要完全转过身子了，可灌满耳朵的嘶嘶声把他搞糊涂了，他又往回多转了一小截。但当他终于幸福地把头朝向门洞时，却发现他的身体太宽，无法就这样穿过门洞。父亲在目前的状态下当然一点也想不起应该打开另外半扇门，给格里高尔制造出一条足够宽的通道。他唯一不变的想法是必须让格里高尔尽快进到他的房间里去。他也绝不会允许格里高尔进行他所需要的麻烦的准备工作，以便立起身，或许以直立的方式通过房门。相反，他提高了嗓门驱赶着格里高尔，似乎障碍并不存在。格里高尔身后的声音已经完全不像仅仅来自父亲一个人了。
如今确实不是在闹着玩了，格里高尔—不管会发生任何事情—向门洞挤去。他身体的一侧拱了起来，他斜着卡在了门洞里；他的一边腹部完全擦伤了，白色的门上留下了难看的斑点；很快他就被紧紧夹住，单靠他自己根本无法挪动；一边的细腿颤抖地悬在空中，另一边的腿则被痛楚地挤压到了地面上—就在这时，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意义上的解脱性的重重一击，他血流如注，飞进了自己的房间深处。房门被手杖猛然撞上，接着终于安静下来。
直到黄昏，格里高尔才从沉沉的昏睡中醒来。其实就算没有受到干扰，过不了多久他也会自己醒过来的，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休息够了，也睡够了。不过他觉得自己似乎是被一声匆忙的脚步声以及通向前厅的门被小心地关上的响声唤醒的。街道上的电灯光惨白地散落在房间的天花板以及家具的顶部，但是下面格里高尔周围却一片漆黑。格里高尔笨拙地用那他现在才知道珍惜的触须试探着，慢慢向房门挪去，想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体的左侧似乎整个都成了一道长长的、不舒服地紧绷着的伤疤，他只能靠那两排腿一瘸一拐地前行。另外，有一条腿在今天早上的事件中严重受伤—只有一条腿受了伤，几乎算得上是个奇迹了—被毫无生气地拖拽着。
到了门前他才意识到，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了那里：那是某种可以吃的东西的味道。因为那里放着一个装着甜牛奶的食盆，牛奶上漂浮着小块的白面包。他高兴得差点笑了，因为他现在比早上还要饿，他立刻把头埋进牛奶里，牛奶差点淹过眼睛。可是很快他就失望地把头缩了回去，不仅因为他棘手的左半身让他进食困难—只有整个身体气喘吁吁地予以配合，他才能够进食—而是因为这种他本来最喜爱的饮料，诚然是妹妹因此而放置在这里的，他现在却觉得根本不好喝了，是的他几乎是厌恶地从食盆前转过身，向着房间正中爬去。
格里高尔透过门缝看到客厅里的煤气灯已经点亮，平常这时候父亲会提高嗓门向母亲，有时候还有妹妹，朗读他下午收到的报纸，但现在却听不到一点声音。不过，也许这种妹妹总是在谈话中和信中向他提起的朗读习惯最近一段时间本来就不再经常进行了。可就连周围也是那么安静，尽管房子里肯定不是空无一人的。“家人过着多么宁静的生活啊！”格里高尔对自己说，他一边呆呆地盯着眼前的黑暗，一边对于自己能让父母和妹妹住上这样漂亮的房子过上这样的生活感到十分骄傲。可是如果这所有的安宁，所有的舒适，所有的满足如今都要可怕地结束了，又将会怎样呢？为了不让自己沉迷于这类想法，格里高尔索性动起来，在房间里爬来爬去。
在这个漫长的晚上，有一回一扇侧门，还有一回另一扇侧门打开了一条小缝，然后又飞快地关上了。显然有人打算进来，却又顾虑重重。格里高尔于是直接守在通向客厅的那扇门边，决定要设法把那犹豫的来访者引入房间，或者至少弄清楚那个人是谁。可现在门再也没有打开过，格里高尔白白等候着。早上，当房门都被锁着的时候，所有人都想进到他的房间里来；现在，他已经打开了一扇房门，另外几扇门显然在白天也被打开过，却没人再进来，钥匙从外面插在了锁眼里。
直到深夜客厅里的灯才熄灭，现在很容易就可以断定，父母和妹妹到此时为止都还没睡，因为能够清楚地听见三个人此刻正踮着脚尖离去。那么明早之前肯定不会有人到格里高尔的房间里来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不受干扰地仔细思考，如今他应该如何重新安排他的人生。可他被迫平躺在这间又高又空的房间的地板上，这房间让他感到害怕，他却找不到原因，因为这是他住了五年的房间—一半出于无意识地，他转过身，并非没有一丝羞愧地急忙向长沙发底下爬去。在那里，尽管他的背有点被挤压着，尽管他的脑袋再也抬不起来，他却即刻感到非常舒服，他只是有点遗憾，他的身体太宽，不能完全藏到长沙发的下面。
他在那里待了一整夜，一部分时间在半醒半睡中度过，不断被饥饿惊醒；一部分时间却陷入担忧以及模糊的希望之中，而一切担忧和希望最终只通向一个结论：目前他必须保持冷静，用耐心和对家人最大程度的体谅，使他们能够承受他在目前的状态下被迫带给他们的麻烦。
第二天凌晨，其实几乎还是夜里，格里高尔就有了一个机会去检验他刚下的决心是否足够坚定，因为妹妹从前厅里打开了房间的门，她几乎完全穿戴整齐了，正紧张地向里张望着。她没有立刻发现他，可当她察觉到在长沙发底下的他时—天哪，他应该在什么地方才对，他不可能飞走了吧—她吓坏了，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又把门从外面“砰”地关上了。但是她似乎对自己这样的举动感到后悔，马上重新打开门，踮着脚尖走了进来，就像是来看一个重病的人或者甚至是一个陌生人一样。
格里高尔把头伸到接近长沙发边缘的地方，观察着她。她会不会觉察到他没有动过牛奶，而且绝对不是因为不饿？她会不会去拿些更适合他吃的食物进来？如果她不是自发地去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宁可饿死，也不会去提醒她，尽管他其实有着强烈的冲动，想从长沙发下面冲出去，俯身于妹妹的脚前，恳求她给自己拿点好吃的东西来。
但妹妹立刻惊讶地注意到了那个还是满满的食盆，只有一点牛奶洒到了食盆的周边，她立即拿起食盆，但并不是用手，而是垫着一块碎布，把食盆端出了房间。格里高尔十分好奇她会拿来什么样的替代品，他做着各种不同的想象。但他绝不可能猜到妹妹出于好心真的做了什么：为了测试他的口味，她给他带来一堆不同的东西，全部摊放在一张旧报纸上。那里面有半腐烂的不新鲜的蔬菜，有晚饭时剩下的、裹在已经凝固的汤汁里的骨头，有几粒葡萄干和杏仁，有一块格里高尔在两天前宣布无法下咽的奶酪，还有一块干面包，一块抹了黄油的面包以及一块抹了黄油和盐的面包。除了这些东西，她还摆了一个很可能被指定为格里高尔专用的食盆，在食盆里放了水。出于体贴，她知道格里高尔不会当着她的面吃这些东西，因此匆忙地离开了，还转动钥匙，让格里高尔明白，他可以随心所欲，舒舒服服地进食了。
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格里高尔的细腿一起奔走起来。此外，他的伤应该已经痊愈，他不再感觉到任何不方便，对此他觉得惊讶，想起一个多月前，自己用刀把手指割伤了一点点，直到前天还让他疼得厉害。“难道我现在没那么敏感了吗？”他一边想，一边已经贪馋地吸吮起那块奶酪来，在所有食物中，这块奶酪立刻强烈地吸引了他。他双眼含着满足的眼泪，迅速地一样接一样地吃掉了奶酪、蔬菜和汤汁，相反，那些新鲜的食物并不合他的口味，他连它们的气味都无法忍受，甚至还把那些他想吃的东西拖到了远一点的地方去吃。
当妹妹慢慢地转动钥匙，作为让他回避的信号时，他已经吃完饭好一会儿，正懒洋洋地躺在原处。那声音让他立刻惊跳起来，虽然他都快睡着了，他急忙又回到了长沙发的下面。但是就算是妹妹在房间里停留的短短的时间里，他也需要很强的克制力，才能一直待在长沙发底下，因为他的身体由于充足的食物而鼓了起来，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憋得快要窒息了，用有点前突的眼睛看着一无所知的妹妹怎样用扫帚不仅把那些残羹，而且甚至连同那些格里高尔根本没碰过的食物扫在了一起，似乎连这些食物也变得不再有用了；看着她怎样把这些东西仓促地抖进一个桶里，用一个木头盖子盖好，然后把它们提了出去。她一转过身，格里高尔就已经从长沙发下钻了出来，伸展着腰身，让自己的身体膨胀开来。
格里高尔每天都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他的食物，一次在早上，当父母和女佣还在睡觉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大家吃完午饭之后，因为这时父母也会睡一会儿，而女佣则会被妹妹指使出门去办点事。父母当然也不想让格里高尔饿死，但也许他们无法忍受亲眼看见他吃东西，光听听就够了；也许妹妹只是不想让他们为这样的小事伤心，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够受罪的了。
在那第一天的上午，大家是用什么样的借口让医生和锁匠离开住宅的，格里高尔根本无法获悉，由于他的话别人听不懂，所以没人会想到，即便妹妹也想不到，他能够听懂别人的话。因此当妹妹在他的房间里时，他只能满足于听到她偶尔发出的叹息以及对上帝的呼唤。直到后来，当她对一切都稍稍习惯了的时候—要完全习惯当然是永远也谈不上的—格里高尔有时才能够捕捉到一句友好的或者可以解释为友好的评语。当格里高尔卖力地把食物吃光了的时候，她会说；“他觉得今天的饭好吃。”而在日益频繁出现的相反的情况下，她通常则会忧伤地说：“又是什么都没动过。”
在格里高尔无法直接获悉新消息的同时，他却从隔壁房间偷听到了好些消息，只要一听到声音，他就立即跑到发出声音的那扇门前，把整个身体紧靠在门上。尤其在头几天，没有一次谈话不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他，即便只是以隐秘的方式。整整两天，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听到关于现在应该怎么办的讨论。但即便是在饭余时间大家也谈论着相同的话题，因为总是至少有两个人在家，而这大概是由于没人愿意独自待在家里，而住宅里又无论无何不能没有人的缘故。那个年轻的女佣—对于发生的事情她知道什么知道多少并不完全清楚—也已经在第一天就跪在母亲面前，求她立刻辞退自己，当她在一刻钟之后告别的时候，她流着眼泪感谢受到辞退，似乎这是人们给予她的最大的恩惠。而且她还在没人要求的情况下发了毒誓，保证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
现在妹妹必须和母亲合力下厨做饭，不过这件事并不费什么力气，因为大家几乎什么都吃不下。格里高尔总是不断听到一个人徒劳地劝其他人进食，而得到的只是“谢谢，我吃饱了”或者类似的答复。也许连酒也没人喝了。妹妹经常问父亲是否想喝啤酒，她真心诚意地请求，要自己亲自去买，当父亲沉默不语时，为了不让他有任何担心，她说，她可以让管房子的女人去买，但是父亲最后却断然说了个“不”，这件事就再也没被提起过了。
还在第一天，父亲就已经把全部的财产状况和前景向母亲以及妹妹做了说明。他时不时从桌旁站起身，从他的小保险箱里取出某张单据或者某本账目簿，那个保险箱是五年前他在自己的公司倒闭前拯救出来的。可以听到他如何打开那把复杂的锁以及在拿出要找的东西之后又如何重新锁好。父亲的这些说明的一部分是格里高尔自从被囚禁以来听到的第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他向来以为那家公司没给父亲留下丝毫财产，至少父亲从没跟他讲过与此相反的话，不过格里高尔也从没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了。那时，格里高尔的忧虑仅仅是要不惜一切，让家人忘记那场让所有人完全陷入绝望的生意上的灾难。因此那时他以非同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小伙计变成了推销员，当然有了完全不同的赚钱机会，业绩可以立刻以佣金的形式变成现金，让他回家放到桌上，使得家人惊讶而欣喜。
那是些美好的日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至少没有以那样的光彩出现过，尽管格里高尔后来赚了那么多钱，有能力并且也确实承担着整个家庭的开销。不管是家人还是格里高尔，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家人感激地接受着那些钱，而他则心甘情愿地提供着那些钱，但是不再有一种特别的温暖感了。只有妹妹还仍然和格里高尔保持着亲近，他有一个秘密计划，想明年把妹妹送去音乐学院，和格里高尔不同，妹妹十分喜爱音乐，小提琴拉得很好。他不管这件事会带来大笔开销，而这笔钱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赚到。格里高尔在城里短暂的逗留期间，妹妹在和他交谈时经常提及音乐学院，但总是仅仅作为美好的梦想，要实现是不可想象的，而父母连这无辜的提及也不想听。可是格里高尔非常坚定地盘算着这件事，有意在圣诞节晚上庄重地宣布它。
当他竖起身体紧贴着门偷听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会翻腾着这些在他目前的状态下完全无用的想法。有时候他因为疲倦根本无法倾听，脑袋会不经意地向门上撞去，但他会即刻重新稳住脑袋，因为哪怕他弄出一点响声，也会被隔壁听到而让所有的人都陷入沉默。“他又在搞什么名堂？”过一会儿父亲会说，显然已经转身向着门，然后那被打断的谈话才会又慢慢重新继续。
现在格里高尔已经充分了解到—因为父亲经常重复他的解释，部分是由于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操心过这些事了，部分也是由于母亲对这一切不能听一次就明白—虽然发生了这所有的不幸，但家里仍然有一笔往日留下的小小的财产，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利息没有被动用过，让这份财产稍有增长。另外，格里高尔每个月拿回家的那些钱—他只给自己留下了几个零花钱—并没被全部花光，也已积攒成一笔小小的资本。格里高尔在他的那扇门后使劲点着头，为这种出乎他意料的谨慎和节俭感到高兴。其实他原本可以用这笔闲钱进一步还清父亲欠老板的债，而他摆脱这个职位的那一天也会提前很多，但是现在毫无疑问，还是父亲这样的安排更好。
不过要让一家人靠利息生活，这笔钱还根本不够。它也许能够让全家人维持一年的生活，最多两年，再久就不行了。这其实只是一笔不能动用、存着以便救急的数目，用于生活的钱还必须去赚。可父亲虽然身体还健康，却已年迈，他已经五年没有工作过，因此不可能有多大指望；这五年是他辛劳却失败的人生中的第一次假期，在此期间他长胖了不少，变得十分迟钝。那么难道要让老母亲去赚钱吗？她患有哮喘，连在住宅里走上一圈都感到吃力，每隔一天都会由于呼吸困难而打开窗户躺在沙发上。难道要让妹妹去赚钱？她才十七岁，还是个孩子，她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只是穿两件漂亮衣服，睡睡懒觉，帮忙做点家务，参与一两样朴素的娱乐活动，尤其是拉拉小提琴—而这才是她应得的生活方式。当谈话进行到赚钱的必要性时，格里高尔总是先松开门，扑到门边凉凉的皮沙发上，因为羞愧和悲哀让他全身火热。
他经常躺在那张沙发上度过长夜，一刻也睡不着，只是一连几个小时抓挠着沙发的皮面。或者他会不惜力气，把一张椅子推到窗户跟前，然后爬上窗台，用椅子作为支撑，靠在窗户上，向窗外张望，显然只是由于在记忆里从前这样做曾经给他带来过某种解脱感。因为实际上即便离得稍微远一点的东西他也一天比一天看不清楚了。对面那座医院，他从前因为老是看到而曾经诅咒过，如今他根本看不见了，如果不是因为确切知道自己住在这条安静的完全位于城里的夏罗登街上，他会认为从他的窗户里看到的是一片荒地，那灰蒙蒙的天空和灰蒙蒙的大地毫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细心的妹妹在两次看到那张椅子放在窗户旁边之后，每次收拾完房间，都会把椅子又原样推到窗前，甚至还会让里面的那扇窗户敞开着
。
如果格里高尔能跟妹妹交谈，感谢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他会更轻松地接受她的服务。可现在他却因此而痛苦。妹妹当然试图尽可能抹去整件事情中那令人难堪的成分，时间过得越久，她当然也做得越成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格里高尔也更容易看穿这一切。他已经开始害怕她进到房间里来了。刚一进门，她就径直朝窗户跑去，连门都顾不上关，不管她向来如何小心地避免让任何人看到格里高尔的房间。她用迫不及待的双手猛地打开窗户，好像就要窒息一样，即便天气很冷，她都会在窗前待上一会儿，深吸几口气。她以这样的走动和噪声每天两次让格里高尔受到惊吓，在这期间他在长沙发下颤抖着，心里却非常清楚：如果妹妹能够做到关着窗户也能在格里高尔待着的房间里停留，那么她肯定会让他免于这种经历的。
有一次，大概已经是自格里高尔变形一个月之后，对于妹妹来说应该再没有特别的理由对格里高尔的外形感到惊讶了，她来得比平常稍微早了一点，正撞到格里高尔在向窗外张望，他一动不动，让人害怕地直立着。如果她停下来，格里高尔倒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站在那里妨碍了她立刻打开窗户；但是她不仅没有进到房间，反而退了出去并把门关上了。一个陌生人肯定会以为格里高尔一直埋伏在那里，想要咬她一口。格里高尔当然立刻躲到长沙发下去了，但是他不得不一直等到中午，妹妹才又来了，而且她看上去要比平常紧张得多。因此他认识到：她仍然无法忍受看到他而且必定会继续无法忍受，她肯定必须非常克制，才能在看到他从长沙发下露出的哪怕一点点身体部位时不掉头逃跑。为了不让她看到自己，有一天他把一条床单驮到长沙发上—做这件事他花了四个钟头—并把它摆弄得可以让自己完全被罩住，妹妹即便弯下腰也看不到他了。如果她觉得这条床单没必要，那么她可以把它拿走，因为很显然：把自己这样完全封闭起来对格里高尔来说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但她任由床单那样放着，当格里高尔有一次小心翼翼地用脑袋掀开一点床单，以便查看妹妹对待这个新装置的态度的时候，他相信自己甚至捕捉到了她的一个感激的目光。
在最初的十四天里，父母鼓不起勇气进到他的房间里来，他经常听到他们如何充分称赞妹妹现在的工作，而以前他们则经常生妹妹的气，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她是个没多大用处的女孩。可如今，当妹妹在格里高尔房间里收拾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却常常在门前等候着，她刚一出去，就不得不详细讲述，房间里是什么样子的，格里高尔吃了什么，他这次举止又怎样，以及是不是能看出一小点好转的迹象。不过母亲想尽量早点去探望格里高尔，但是父亲和妹妹先是以合乎情理的理由劝阻了她，格里高尔专心致志地倾听着这些理由，完全赞同。后来大家不得不拼命阻止她。当她接下来叫喊着：“让我去看看格里高尔，他是我不幸的儿子啊！你们怎么不明白，我必须去看他？”这时格里高尔就会想：如果母亲能进屋来，当然不是每天，但也许一周一次，也许确实挺好的。她对这一切要比妹妹懂得多，妹妹尽管有勇气却还只是个孩子，说到底也许仅仅是出于孩子气的轻率才接受了这样一份重任。
格里高尔要见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白天，就算为父母着想，格里高尔也不愿在窗户旁露面，但在这几个平方米的地板上他也没有太多可爬的；而静静的躺卧即便在夜里也让他觉得难以忍受；很快他对吃饭也不再感到丝毫乐趣；因此，为了解闷，他养成了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行的习惯。他尤其喜欢挂在屋顶上，那和躺在地板上的感觉完全不同，呼吸更顺畅，身体里会有一阵轻微的震动流过。当格里高尔置身高处，处于一种几乎算得上幸福的精神涣散的状态中时，有时他会松开腿脚，让自己“啪”地掉到地板上，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不过他现在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当然跟从前完全不同了，所以即便从这样高的地方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妹妹即刻注意到了格里高尔为自己发明的这种新的娱乐方式—他爬行时会在这里那里留下自己黏液的痕迹—于是她开始在脑子里盘算着要给格里高尔的爬行提供最大的空间，把那些家具，尤其是那个大衣柜和写字台搬走。不过这件事她一个人是办不到的，而她又不敢请求父亲帮忙；女佣当然是不会帮她的，因为这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尽管自以前的女厨子被辞掉之后坚强地挺下来了，却请求允许自己时刻关紧厨房门，只有在特别叫她时才会打开。这样妹妹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时请母亲帮忙。母亲也激动快乐地叫喊着前来了，不过一到格里高尔的房门前，她却默不作声了。妹妹当然首先查看了一下房间里是否一切正常，然后才让母亲进入房间。格里高尔已经非常匆忙地把床单扯得更低，弄出很多折子来，让它看上去就像偶然扔在长沙发上的一张床单。而且这一次格里高尔没有在床单下偷看，他放弃了这一次看见母亲的机会，只是很高兴她到底来了。
“进来吧，看不到他的。”妹妹说，显然正牵着母亲的手引领着她。于是格里高尔听到两个柔弱的女人怎样挪动着那张很沉重的旧衣柜，妹妹又怎样不听母亲怕她过于劳累的警告，执意独自承担着大部分工作。她们搬了很久。大概干了一刻钟之后，母亲说，还是把衣柜留在原处好一点，因为第一它太重，在父亲回家前她们搬不走，而这柜子放在房间正中会每天都挡着格里高尔的路；第二把家具搬出房间是不是真的会让格里高尔高兴还根本说不准，她觉得正相反；看到这空空的墙壁，她心里实在堵得慌；为什么格里高尔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呢？他早就习惯了房间里的这些家具，所以在空空的房间里会让他觉得被遗弃了。“这样不就是，”母亲声音很轻地总结道，她一直都几乎是在耳语，似乎连谈话的响声都不想让她不知道准确位置的格里高尔听到，因为她确信这些话他听不懂。“这样不就是，好像我们想通过搬走家具向他表明，我们放弃了所有恢复的希望，不再考虑他，让他自生自灭了？我觉得，我们最好尽量让这房间保持原样，这样格里高尔，等他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都没变，会更容易把期间这段日子忘掉的。”
听到母亲的这些话，格里高尔意识到：在这两个月里，由于缺少与人类的直接交流，加上处在家中这种单调的生活里，他的理智肯定已经混乱了，否则他无法解释他竟然会真心渴望自己的房间被搬空。他真的愿意让人把这间温暖的、用祖传家具舒适地布置起来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穴吗？在这个洞穴里他诚然可以不受阻碍地四处爬行，同时却也会迅速彻底地忘记他人类的过往。如果他现在已经快要忘了，那么是这很久不曾听到过的母亲的声音唤醒了他。什么都不应该搬走，一切都必须留下。他不能缺少这些家具对他现状的良好作用；如果这些家具妨碍了他那无意义的来回爬行，那么这不是坏事，而是一大优点。
但遗憾的是妹妹并不这么想。她已经习惯了在谈到有关格里高尔的事情时于父母面前表现出专家的样子，不过这也并非完全不合理。此刻母亲的建议对于妹妹来说也足以成为理由，让她坚持不仅要搬走最初只考虑到的衣柜和写字台，而且还要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走，只留下那张不可缺少的长沙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仅仅出于孩子气的固执以及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她那样意外而艰难地获取的自信，实际上她也确实观察到，格里高尔需要很多爬行的空间；相比之下，那些家具起码看起来没有丝毫用处。不过这也许跟她那个年龄的女孩那种过度热烈的情感有关系，这情感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寻找满足，而葛蕾特此时正被这情感诱惑着，想把格里高尔的情形弄得更加吓人，然后自己就能够为他做更多的事情，比迄今为止所做的还要多。因为一间只有格里高尔独霸着空空四壁的房间，大概除了葛蕾特，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其他人敢于进入。
因此她不让自己的决心被母亲动摇，母亲在这间房间里也由于心神不宁而显得不那么自信，她马上不说话了，尽全力帮助妹妹把衣柜搬出去。不过，如果逼不得已这衣柜格里高尔还可以不要，但写字台却必须留下。两个女人刚刚气喘吁吁地推着衣柜离开房间，格里高尔已经把脑袋从长沙发下伸了出来，看看他怎样才能小心谨慎、尽量妥善地对此事加以干涉。但不幸的是，先回来的偏偏是母亲，葛蕾特这时则在隔壁房间抱着衣柜摇晃着，当然，无法使它移动分毫。可母亲还没习惯格里高尔的样子，他会把她吓出病来的，因此格里高尔惊恐地急忙倒退到了长沙发的另一端，却无法阻止床单的前端稍稍动了一下。这已足够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她停住脚步，静静地站了片刻，然后就回到葛蕾特那儿去了。
尽管格里高尔不断对自己说，只是搬动几件家具而已，并没出什么不寻常的大事，但很快他就不得不承认，女人们在这里来回走动，她们轻声的呼唤，家具在地板上的摩擦，这一切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一场从四面八方逼近的巨大喧嚣。不管他怎样使劲把头和腿缩成一团，怎样把身体紧紧贴在地板上，他都无法不对自己坦白：这一切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她们正在搬空他的房间，拿走所有他喜爱的东西。那个存放着钢丝锯和其他工具的衣柜，她们已经搬出去了；此刻她们正在松动那张已经牢牢嵌入地板的写字台，他上商学院，上中学，甚至还在上小学时就一直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这时他真的没时间去考查两个女人的好意了，另外他连她们的存在也已经完全忘记，因为她们已经精疲力竭，光是干活，不再说话，只能听到她们那沉重的脚步声。
于是他突然窜了出来—女人们正在隔壁房间里靠着那张写字台，好稍微喘口气—换了四次奔跑的方向，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先拯救什么。这时他看见了那幅穿戴着全副皮革的女士的画，醒目地挂在那面已经空了的墙上，他急忙爬了上去，身体紧贴着玻璃，玻璃支撑着他，让他火热的肚子觉得很舒服。至少这幅此刻完全被格里高尔遮住的画没人能拿走了。他把头转向客厅的门，以便女人们回来时能看到她们。
她们没有给自己太多休息的时间，很快就回来了。葛蕾特用胳膊挽着母亲，几乎是在抬着她。“那我们现在搬什么呢？”葛蕾特说着，举目四顾。这时她的目光和墙上格里高尔的目光相遇了。大概只是因为母亲在场她才保持了镇静，她把脸转向母亲，以阻止她四下观望，用颤抖的声音不加思索地说：“走吧，我们还是回客厅再待一会儿吧？”格里高尔清楚葛蕾特的意图，她想把母亲领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把他从墙上轰下去。那么，就让她试试好了！他坐在自己的画上，不会让步。他宁可跳到葛蕾特的脸上去。
但是葛蕾特的话反而让母亲真的不安起来，她走到一旁，一眼瞥见印花墙纸上那块巨大的褐色印记，还没等她回过神意识到她看见的就是格里高尔，就用沙哑的嗓音大叫起来：“哦上帝，哦上帝啊！”然后，似乎对一切都死了心一样，她张开双臂倒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了。“你，格里高尔！”妹妹举着拳头叫道，紧紧地盯着他。这是自变形以来她直接对着他说的第一句话。
她跑向隔壁房间，去取能够让昏迷的母亲苏醒过来的某种香精。格里高尔也想帮忙—要拯救那幅画还有时间—可他紧紧地粘在了玻璃上，不得不使了很大劲才脱身。接着他也向隔壁房间跑去，仿佛他能够像以前一样，给妹妹提点建议似的，可只能无所事事地立在了她的身后，让在不同的小瓶子当中翻来翻去的妹妹，转过身来的时候被他吓了一跳。一个瓶子跌落在地上，摔碎了；一片玻璃碎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某种腐蚀性的药物在他四周流淌着。葛蕾特没有多作停留，她拿了能拿得了的所有瓶子，抱着它们向母亲奔去，并用脚把门撞上。现在格里高尔与母亲隔开了，由于他的过错她可能濒临死亡。他不可以打开房门，不想把必须待在母亲身边的妹妹吓跑。此刻他除了等待，没别的事可做。在自责和担忧的压迫之下，他开始爬动，他什么都爬，墙壁、家具以及天花板，最后在绝望之中，当整个房间都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的时候，他摔到了那张大桌子的正中央。
有那么一小会儿，格里高尔无力地躺在那儿，四周一片寂静，也许这是个好信号。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女佣当然把自己关在了厨房里，因此葛蕾特必须去开门。父亲回来了。“出什么事了？”这是他的第一句话。葛蕾特的表情肯定已经向他透露了一切。葛蕾特显然把脸靠在了父亲胸前，她闷声回答道：“母亲昏倒了，不过已经好些了。格里高尔跑出来了。”“我就料到会这样，”父亲说，“我老是跟你们说，你们这些女人就是不愿意听。”格里高尔清楚：父亲对葛蕾特过于简短的消息做了错误的阐释，他认为格里高尔做出了某种暴力行为。因此格里高尔此刻必须尝试安抚父亲，因为他既没时间也没可能向他解释。于是他朝着自己的房门逃去，扒在门上，好让父亲一进到前厅就能看见，格里高尔有着最良好的愿望，想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没有必要动手把他轰回去，只需把房门打开，他立刻就会消失。
但父亲可没心情去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啊！”他一进门就用一种似乎既愤怒又高兴的声调喊道。格里高尔把头调离房门，抬起来望向父亲。他实在没想到父亲会是此刻站在那儿的这副模样。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这新式的到处爬行，他固然疏忽了，没有像从前那样去关心住宅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他本应有思想准备会碰到变化的情况。尽管如此，尽管如此，那还是父亲吗？这同一个男人，从前当格里高尔动身出差的时候，还疲惫地深陷在床上；晚上他穿着睡袍坐在躺椅上迎接格里高尔归来，根本无力真正起身，仅仅抬抬手臂表示高兴；在每年的几个星期天以及最重要的节日里全家难得一起散步时，他夹在格里高尔和母亲之间，比本来就已经走得慢的母亲走得还要慢；他裹在他那件旧大衣里，自始至终小心翼翼地拄着拐杖艰难前移着，如果他想说话，几乎总会站住不动，让他的同行者围着他。现在他却站得笔直，身穿一件绷得紧紧的带金钮扣的蓝色制服，像是银行杂役穿的衣服，那高高的僵硬的外套领口之上露出了明显的双下巴，浓密眉毛下的黑眼睛里射出鲜活专注的目光，一头一向凌乱的白发梳成一个精确得让人难堪的、亮闪闪的偏分发型。
他把他那镶着一个金色花押字（大概是一个银行的标记）的帽子抛出一道弧线，穿过整间房间，扔到了长沙发上，然后拨开制服长外套的下摆，双手插进裤兜里，满脸愤怒地朝着格里高尔走来。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打算做什么。总之他把脚抬得异乎寻常地高，格里高尔对他那靴子底的巨大尺寸感到惊讶。不过他并未因此而做停留，从他新人生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知道，对于他的事情父亲认为只能以最严厉的态度来对待才合适。因此他赶快从父亲面前跑开，当父亲站住时，他也停下，只要父亲一动，他就又急忙向前。他们就这样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情，由于他速度缓慢，甚至都看不出来有人在追赶他。格里高尔暂时留在了地板上，尤其因为他害怕逃到墙上或者天花板上会让父亲觉得他怀有特别的恶意。不过格里高尔不得不告诉自己，即便这样的奔跑他也无法长久坚持，因为父亲只需要迈出一步，他却必须做出无数个动作。他已经明显地开始感觉到喘不过气来了，而他从前也不曾拥有过可以完全信赖的肺。
他就那样蹒跚着，以便聚集所有的力量用于奔跑；他几乎连眼睛都不睁开，迟钝得根本想不到除奔跑之外其他的救命方法，也几乎忘了他还有墙壁可以利用，不过这里的墙壁前堆满了精心雕刻的镶满锯齿和尖顶的家具—这时一个什么东西轻轻旋转着，紧擦着他飞过，落到地上，滚到了他面前—那是一个苹果。紧接着第二个苹果又朝他飞来。格里高尔吓得站住了，继续奔跑是没用的，因为父亲下定决心要轰炸他。他从餐具柜上的水果盘里拿出水果把自己的裤兜装满，此刻正一个接一个地扔着苹果，并不好好瞄准。这些小小的红苹果像通了电一样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互相碰撞。一个扔得轻些的苹果划过格里高尔的背部，不过没对他造成伤害就掉下去了。相反，紧跟着飞来的另一个苹果却实实在在地嵌入到格里高尔背上。格里高尔想要拖着苹果走开，似乎能换个地方就能够摆脱这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疼痛，可他觉得自己像是被钉住了似的，神智不清地瘫倒在地。只是最后那一眼，他看到了他的房门怎样被推开，母亲怎样急匆匆地赶在尖叫的妹妹前面走了出来，她只穿着内衣，因为妹妹为了让她在昏迷中能够呼吸顺畅，把她的上衣脱掉了；接着母亲怎样跑向父亲，一路上她解开了带子的裙子怎样一件接一件地滑到地板上，她又怎样被裙子牵绊着跌跌撞撞地扑向父亲，抱住他，紧紧靠在他怀里—可这时格里高尔的视觉已经不行了—双手捧着父亲的后脑勺，请求他饶了格里高尔的性命。
那个折磨了格里高尔一个多月的严重创伤—因为没人敢拿掉那个苹果，它留在了他的肉里，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纪念品—似乎让父亲也想起来，虽然格里高尔目前的外形又可悲又可憎，他却仍然是家庭成员之一，不可以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出于家庭义务的准则，对他应该强咽厌恶，保持忍耐，除了忍耐，别无他法。
尽管如今格里高尔由于他的创伤很可能永远失去了行动能力，眼下就像一个老年残疾者一样，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横穿他的房间—爬高已经无法想象—但他认为他为自己状况的恶化获得了完全充足的补偿：接近傍晚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他通常会提前一两个小时，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扇门—这样他就可以躺在自己房间的黑暗里，让客厅里的人看不到他，而他却可以看见坐在点着灯的桌旁的全家人，在某种程度的共同认可下倾听他们的谈话，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以前。
这当然再也不是从前那种生气勃勃的闲谈了，从前当格里高尔在狭小的旅馆房间里不得不疲惫地扑到潮湿的被褥上时，他常常会带着几分渴望想起那些闲谈。现在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很沉默。父亲吃完晚饭马上就躺在他的扶手椅里睡着了；母亲和妹妹相互告诫保持安静；母亲把头低低埋到灯光下，为一家时装店缝制精致的内衣；找到一份售货员工作的妹妹，晚上要学习速记和法语，以便以后哪天也许会谋得一份更好的职位。有时候父亲醒过来，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一觉，他会对母亲说：“你今天又缝了这么久啊！”然后立刻又睡着了，这时母亲和妹妹就会神色疲倦地相对微笑。
即便在家里，父亲也固执地拒绝脱掉他的制服。他的睡衣毫无用处地挂在衣柜里，他却穿戴整齐地在他的座位上打着瞌睡，似乎随时准备着要去上班，即便在这里也在等待听到上司的声音。因此尽管有母亲和妹妹精心护理，这套一开始就不新的制服还是渐渐不再洁净，格里高尔经常整个晚上都看着这套污迹重重的制服，上面那时常擦拭的金钮扣闪闪发亮，老头子穿着它，十分不舒服却仍然安稳地睡着。
时钟一敲响十点，母亲就会试着轻声唤醒父亲，然后说服他上床去睡觉，因为在这儿睡可不是真正的睡眠，而真正的睡眠对于六点钟就得上班的父亲来说分外必要。但是父亲自从成为杂役以后变得很固执，他总是坚持要在桌旁再待一会儿，尽管他经常又睡着了，因此只能用尽力气才能说服他离开椅子睡到床上。不管母亲和妹妹怎样柔和地告诫他逼迫他，长达一刻钟之久，他都会摇着头，闭着眼睛，就是不起身。母亲抓着他的袖子，对着他的耳朵说着恭维的话，妹妹放下自己手里的作业去帮助母亲，但是父亲并不买账，他只是在椅子里陷得更深了。直到女人们把手伸到他的胳肢窝下，他才睁开眼睛，来回看看母亲和妹妹，通常他会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老年的安宁。”他被两个女人架着，颇费周折地站起身，彷佛他本人就是自身最大的负担，他任由女人们把他领向房门，在那里挥手摆脱她们，独自继续向前走去；而母亲则会急忙扔下她的针线，妹妹扔下她的笔，好跟在父亲身后继续帮助他。
在这个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的家庭里，除了绝对必要，谁有时间去为格里高尔操更多的心呢？家庭开支不断缩减，女佣还是被解雇了，一个身形巨大、骨瘦如柴、满头白发招展的女勤杂工每天一早一晚到家里来接受妹妹差遣。其他的一切都由母亲在做完一大堆针线活之余完成。甚至连母亲和妹妹以前在娱乐活动和节庆时十分开心地佩戴过的各种家传首饰被卖掉的事情也发生了，这是格里高尔晚间从关于变卖价钱的谈话里得知的。然而最大的困扰却总是，大家没法离开这套就现状而言过于宽敞的住宅，因为实在想不出怎么搬迁格里高尔。
但格里高尔很清楚，阻止搬家的不仅是因为考虑到他，因为他很容易用一个大小合适、有几个通气孔的箱子进行运输。妨碍家人换住宅的主要理由，更多是那完全的绝望以及想到自己遭遇到了不幸的念头，这份不幸是整个亲戚熟人圈里没人经历过的。
这个世界要求穷人做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极限。
父亲为银行小职员取早餐，母亲为陌生人的内衣牺牲自己，妹妹在柜台后面按照顾客的命令跑来跑去，但更多的，家人就力不能及了。当母亲和妹妹把父亲送上床之后，她们回到原位，放下手里的活计，靠得很近，差不多脸挨着脸地坐着；当这时母亲指着格里高尔的房间说：“把那儿的门关上吧，葛蕾特”；当格里高尔重新处于黑暗之中，而隔壁的女人并肩流着泪，或者甚至连眼泪都没有，只是呆呆地盯着桌子时，格里高尔背上的伤口便开始像新的一样疼痛起来。
格里高尔几乎不眠不休地度过每一日每一夜。有时候他会想，在下一次房门打开时把家里的事物像从前那样完全接管过来；长期以来他的脑海里再次出现了老板和代理，那些伙计和学徒们，那个反应迟钝的听差，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两三个朋友，一个乡下旅馆的女仆，一份可爱而短暂的记忆，他曾认真却过于缓慢地追求过的一家帽子店的女收银员—这些人统统出现了，夹杂在那些陌生人和被遗忘的人之中。可他们都那么不可企及，不会来帮助他和他的家人，当他们消失时，他感到高兴。
可是后来他就根本没有心情去为家人担忧了，照料不周让他满腔怒火，尽管想不出自己想吃什么，他仍然计划着怎样能够进到食物储藏室，到那里去拿取他应得的东西，即便他根本不饿。如今妹妹不再仔细考虑怎样可以让格里高尔格外高兴，早上和中午去商店之前，她总是匆忙地用脚把随便什么饭菜踢进格里高尔的房间，到了晚上，扫帚一挥就把它扫出了房间，不在乎食物是被吃光了，还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本没动过。她现在总是在晚上收拾房间，快得不能再快。墙上布满一条条肮脏的印记，到处都是灰尘球和垢物。
起初，当妹妹到来时，格里高尔故意待在一个特别肮脏的角落里，用这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他的不满。不过就算他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妹妹也不会有所改进的。她跟他一样，清楚地看见了那些肮脏，但是她也下定了决心不去理会它们。同时她还以一种于她而言全新的、完全支配了全家人的敏感留意着，收拾格里高尔的房间是属于她一个人的特权。
一次母亲对格里高尔的房间进行了大清扫，用光了好几桶水才弄完—不过这过度的潮湿让格里高尔感到不适，他仰面朝天、气哼哼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但母亲没有逃过惩罚。因为到了晚上，妹妹刚一发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变化，就像受了奇耻大辱一样跑进客厅，不管母亲举手哀求，嚎啕大哭起来。父母—父亲当然被吓得从扶手椅里跳了起来—先是惊讶而无助地看着她，接着他们也开始行动。父亲对着右边埋怨母亲没有把清扫的活留给妹妹；又对着左边朝妹妹怒吼，再也不准她打扫格里高尔的房间了；母亲则试图把激动得不能自已的父亲拽进卧室；哭得全身颤抖的妹妹用小小的拳头敲打着桌子；而格里高尔则愤怒地大声嘶叫着，因为居然没人想起要把门关上，让他免于看到听到这一切。
可即便妹妹由于工作而疲惫不堪，厌倦了像以前那样去照顾格里高尔，母亲也完全不必因此取代她，而格里高尔也无需遭到忽视，因为现在有了女勤杂工。这个老寡妇，在她漫长的人生中必定是依靠健壮的骨骼挺过了最坏的遭遇，她其实并不憎恶格里高尔。一次，并非出于好奇，她打开了格里高尔房间的门，看到格里高尔时—他完全没料到，尽管没人撵他，也开始乱跑起来—她双手握在胸前，惊讶地站住了。从此她就总是每天一早一晚匆匆忙忙地把房门打开一点点，朝里面看看格里高尔，从不错过。一开始她用很可能是自认为友好的言语招呼他到自己跟前来，比如：“过来呀，老屎壳郎！”或者：“瞧瞧这老屎壳郎！”对于这一类招呼格里高尔不会理睬，他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彷佛房门根本没被打开一样。家人本应命令这个女工每天打扫他的房间，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无用地打扰他！一天清晨—一阵大雨敲打着窗户，也许已经是春天来临的信息—女工再次以她的语调开始讲话时，格里高尔实在怒不可遏，他像要进攻一样转向了她，不过动作缓慢而无力。女工却并不害怕，只是高高举起一张位于房门旁边的椅子，她大张着嘴站在那里，意图很明显：直到她手里的椅子落到了格里高尔背上，她才会把嘴闭上。“不想再过来点了？”她问。当格里高尔重新转过身去的时候，她才冷静地把椅子放回到角落里。
格里高尔现在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了。只有偶然经过那些准备好的食物时，他才会咬一口，权且当作玩耍，在嘴里含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大部分情况下又重新吐出来。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吃不下东西是因为对他房间的现状感到伤心，但他很快就接受了的，恰恰是这房间里的变更。大家已经习惯把其他地方无法堆放的东西放到这间屋子里，而这样的东西现在有很多，因为住宅的一间屋子出租给了三个房客。这些严肃的先生们—三个人都长着络腮胡子，这是格里高尔有一次透过门缝发现的—对于整洁的要求一丝不苟，不仅针对他们住的房间，而且由于他们既然已经租住了进来，也针对整个家务，也就是说特别针对厨房。他们无法忍受没用的破烂，更别说脏东西了。另外他们带来了大部分家具。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变得多余了，这些东西虽然卖不出去，大家却不想扔掉。所有这些东西都跑到了格里高尔的房间里。厨房里的灰桶以及垃圾桶也是如此。凡是目前用不上的东西，都被那个总是在赶时间的女工径直搬到了格里高尔的房间。庆幸的是，格里高尔大多数时候只看得见那些东西以及拿东西的手。女工可能本想在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再把这些东西拿走或者一次性地把它们全部扔掉，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留在了它们最初被扔进来的地方，除非格里高尔爬过那些废物，让它们移动了位置。起初他是被迫这么做的，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供他爬行，后来他对于这件事的乐趣却与日俱增，尽管在经历过一次那样的旅行之后他会累得要死，悲哀得要死，又会一动不动地躺上好几个钟头。
由于房客们有时会在共用的客厅里进晚餐，在那些晚上，客厅的门也就保持了关闭的状态，但是格里高尔非常轻松地放弃了开放的房门，好几个房门开着的晚上他都没有充分利用了，而是躺在房间里最昏暗的角落，家人对此并未觉察。可是有一次女工把通向客厅的门打开了一点点，当房客们晚上进到客厅，点亮了灯，那扇门仍然开着。他们坐在桌子上首，从前父亲、母亲和格里高尔坐的地方，展开餐巾，拿起刀叉。母亲立刻捧着一碗肉出现在门口，妹妹则端着一碗摞得高高的土豆紧跟在她身后。食物冒着腾腾的热气。房客们向放在他们面前的碗躬下身去，似乎要在吃饭之前对食物进行检查，坐在正中、看上去在其他两位心中很有权威的那位也果然切开了碗里的一块肉，显然是要确认那块肉是不是煮烂了，是不是要把它重新打回厨房。他满意了，在一旁紧张地观看着的母亲和妹妹这才松了一口气，露出微笑。
家里人自己在厨房里吃饭。尽管如此，父亲在去厨房之前会走进客厅，手里拿着帽子鞠一躬，绕着桌子转一圈。房客们则会全部站起身，对着胡子嘟囔几句。等到只剩下他们之后，他们开始几乎完全缄默地吃起饭来。让格里高尔觉得奇特的是，从五花八门的进食声中总是能不断听出他们在用牙齿咀嚼，似乎要以此向格里高尔显示：吃饭必须有牙齿，即便拥有最漂亮的腮帮，没有牙齿也无济于事。“我想吃东西，”格里高尔十分担心地对自己说，“可不是这些东西。像这几个房客的吃法，我会死掉的！”
正是在这个傍晚—格里高尔不记得其他时间曾经听到过小提琴的声音—厨房里响起了小提琴的声音。
房客们已经吃完晚饭，中间的那位拿出一份报纸，分给另外两位一人一张，此刻他们靠在椅子上，读着报纸，抽着烟。小提琴刚开始演奏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站起身，踮着脚尖走向前厅门，一个挤着一个地站在了那里。
家人一定是在厨房里听到了他们的响动，因为父亲叫道：“演奏让先生们觉得不舒服了吗？马上就可以停止。”“正相反，”中间的那位先生说，“小姐不想到我们这儿来，在房间里演奏吗？这里可是更方便、更舒服啊！”“哦，谢谢。”父亲喊道，好像是他在拉小提琴一样。房客们回到客厅，等待着。
很快，父亲拿着琴谱架，母亲拿着琴谱，妹妹拿着小提琴过来了。妹妹平静地准备着演奏，以前从未出租过房间、因此对待房客客气得过了头的父母根本不敢坐到他们自己的椅子上；父亲靠在门上，右手插在扣紧了的制服外套上的两个纽扣之间；母亲却受到一位租客的邀请，坐到了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因为租客随手把椅子放在了那里，而她也没有去移动它。
妹妹开始拉琴；父亲和母亲从各自的角度全神贯注地追随着她的手的动作。格里高尔受到演奏的吸引，大胆地稍微向前移了一点，他的脑袋已经进到了客厅里。自己这段时间对其他人那么不体谅，他几乎毫不惊讶，而以前这种体谅是让他引以为傲的。虽然现在他更应该躲起来，由于他房间里遍布灰尘，稍微动一下就会四处飞扬，他也完全被灰尘笼罩了；他的背上和腰上携带着线头、头发以及食物的残渣；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会每天多次仰躺在地毯上摩擦自己的身体。而尽管处于这种状态，他也毫不畏惧地向那一尘不染的客厅地板爬了一截。
不过也没人去留意他。家人的注意力完全被小提琴演奏占据了；相反，房客们先是手插在裤袋里，站在琴谱架后面过于靠近的地方，好像要都能看清琴谱一样，却一定妨碍了妹妹；很快他们便垂着头、低声交谈着退到窗旁，并在父亲担忧的眼光的注视下，留在了那里。
这情景实在明显不过，似乎他们本来期望听到一段美好或者轻松的提琴演奏，他们失望了，对整个表演厌烦了，仅仅出于礼貌才任由自己的安静被搅扰。尤其是他们把雪茄的烟从鼻子里和嘴里喷向空中的样子，让人看得出他们很不耐烦。
但是妹妹拉得那么好。她的脸侧向一边，目光专注而忧伤地追随着琴谱上的音符。格里高尔又向前爬了一截，把脑袋紧贴在地板上，以便有可能接触到她的目光。
音乐让他如此震撼，他是个动物吗？他觉得一条通往那渴望却未知的食物的道路似乎展现在了自己面前。他下定决心要一直挺进到妹妹跟前，去拉扯她的裙裾，以此向她示意：她可以带着她的小提琴到他的房间里去，因为这里没人像他那样看重这演奏。他不愿意再让她走出他的房间，至少只要他还活着就不愿意；他那吓人的外表应该第一次派上用场；他想同时出现在自己房间所有的门口，向入侵者怒吼；但妹妹应该不是被迫，而是出于自愿留在他身边；她应该挨着他坐在长沙发上，耳朵垂向他，他想向她坦白，他曾经打定主意要送她去音乐学院，如果不是这期间遭遇了不幸，他已经在上个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吧？—向所有人宣布这个计划了，任何反对意见他都会置之不理。在这番倾诉之后妹妹会感动得流下眼泪，格里高尔会抬起身，直到她的咯吱窝处，亲吻她自从工作之后就不再佩戴彩带或硬领的裸露的脖子。
“萨姆萨先生！”中间那位房客对父亲喊道，用食指指着慢慢向前移动着的格里高尔，并不多说一个字。小提琴声戛然而止，中间的房客先是摇头对他的朋友们笑了笑，然后又看向格里高尔。尽管房客们一点都没有不安，而且看上去好像对格里高尔比对提琴演奏更感兴趣，父亲似乎仍然认为更有必要先安抚好房客，而不是赶走格里高尔。
他急忙向房客们走去，张开双臂试图逼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同时用身体挡住他们投向格里高尔的视线。现在他们确实有点生气了，不知道是由于父亲的举止还是由于他们现在才发现，自己还有格里高尔这样一位邻居，而他们并不知情。他们要求父亲做出解释，他们举起手臂表示抗议，他们急躁地拉扯着自己的胡须，只是缓慢地向着他们的房间退去。
这期间，妹妹已经从演奏突然终止带来的失落感之中恢复过来，有一阵，她无力地垂着双手，手里拿着提琴和琴弓，好像还在演奏一样继续看着琴谱；这时她突然振作起来，把乐器放到母亲—她还坐在椅子上，呼吸困难，激烈地喘息着—怀里，向隔壁房间跑去，那三个房客在父亲的推攘之下也已加快了回到隔壁房间的速度。看得到在妹妹熟练的手里床上的床单和垫子如何在空中飞舞，如何各就各位。还没等租客们到达房间，她已经铺好了床，溜了出去。
父亲似乎又深陷在固执之中，以至于完全忘了自己对于房客应有的尊重。他一个劲地又推又攘，直到已经站在门口的中间的租客跺着脚咆哮起来，才让父亲停了下来。“在此我宣布，”那个房客说道，他抬起手，把目光也同时投向母亲和妹妹，“介于这套住宅以及这家人令人作呕的情况，”—这时他果断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我要立刻解除租约。当然，我在这里住过的那些天的房租，我一分钱都不会付，相反，我将考虑是否会要求您做出赔偿，理由—相信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不做声了，两眼直视前方，似乎有所期待。果然他的两个朋友马上接话道：“我们也立刻解约。”紧接着他抓住门把手，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父亲摸索着踉踉跄跄地走向他的扶手椅，倒了进去；他看上去好像正舒展四肢，准备进入他习惯性的晚间小睡，但是他那仿佛失去了支撑的脑袋沉重地点动着，显示出他根本没有睡。格里高尔一直静静地躺在当初被房客发现的地方。对于自己计划失败的失望，但也许还有由于极度饥饿导致的衰弱使他无法动弹。他怀着某种确信担心着一场全面性的灾难即将在下一刻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等待着。甚至连小提琴滑出母亲颤抖的手指，再从她腿上掉到地上，发出一声带有回响的响声，也没有吓到他。
“亲爱的父母，”妹妹说，用手敲着桌子作为引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你们还没看清，可我看清了。我不想在这个怪物面前说出哥哥的名字，所以我只说：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弄走。我们照顾它忍耐它，已经仁至义尽。我相信，没人能对我们有丝毫指责。”
“她说得太对了。”父亲自言自语道。仍然呼吸困难的母亲，用手遮着嘴，眼睛里带着一丝精神错乱的表情，开始闷声咳嗽起来。
妹妹急忙走向母亲，捧住她的额头。妹妹的话似乎让父亲想到某种念头，他坐直了，在桌子上房客们晚餐后还没收拾走的盘子之间玩弄着他的制服帽，偶尔瞥一眼一动不动的格里高尔。
“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弄走，”妹妹现在只对着父亲说话，因为在咳嗽的母亲什么都听不见。“它会把你们俩害死的，我看得到这事会发生。像我们大家这样必须这么辛苦工作的人，不能忍受回到家还有这样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再也受不了了。”她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眼泪都流到了母亲的脸上，她机械地用手抹掉母亲脸上的眼泪。
“孩子，”父亲带着明显的理解，同情地说，“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妹妹只是耸了耸肩，表示无计可施，和先前的笃定相反，她哭起来之后就变得一筹莫展了。
“如果他能听得懂我们的话。”父亲半提问地说道；妹妹边哭边使劲摆着手，表示这件事根本不用去想。
“如果他能听得懂我们的话，”父亲重复道，他闭上眼睛，以此在心里接受妹妹关于这件事不可能的信念。“那么也许还有可能跟他达成协议。可是这样……”
“它必须离开，”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你只要抛开他就是格里高尔的念头。这一点我们相信了这么久，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可它怎么可能是格里高尔呢？如果它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个动物是不可能一起生活的，他会自愿离开的。我们会没有了哥哥，可是能够继续生活，把他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但是这个动物纠缠着我们，赶走了房客，显然想把整个住宅占为己有，让我们去睡大街。你看啊，父亲，”妹妹突然大叫起来，“他又来了！”妹妹陷入一种格里高尔完全不能理解的惊恐，她甚至丢下母亲，简直是直接推开了母亲的椅子，似乎宁愿牺牲母亲，也不愿意待在格里高尔身边，并急忙跑到父亲身后；父亲单单由于妹妹的举动而激动起来，他站起身，好像要保护妹妹一样，把双臂半举在她面前。
可是格里高尔根本没有想过要让任何人、尤其是他的妹妹感到害怕。他只不过是在开始转身，好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可这个动作非常触目，因为他由于自己难受的现状，转身十分苦难，必须借助他的脑袋，需要一连几次把头抬起来砸向地板。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他的好意似乎让人看出来了。刚才只是瞬间的惊吓而已。现在所有人都沉默而忧伤地看着他。母亲伸直紧并的双腿，躺在扶手椅里，因为虚弱几乎闭上了眼睛；父亲和妹妹并排坐着，妹妹用手搂着父亲的脖子。
“现在我也许可以转身了。”格里高尔想，重新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压制不住自己大声的喘息，而且必须时不时歇息片刻。另外也没人催逼他，一切都由他自己做主。当他成功地转过身去之后，他立刻开始径直往回爬去。他对这段隔开他和他的房间的长远距离感到惊讶，无法理解不久之前虚弱的他是如何几乎不知不觉地完成这段同样的路程的。他一心只顾飞快向前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家人没有说一个字，发出一声喊叫来打扰他。直到到了门口，他才转过头—并非完全转过，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僵硬了，不过他总算还是看到，在他身后一切如故，只有妹妹站起了身。他最后的目光扫到母亲身上，此时她已经沉沉入睡了。他刚一进到自己的房间，房门就被急不可耐地推上，拴上门栓，上了锁。身后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让格里高尔吓了一大跳，以至于他的细腿都折了起来。那个那么急不可耐的人是妹妹。她早就笔直地站在了那里，等待着，然后敏捷地向前一跳，格里高尔根本没听见她到来的声音，接着她向父母大喊一声：“终于！”同时转动着锁眼里的钥匙。
“现在呢？”格里高尔自问，在黑暗里四顾着。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现在根本动弹不得了。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反而觉得，迄今为止他居然是依靠这些细腿前行这件事不大自然。另外他觉得相对而言还很舒服。尽管他浑身疼痛，可他觉得，这疼痛似乎正在逐渐减弱，最终会完全消逝。他背上的那个烂苹果以及身体上其余被柔软的灰尘覆盖的发炎的部位，他几乎都感觉不到了。带着感动和爱他想起自己的家人。他对于自己必须消失的想法，大概比妹妹更坚定。在这种空洞而平和的思考状态下，他一直待到高塔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在窗前他还经历了外面黎明的开端。然后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了下来，从他的鼻孔中微弱地冒出了他最后的呼吸。
当女工清晨到来—由于力气大性子急，不管别人曾经多少次请求她不要那么做，她总是“乒乒乓乓”地摔上所有的房门，以至于她一到来整座住宅就再没人能安静地睡觉—在她习惯性的短暂造访时一开始并没发现格里高尔有任何异样。她以为他故意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扮演受气包；她相信他具有一切可能的理解能力。由于手里正好拿着一把长扫帚，她试图站在门口用扫帚去挠格里高尔痒痒。当发现这个举动没有效果时，她生气了，用扫帚去捅了捅格里高尔，直到把毫不反抗的他推离原地之后，她才警惕起来。当她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时，她大睁着双眼，顾自吹着口哨，但并没耽搁多久，而是一把推开卧室门，大声朝着黑暗里喊道：“您快瞧瞧啊，它翘辫子了；它躺在那儿，已经死得硬邦邦的了！”
萨姆萨夫妇笔直地坐在他们的双人床上，忙着克服女工带来的惊吓，还没工夫去领会她的报告的意思。然后萨姆萨先生和夫人就各自从自己那一边急不可耐地下了床；萨姆萨先生把被子往肩膀上一披，萨姆萨夫人则只穿着睡衣就出来了；他们就这样踏进了格里高尔的房间。这期间客厅的门也打开了，自从房客们搬入之后葛蕾特就在这里睡觉。她已经穿戴整齐，好像根本就没睡过觉，她那苍白的脸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死了？”萨姆萨夫人说，询问地抬头看着女工，尽管她可以亲自检验一切，甚至无需检验也能看得出来。“我觉着是死了。”女工说，又用扫帚把格里高尔的尸体向旁边推出一大截，作为证据。萨姆萨夫人动了一下，似乎想要按住那扫帚，但并没有付诸行动。“那么，”萨姆萨先生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他划了一个十字，三个女人跟着仿效。
葛蕾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尸体，她说：“看看，他多瘦啊。他也那么久什么东西都没吃过了。那些饭菜怎么进来，就又怎么出去。”
格里高尔的身体确实完全又干又瘪，其实直到现在，当他不再被那些细腿支撑，又没有其他东西转移视线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来，葛蕾特，到我们屋里来待一会儿。”萨姆萨夫人带着一丝忧伤的微笑说道，葛蕾特跟着父母走进卧室，没有忘记回头再看一眼尸体。女佣关上门，把窗户完全敞开。尽管还是清晨，新鲜的空气中已经掺杂了些许暖意。毕竟已经是三月底了。
三个房客从他们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惊讶地四顾寻找他们的早餐；他们被人遗忘了。“早餐在哪儿呢？”中间的房客不高兴地问女工。可女工却把手指放到嘴边，一言不发，慌慌张张地朝租客们招着手，让他们到格里高尔的房间里来。他们也去了，然后手插在他们那有点破旧的外套口袋里，在那间此刻已经明亮的房间里围着格里高尔的尸体站着。
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身穿制服的萨姆萨先生出现了，一只手臂挽着他的妻子，另一只手臂挽着他的女儿。这几个人眼睛都哭得有点红，葛蕾特时不时把脸贴到父亲的手臂上。
“马上离开我的住宅！”萨姆萨先生指着房门说道，并没有松开两位女士。“您什么意思？”中间的房客有点惊愕地问，脸上带着假笑。另外两位则把双手背在背后，不断地搓揉着，好像在愉快地期待着一场结局一定对自己有利的激烈争吵。“我的意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萨姆萨先生回答道，和他的两位女伴成一条直线，向那个房客走去。后者先是默默地站在那儿看着地板，似乎事情正在他脑子里形成一种新的条理。然后他说：“那我们就走吧。”他抬头看着萨姆萨先生，好像被一阵突然袭来的谦卑击中，甚至对于这个决定他也需要重新请求批准一样。萨姆萨先生只是睁大眼睛朝他短短地点了几下头。于是这位房客真的立刻大步走进前厅，他的两位朋友已经完全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留神倾听了好一阵子了，这时都赶紧蹿上去紧跟在他身后，仿佛怕萨姆萨先生先他们一步进入前厅，干扰了他们和他们头儿之间的联系似的。在前厅里三个人都从衣帽架上取下他们的帽子，从手杖架上拿起他们的手杖，然后默默地一鞠躬，离开了住宅。
带着一种后来被证实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不信任，萨姆萨先生连同两位女士走到过道上，靠着栏杆，看着三个房客缓慢却没有停顿地走下长长的楼梯，在每层楼梯间的拐弯处消失，过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他们越往下走，萨姆萨一家人对他们的兴趣就变得越小。当一个肉铺的伙计以骄傲的姿势头顶一个托盘和他们相遇，然后高高越过他们走上来的时候，萨姆萨先生和女士们很快离开了栏杆，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回到了他们的住宅里。
他们决定，今天这一天用来休息以及散步；这个工作间歇不仅是他们应得的，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坐到桌旁，去写三封请假信，萨姆萨先生写给他的管理处，萨姆萨夫人写给她的客户，葛蕾特写给她的师傅。
在他们写信期间女工进来了，告诉他们她要走了，因为她早上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三个写信的人一开始只是点点头，并不抬眼看她，直到女工仍然不想离开，他们才恼怒地抬起头。“怎么？”萨姆萨先生问道。女工微笑着站在门口，仿佛她有一件大喜事要向这家人报告，但只有他们追根究底地追问，她才会说。她帽子上那根几乎笔直的短驼鸟毛—这鸟毛在她整个帮佣期间一直惹得萨姆萨先生生气—轻轻地向着四面八方晃动着。“那您到底有什么事？”萨姆萨夫人问道，她还算是女佣最尊敬的人。“是的，”女佣回答，快乐地笑起来，连话都说不下去了，“就是那个，怎么把隔壁那个东西弄走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没问题的。”萨姆萨夫人和葛蕾特朝着她们的信躬下身去，似乎想继续写信；萨姆萨先生觉察到女佣此刻打算开始进行详细的描述，他伸出手，果断地阻止了她。由于没人允许她述说，女佣又想起了她还要赶时间，她一脸显然受了冒犯的样子喊道：“回头见了各位。”她气哼哼地转过身，恶狠狠摔上房门，离开了住宅。
“晚上就把她给解雇了。”萨姆萨先生说，但既没从他妻子、也没从他女儿那儿得到回答，因为女工似乎重新扰乱了她们刚刚获得的平静。她们站起身，走到窗前，互相搂抱着留在了那里。萨姆萨先生坐在他的扶手椅里转身面向她们，静静地观察了她们一会儿。然后他叫道：“你们倒是过来啊。别管那些旧事了。倒是也考虑一下我啊。”女人们立刻听从了他，急忙向他走来，爱抚他，飞快地写完了她们的信件。
然后三个人一起离开了住宅—这是他们好几个月以来从没做过的事情—乘电车到郊外去。洒满温暖阳光的车厢里只有他们。他们舒服地靠在座位上，谈论着将来的前景，发现如果仔细看，这前景完全不差，因为这三份工作—他们其实还根本没有互相细问过彼此的工作—都特别好而且今后大有可为。目前对于现状最大的改善当然应该是通过换一套住房就能轻易达到的；比起现在这套还是由格里高尔选择的住房，他们想要一套小一点、便宜一点，但位置更好一点、尤其是实用一点的住房。
当他们这样交谈着的时候，萨姆萨先生和萨姆萨夫人看到他们那越来越活泼的女儿，几乎同时想起：前段时间里，尽管经历了种种灾难，让她脸颊苍白，她仍然长成了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他们沉默了，几乎是下意识地交换着会意的眼光，他们在想，现在是给她找一个如意郎君的时候了。当行程到达终点时，女儿第一个站起身，伸展着她年轻的身体，仿佛是对于他们那全新梦想和美好意图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