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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马上行动”。极度的恐慌让我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我没有能力“马上行动”。“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公安机关掌握的这一情况不要说对一个有将近四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一个从青春期开始就视“清白”为生命的老先进，就是对一个没有任何追求的普通人，也是灾难性的打击。我想到了“晚节不保”这个词。我想起了一些“晚节不保”的人，那是我极为鄙弃的一类人。我自己怎么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是荒谬绝伦的灾难。这是荒谬绝伦的转变。我知道，哪怕顾警官最后能够证明我的无辜，我也休想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垢。我一生中见到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许多事情到了要解释的时候就已经解释不清了。我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
我必须尽快从这种恶劣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场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恶战，我需要有高度清晰的头脑和极为饱满的体力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解放前夕，作为进步学生，我参加过一些由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我记得活动的组织者也总是强调我们需要与敌人斗智斗勇。那已经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我还刚进高中，我对未来还充满了信心。现在，我不仅没有未来了，我也没有信心了。我对自己的大便都没有信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心理还会要遭遇灾难性的打击。万一转账不成怎么办？我想问，又不敢问。顾警官说过，我的存款随时都有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划走。这当然是可怕的损失。但是与暴露目标相比，这也许算不得什么。暴露了目标会影响公安机关的侦破行动，更会影响到公安机关对我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后果啊。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房颤的典型症状又出现了。我稍微停了一下，等感觉稳定一点才慢慢移动脚步。动作一定不能太快太急，我提醒自己，尤其是要避免摔倒。现在任何的意外都会给犯罪分子提供机会，都会让我们失去机会。这一点即使顾警官不说，我自己也非常清楚。接下来的恶战是对我的考验。它也应该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和最后的考验。我一生从来没有与犯罪分子展开过直接和正面的交锋。这是最严峻的考验。它考验的不仅是我的心理，还有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我从来就没有完全健康过的身体。二十多年前，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医生诊断我患有糖尿病（幸亏是非胰岛素依赖型）。这是我的身体开始腐朽的重要标志。而在这之前，困扰我的主要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我的心律不齐最早是被我母亲发现的。尽管我们家族中那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安慰我母亲说，儿童的心律不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动消失，不需要过于在意，我母亲还是特别在意。她从来都不允许我做剧烈的运动。她经常逼着我吃补血的食品和中药（我记得家里每次蒸鸡的时候，她都会要求厨师放上当归和枸杞）。进入青春期之后，心律不齐的症状果然就自动消失了，稍微激烈一点的运动也不会让我感到特别的不适。我当然还是比较小心谨慎，但是我不会像从前那样过虑和紧张。直到我退休之前，情况都完全正常。我跟我的同事们谈起我心脏不好，他们都不会相信。可是退休之后，我又经常能够感觉到一些与心脏有关的症状了。最近这十多年里，心脏方面的问题更是变得非常突出。根据医生的诊断，我现在患有阵发性房颤。发作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心血管的那种快速而不协调的颤动，接着心悸、气短、心前区的不适以及忧虑不安等等症状就会同时出现。医生警告我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房颤发作之后有可能会导致眩晕，甚至休克。医生还给过我一个百分比，说明房颤患者中风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医生的警告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很长的阴影。我现在经常梦见自己突然中风摔倒在客厅地板上的情景……刹那间，我的“空巢”就变成了连我自己都容不下的“空巢”。
我慢慢地走近洗手间。我吃力地推开已经不太灵活的玻璃门。在出门之前，我需要完成一天中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生活程序。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了，进洗手间成了我沉重的精神负担。我总是担心自己会在马桶上白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我的担心很容易就会变成难堪又痛苦的现实。一年之中，我心满意足地从洗手间里面走出来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就像一年之中不是雾霾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一样。我不理解便秘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自从糖尿病被检查出来之后，我对饮食特别注意：青菜吃得多，荤菜吃得少，主食都是医生推荐的健脾的五谷杂粮，量更是严格控制。这样的饮食结构应该是很利于消化和排泄的。为什么便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有时候，我会觉得便秘是一种遗传病。我母亲到了八十岁以后也有便秘的问题。那时候看着她在马桶上坐很长的时间不起来，我会有点不大耐烦。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变得更加不耐烦了。我从来没有就便秘是否遗传的问题咨询过医生。我不需要科学的支持，更不想被科学否定。这些年来，我经常会冒出一些悲观和阴暗的想法。比如我会想，一代一代人活着其实就是为了让疾病和痛苦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传承下去。这些悲观和阴暗的想法也许就是“空巢”生活的一种印迹吧。
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更不可能有任何的奢望。现在除了那种传统的精神负担之外，我还承受着不断升级的恐慌：对已经卷入犯罪集团活动的恐慌，对生命和财产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的恐慌，对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恐慌……对这已经被恐慌屏蔽的身体我还能有什么奢望呢？而且我不可能在马桶上坐很久，一场恶战正在等着我，我要“马上行动”。我慢慢地坐到了马桶上。我需要完成这一道关键的生活程序，哪怕我不可能有任何的“完成”。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利用这一道生活程序来让自己平静下来，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我必须尽快摆脱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的恶劣状况，否则我不可能赢得这场迫在眉睫的恶战。
从前，我总是教育那些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要有“自知之明”。现在我知道，“自知之明”不是一种智力的境界，而是一种生理的状况。人不到疾病缠身的年纪，根本就不可能有对身体的“自知之明”。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高度的“自知之明”。我尤其懂得身体各项指标稳定的重要性：血糖要稳定，血压要稳定，心律要稳定……按照住在十五层的邻居老范的说法，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每天要做的就是自身的“维稳”。而各项指标稳定的集中表现就是情绪的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转化的说法，因为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在我生活中长期居于主要矛盾地位的便秘现在已经转化成为了次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这场迫在眉睫的恶战。没有稳定的情绪，我绝对不可能赢得这场恶战。
我没有关上洗手间的门。过去我总是指责我丈夫和我儿子上洗手间的时候不关门。现在，我自己也已经习惯了敞开门上洗手间，甚至应该说现在我自己上洗手间的时候“必须”敞开门。不敞开洗手间的门，我就立刻会感觉头晕、胸闷和呼吸困难，我就立刻会烦躁不安。有一次我与我妹妹谈起这种已经能够引起条件反射的习惯：我说报纸上经常介绍开放式的厨房，而我最想要的却是开放式的洗手间。这种对洗手间开放的要求是我自己这些年来不愿意长时间待在外面的原因，因为我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享受到“空巢”给予我的这种特殊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又成了一种奴役。这可能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吧。
敞开洗手间的门，我不仅有流通的空气，还会有纵深的透视。具体地说，坐在马桶上我就可以看见正前方的沙发和客厅里的其他一些摆设。这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视角。这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看见”。我随意地抬起头。我没有想到，我的视线突然会好像遭受了异化的扭曲和羞辱。我知道我的沙发已经不再是两个小时以前的沙发了。我刚才坐在那里，接到了第一个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那个电话让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两个小时以前那个我认识的我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人。我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陌生人。我的右手抽搐了一下。对自己的陌生让我痛苦和羞愧。我低下了头。我想回到两个小时以前的世界里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出现在我受伤的感觉之中。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它最后停下来了，停在了我的呼吸好像都能够触到的地方。我不安地抬起头。我看见了我母亲，她像从前那样坐在沙发的角落上。
“这是为什么？”我充满羞愧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要问我现在的事情。”我母亲说，“我不可能知道现在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沮丧地说，“但是……”
“不要责备自己。”我母亲说，“永远都不要责备自己。”
“你会责备我吗？”我问。
“我从来都没有责备过你，你知道的。”我母亲说，“甚至那些年我都没有责备过你。”
“那些年”……我不希望她提到“那些年”。那是从我女儿出生的前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间的“那些年”。那是我与他们划清界限的“那些年”。那是我不去看他们也不允许他们来看我的“那些年”。“我的孩子们现在也不回来了。”我说，“我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我的声音充满了懊悔和无奈。
“这其实不是现在。”我母亲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母亲苦笑了一下。“还记得你的疯舅舅吗？”她问。
“当然记得。”我说。哪怕忘记了所有的人，我也不会忘记我的疯舅舅。“我还记得你举着竹竿追着打他的场面。”我接着说。
“你还记得？！”我母亲说，好像不太相信。
“那应该是我最早的记忆了。”我说，“我记得你是真的生气了。”
“我没有想到你还记得。”我母亲说。
“我记得他躲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去之后，你还气得用竹竿在他的门上捅了几下。”我说。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是七七事变之前。”我母亲说，“我每年那时候都带你去你外婆家。”
“就是说我还不到四岁？！”我说。我有点奇怪那个场面出现得那么早。
“是啊，还不到四岁。”我母亲说，“可是那天你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翻动着你外公订阅的《申报》。”
“这我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准备晾晒你那两件碎花的小衣服。”我母亲说，“我现在还能听到那好像永远都不会间断的蝉鸣声，还有从你外婆房间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古筝声……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将一直放在沙发上的左手放到了扶着拐杖的右手上。“这时候，你的疯舅舅出现了……他就像是那座大宅院里的一个幽灵。他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幽灵。他的双手总是背在身后。他的手上总是拿着他用削得很整齐的竹片做的小房子。”我母亲说，“他走到你的跟前。你一点都不怕他。其他的孩子都很怕他，可是你一点都不怕他。这一直让我觉得很奇怪。他问你在干什么。你很认真地回答说‘看报’。你那认真的样子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但是你疯舅舅没有笑。他一把抢过你手里的报纸，说报纸不能看，报纸上的话都是假话，报纸是骗子。”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你气鼓鼓地盯着他，一点也不怕。”我母亲说。
“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我骂了他。我要他不要缠着你。”我母亲说，“可是他没有理睬我。他弯腰将手上的小房子递给你。他说那是一个‘空巢’。他说那就是你将来的家。接着，他做了一个很吓人的表情，他把你吓哭了。”
“他说‘空巢’？”我以为我听错了那个词。
“是的。”我母亲说。
“我还以为‘空巢’是刚刚时髦起来的新词呢。”我说。
“不是。”我母亲说，“对你不是。对我们不是。对你疯舅舅更不是。”
“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你还是没有怕。你问他怎么会知道那就是你将来的家。”我母亲说，“他说他是疯子，疯子什么都知道。我又骂了他。他还是没有理睬我。他说他还知道你将来的头发会要掉光，牙齿会要掉光，记忆会要掉光。”
“我气坏了，操起用来给你晒衣服的竹竿朝他扑打过去。”我母亲说，“这就是你记得的了。”
我低下了头。那散发着田园风味和家庭气息的场面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头顶上。我很感激我母亲，感激她的记忆没有掉光，感激她将我带到了用来命名我现在的身份和生活的那个词的源头。我母亲始终没有看着我。她好像不知道自己正在与我说话。她好像只是我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出现的幻觉。重新抬起头的时候，我已经看不到我母亲模糊的侧影了。我继续固执地盯着让我感觉陌生的沙发。五年前，我母亲就是坐在沙发上去世的。当时我们正在一起看一部很流行的韩国电视剧。她突然打了一个很响的嗝，然后就断气了。这五年之中，我经常梦见她。尤其在早上快醒来的时候，我会做许多稀奇古怪的梦，我母亲就经常出现在那些梦里。我们会在梦里交谈，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看见”过她。我妹妹“看见”过她很多次。每次她都会来电话告诉我，每次我都不相信，都会笑她“活见鬼”。
我母亲的出现让我的状况有了明显的缓解。这让我想起医生们这些年来对我的提醒。他们总是提醒我身边应该有人陪伴（这与公安人员刚才的顾虑正好相反）。他们不提醒，我也很清楚：身边有人陪伴既是生理上的需要，也是心理上的需要。但是直到刚才，直到我“看见”了我母亲，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陪伴的神奇的力量。我的情绪稳定下来了。我的体力恢复起来了。我平静地站起来。我平静地看了一眼平静的便池。我平静地擦了擦没有污垢的屁股。我平静地系好裤子。我感觉自己已经可以出门了。我必须尽快行动，因为公安人员正在看着我，犯罪分子也正在看着我。我必须尽快行动。我平静地走出洗手间。我没有忘记将洗手间的门拉上。不在洗手间里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将洗手间的门关好，因为我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难堪和失败。
我称自己是“空巢”老人，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情况与小区里其他的“空巢”老人并不一样。小区里的大多数“空巢”老人都是老两口住在一起，也就是说身边都有人陪伴。他们不少人的孩子也住在我们的城市里，周末通常就会有三代人的团聚。他们中有一些人的兄弟姊妹也住在这座城市，经常来往走动。而我不同，我不仅孩子们都已经远走高飞，老伴也已经撒手人寰，我仅有的妹妹也住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没有亲人陪我过周末，甚至没有亲人与我一起过春节。按照老范的说法，我属于“真空”级的“空巢”老人。我已经在这“真空”的状况中生活将近五年了。医生说过房颤患者中风的可能性很大，有谁计算过有房颤症状的“空巢”老人中风的可能性吗？我不愿意在定期存单上用自己的名字，因为我已经不敢去预期生命的长度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在与我儿子通电话的时候都很想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他总是说还没有安排，还没有安排。等他有安排的时候，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吗？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儿子了。我不想做八十岁生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儿子和我女儿都明确地表示过他们不会有时间回来。
我走到沙发的跟前，弯下腰，摸了摸刚才我母亲坐过的地方。我很感动她曾经为我的“将来”而生气。我更感动她为我的“现在”而出现。很清楚，我母亲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她关于“空巢”的词源还有很多话可说，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必须出门了。她的消失是对我的提醒。
我的那三本活期存折都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压在我的病历本的下面）。我检查了每一本存折上的余额，与我在小本上登记的基本一致（百位以下的数字我没有登记）。接着，我取出压在衣柜中间一格左侧那一叠衣服下面的信封，那里面有我留着应急用的五千多元储备金。我将记录绝密账号信息的纸条塞进信封，将信封与三个存折一起放进平时提着出门的小布袋里。我的乘车卡、身份证和装零花钱的小钱包就长期放在这个小布袋里。我将小布袋折叠了起来，这样，我就可以将它紧紧地抓在手里，比平时那样提着感觉要安全许多。
就在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刺耳的电话铃声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恐慌地退回来，迅速将房门关上。我相信那又是顾警官打来的电话。他一定会要批评我行动的迟缓。我紧张地拿起话筒，里面传来的却是我儿子的声音。这让我更加恐慌。“怎么是你？”我警惕地问，“你怎么会在这时候来电话？”我们之间有七个小时的时差，现在还是他的凌晨。但是，我的意思显然不是“这时候”对他不合适，而是对我不合适。一场恶战已经迫在眉睫，“这时候”是最敏感的时候。“这时候”，对自己的亲人尤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能走漏了任何风声，否则就像顾警官说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晚上大脑都非常亢奋，一直就没有睡着。”我儿子说。
我平时总是很愿意与他说话，但是“这时候”，我提醒自己最好是什么都不要说。
我儿子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他接着问我在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些什么。
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想赶快挂断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电话。
我儿子有点不太高兴。“你怎么不说话啊？”他问。
“你这时候也不应该说话。”我说，“说话会让大脑更加亢奋。”
“但是我很想说话。”我儿子继续说，“随便跟我说点什么吧。”
“你要赶快睡觉。”我说，“不然白天你会没有一点精神的。”
我儿子不肯放弃。他继续说：“比如告诉我你现在正准备做什么。”
这是我和公安人员之间的绝密，我心说，我怎么能够告诉你呢？“你还是赶快睡觉吧。”我固执地说。
我儿子终于泄气了。他迟疑了一下之后，挂断了电话。
顺利地克服了行动中的这个重要障碍之后，我马上就出门了。在锁防盗门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这次出门与早上那次出门的性质完全不同，与我一生中任何一次出门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我提醒自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又要显得若无其事，不能暴露任何的蛛丝马迹。
经过门厅的时候，我故意将脸侧向一边，以免与保安有视线的接触。没有想到保安居然主动地喊了我一声，并且问我为什么“又”出门。糟糕！我的心又揪紧了一下，怎么刚出门就已经暴露？我没有将脸完全侧过来。我还是不愿意与保安有视线的接触。我怕他看出更多的问题。我怕他提出更多的问题。“我要去邮局寄信。”我敷衍地说着，快步走出大楼。可是没走出几步，我又听到保安在喊“阿姨”。“邮局这几天在装修。”他接着大声说。我不知道我们小区的邮局这几天在装修。“我去大邮局。”我敷衍地说，头都没有回。我觉得保安的表现有点反常，他平常没有这么热心。我不会忘记顾警官的提醒，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抬头看了一眼迷迷蒙蒙的天空。与第一次出门的时候相比，现在的空气状况更加糟糕了。清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的空气状况是“中度污染”。很多人对这种状况已经很满足了。刚才在菜市场里，我就听见两个中年妇女用庆幸的口气说今天“只是”中度污染。可是我受不了。如果不是因为要配合公安机关的活动，我是不会“又”出门的。
我故意避开了来往的人比较多的那条路，从侧门走出小区。我平时总是在小区正门边的那家工商银行办理储蓄手续。那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对我都非常熟悉。他们不仅都知道我是孤寡的“空巢”老人，还知道我女儿住在纽约，我儿子住在伦敦。他们也知道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多少，甚至我每个月的水电费和管理费是多少。即使那里没有犯罪集团安插的“内鬼”，我突然将存款集中起来，转到一个外地的账户上，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顾警官早已经为我想到了这一点。他提醒我要尽量避开熟人就是这个意思。
汽车站离小区的侧门不远。我决定坐汽车去那家新开的购物中心里。报刊零售亭的小李有一天告诉我那里的工商银行比我们小区正门边那一家的人少得多。
我一下公共汽车就有点后悔了，因为购物中心有很多的入口。而进到购物中心之后，我就更加后悔了，因为那里所有的路都好像可以互相连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那家工商银行。那里的人的确比我们小区正门边的那一家要少得多。我稍稍感到了一点安慰。我从机器上取了号之后，准备在最后那排椅子上坐下。猛然间，我发现老范竟坐在前三排的位置上。我的身体立刻像触了电一样弹了起来。我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我一直朝前走，不敢停下，也不敢回头。
老范是邻居里与我说话最多的人。我喜欢他的豁达和幽默。那是我自己永远也不会有的豁达和幽默。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老范失去他的豁达和幽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天老范刚从医院回来，他笑呵呵地告诉我，他刚从医院回来，他也被查出了有房颤的症状。当医生告知我有房颤症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生命危险”。而老范不是。他首先想到的是“房产”。他对医生说他“宁愿有房颤，不愿有房产”，因为房颤没有人会争，而房产人人都要争。他的话把医生逗乐了。如果老范也突然从公安人员那里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他会怎样反应呢？
我在购物中心转了整整二十分钟。我走过了一家一家的名牌店。我从来没有走进过这些名牌店。它们标新立异的橱窗已经让我失去了勇气和兴趣，已经让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准确地说，不是距离而是对立。我现在经常想，如果我的生活是现实，那么世界就是梦幻；而如果世界是现实，我就是生活在梦幻之中。从名牌店的橱窗前走过，这种对自己和世界的怀疑会迅速达到极点。我突然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太虚幻境”。对我来说，充斥着名牌店的购物中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太虚幻境”。那些昂贵的时装，那些昂贵的提包，那些昂贵的内衣……我有一次听一位邻居抱怨说她的儿媳妇花两千元买了一件名牌的胸罩。她说她自己一辈子用过的最贵的胸罩也只花了三十五元。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用过的最贵的是小雷鼎力推荐的那种能够预防乳腺癌的胸罩，打折之后也只花了七十五元。
我相信二十分钟应该足够老范办完事离开了。在这二十分钟里，我不停地看着手表。我还几次将小布袋打开：哪怕我将它牢牢地抓在手上，我还是担心里面的存折和现金的安全。刚才在公共汽车上我也两次打开小布袋，确认存折和现金的安全。其实我知道，存折在我的手里，并不意味着我的存款就安全。顾警官告诉过我，犯罪分子随时都可能用高技术的手段将存款分文不剩地划走。我最后那五分钟是在购物中心的超市里打发的。与那些空空荡荡的名牌店不同，超市里的人很多，超市门口结账的队伍很长，这是让我感觉真实和亲切的场面。但是，查看了商品的价格之后，我的那种感觉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同样的一盒醪糟，在小区的超市里只卖六元，在这里却要卖九元八角。这乌嚷嚷的超市仍是“太虚幻境”。我不安地从超市走出来，朝银行方向走去。我突然想起了那两位向我强力推荐理财产品的业务代表。她们想让我知道定期存款有巨大的风险。“看这物价，看这物价。”她们情绪激动地说，“等存款到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什么都买不了了。”但是，她们为什么要推荐我买那种风险更高的保险呢？我完全听不懂她们说的那些术语和她们画的那些图表。我说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本”。我差不多是被她们逼着在那份保险单上签了字。我记得签完字之后，那位银行业务代表不停地称赞我有眼光、有魄力，跟得上飞速发展的时代。可是我在得知那份理财产品已经缩水百分之五十的当天去找她的时候，她的态度完全变了。她说她之所以推荐我买那种产品是因为她自己也买了。“有什么办法呢，”她叹着气说，“这只能怪我们生不逢时啊。”
在接近银行的时候，我猛然注意到老范正在迎面走来。我已经躲不开了，我尴尬地停下来。老范举起手里的一个报纸小包，说他刚从银行取钱出来。“你怎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取钱？”我紧张地问。“这家银行不怎么要排队。”老范说。接着，他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来随便看看，”我说，“这家购物中心开张这么久了，我还从没有来过。”我不敢看着老范。我怕他看出我的心烦意乱，也怕他看出我在撒谎。幸好老范看到的只是表面，他说我的气色看上去很不好，他问我为什么。我继续撒谎说昨天又失眠了整整一晚上。老范笑了笑，说他现在倒是很想失眠，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他发现他失眠的程度与第二天的空气污染指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他前一晚的睡眠状况越差，第二天的空气状况就越好。他说他宁愿通过牺牲自己来造福人类。“可惜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失眠了。”老范望了一眼窗外，说，“你看这空气。”我也敷衍地将脸侧了过去。“好在我们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不会再受这‘气’了。”老范说着，靠近了我的身体。我很紧张地将身体往后仰了一点。“我估计，”老范用很神秘的口气说，“地狱里的空气污染指数比这里都要低。”我知道他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因为老范好几次对我说过他自己不是好人，将来肯定要下地狱。但是这时候，我没有一点兴致欣赏他的豁达和幽默。幸好老范也要急着回家去，他说他约好了要与他的妻子在网上聊天。他的妻子现在在洛杉矶照顾他们的外孙女。“这里没什么好看的，”老范最后说，“这不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的地方。”
等老范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才走进银行。我的号刚刚过去。站在取号机边的那位银行工作人员很客气地要我坐下，她说我不必重新取号排队了。然后，她与柜台里面的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什么。我非常紧张。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希望受到特殊的关注。但是，我又不敢多问。好在没有多久，我就听见报我的号码了。我紧张地走近指定的窗口。我无法辨认窗口里那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内鬼”。我让她先将用我儿子和我女儿名字开的那两本存折上的存款转存到用我的名字开的存折上。根据顾警官的指示，我在两本存折上都留下了一百五十元。将存款集中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犯罪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将我的存款转走，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
“还需要办理什么吗？”工作人员心不在焉地问。接着，她用左手的小手指掏了一下耳朵。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暗示自己一定要顶住。如果这时候发生眩晕甚至休克，整个的计划就会彻底暴露，犯罪分子就会抢在我们的前面。我从小布袋里取出装现金的信封，从信封里取出那张记录绝密账号资料的纸条。我将信封和纸条以及我的身份证递进窗口。我说我需要从我的存折上取出差不多十二万五千元，与信封里面的钱凑成十三万元，转到纸条上的账号上。
表情木讷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绝密账号是异地账号。她说异地转账需要手续费。我开始有点不太舒服，问她为什么同行转账还需要手续费。她冷冷地说同行异地转账也需要手续费，这是他们的规定。她还没有说完，我就责备起自己来了。我不应该纠缠这样的枝节。顾警官已经提醒过了，我们绝不能“因小失大”。我马上告诉她没有关系，直接从存折上扣除手续费就好了。
转账凭证做好之后，工作人员将它递过来，要我签字。我这时候才注意到自己忘记带眼镜了。幸好柜台上有一副备用的眼镜，它对我有点浅，但是比不戴要好得多。我签好字，将转账凭证推进窗口。就在我紧张又兴奋地期待着转账成功的时候，“内鬼”果然显形了。坐在最靠边窗口后面的那个年轻人突然站起身，走到他的同事身旁。他看了看那张记录绝密账号信息的纸条，又看了看我刚签好的转账凭证。他突然用很严肃的口气问我是不是与户主相识。我没有让他看出任何破绽。“当然认识。”我肯定地回答说。同时，我对顾警官的预见力充满了敬佩。
“内鬼”在他的同事耳边嘀咕了一下。她站起身来。她让我等一下。然后，她拿着转账凭证和我的身份证走到隔断后面的办公室里去了。
我意识到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不仅是保护我的财产的决战，也是保护我的荣誉的决战。这是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决战。我的心跳已经开始紊乱，但是我的大脑还是比较冷静、比较清晰。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我第四次看表的时候，工作人员与她的主管一起从隔断后面走出来，走到窗口前。主管手里拿着转账凭证和身份证。她对着身份证看了看我，又问了我刚才那个“内鬼”问过的问题。
她也许是更大的“内鬼”？我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稳定的情绪。“当然认识。”我还是用很肯定的口气说，“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
主管与她的下属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主管说，“相当于两三年的退休金了吧。”
“他等着这笔钱急用。”我肯定地说，“他说到年底就能还我。”
主管又拿起我的存折，翻开看了一眼。“你肯定你认识他吗？”她又很随意地问了一遍。
“你们问过多少遍了？”我用很不耐烦的口气说，“不认识我怎么会借钱给他？！”
主管将转账凭证和我的身份证及存折放到桌上。“我们只是怕你上当受骗，”她说，“现在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我意识到胜利已经在望。“我的老同事怎么会骗我！”我说。我的口气还是显得很不耐烦。
主管对她的下属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