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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的一生，我不算短的一生。再过三个星期，我就要过八十岁的生日了。八十岁的生日……我曾经觉得它那么遥远，我甚至觉得它永远也不会到来。但是，再过三个星期，它就将进入我的生命，穿过我的生命……经过这么多年的“空巢”生活，我对这个特别的日子其实已经没有特别的感觉。一些亲戚和朋友早就在嚷嚷着要为我筹备热闹的酒宴和庆典。我坚决反对。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告诉他们，生日那一天，谁都不可能找到我。也许我会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也许我就躲在自己的“空巢”里……不管在哪里，我都会“躲”着，谁都不可能找到我。我不想庆祝八十岁的生日，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一事无成，不值得庆祝。这种“一事无成”的感觉最早好像出现在我丈夫的追悼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最近两年，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经常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当然，只要一想到我一生的“清白”，我就会振作起来，我就会感觉充实，感觉骄傲。是的，我的一生一事无成，但是谁都不要想在这一事无成的一生中找到任何的污点：政治上的污点，生活上的污点，经济上的污点……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感觉特别骄傲。我相信，将来我的悼词不管由谁来写，这种终生的“清白”都是悼词里要突出的内容。
但是，我刚才接到了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而且是从公安局的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让我再强调一遍：是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而不是我曾经打过交道的户籍科或者出入境管理科。我刚从菜场回来，刚在沙发上坐下，刚准备打开那份刚在超市旁边的报刊亭里买的《南方周末》……当然我只是准备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标题，因为时间到了，我马上就要进入洗手间，坐到马桶上。我总是在早上固定的时间进入我一天之中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生活程序：如果运气好的话，坐上一个小时左右，我的肛门就会被费力地挤开。如果运气不好，我就需要等更长的时间。而遇到运气最不好的情况，不管坐多长时间，肠道和肛门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最近这三天，我的运气就“最”不好。我每天都在马桶上坐两个小时以上，却总是无功而起。我已经非常灰心了。我已经非常担心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又必须去医院洗肠了。我不喜欢去医院，从来都不喜欢。
我受便秘的折磨已经将近十年了。我进出过大大小小的医院，求助过林林总总的医生，也尝试过形形色色的秘方，却从来都没有找到过治本的良方。以前所有的医生都简单地诊断说我的痛苦是肠胃功能紊乱造成的。我相信这是他们对所有的便秘患者做出的同样的诊断。可是四个月前，我的病因突然变了。在小雷负责组织的那一次免费系列保健知识讲座之后，有三天的免费专家咨询日。在那三天里，我一共咨询了四位专家，他们关于病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他们都说我的痛苦起因于脾脏功能失调。这种说法让我感觉比较可信，因为它有点辨证论治的味道。而且它与当年医生向我解释糖尿病病因时的说法也完全一致。“根本就不用担心。”四位专家都这么安慰我。他们都说，由他们部队医院用最新的电脑技术开发研制的保健品系列中的“固本健脾露”和“神益健脾丸”就是专门针对我这种情况的。只要坚持长期服用，总有一天就会出现“神奇”的效果。医生们的乐观态度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在小雷的建议下，我马上买了够吃六个月的“神益健脾丸”。我坚持认真服药，一天都不敢松懈。可是三个多疗程已经过去了，不仅“神奇”的效果还没有出现，我便秘的情况反而比服药之前严重了不少。我有点气馁，但是并没有打算放弃。小雷也几乎每天都会来电话，给我极大的支持。“坚持就是胜利！”她不厌其烦地说，“我们先吃六个月，不行再吃六个月……我就不信它没有效果。”那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让我感觉她与我同病相怜，而且也在吞服同样的药丸，也在等待同样“神奇”的效果。
是的，我刚在沙发上坐下，刚准备打开那份刚在超市旁边的报刊亭里买的《南方周末》……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的反应是它来自我妹妹。我们现在每个星期至少要通话三次。昨天通话的时候，我妹妹提到她的一位邻居用从网上找到的秘方治愈了困扰他二十多年的便秘。她说她会要她的邻居将秘方传给她。收到之后，她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妹妹借此机会又抱怨了一下我对“新生事物”的抗拒。“网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惊叹说，“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奇迹！”
我从容地拿起话筒。我希望新找到的秘方不会与我以前已经试过的那些雷同。可是我“马上的反应”错了，话筒里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其实经常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每天都会有，每天都会有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即将入住的优质房，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最新开发的保健品，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正在热销的套餐，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回报丰厚的理财产品……那些陌生人通常都非常热情。他们会对我阿姨长阿姨短。在言归正传之前，他们一定会向我问寒问暖。而这个陌生男人的口气威严又森严。他的第一句话就确定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在查验我的姓名。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人用那样的口气查验过我的姓名。我觉得那不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叫那个名字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
陌生的男人说出来的第二句话让我更加紧张。他告诉我，这是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公安局？！”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公安局刑侦大队。”陌生的男人强调说。我听清楚了。我意识到了正在与我通话的是一位公安人员。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公安人员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
公安人员紧接着问我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威严、那么森严。
“我早已经是空巢老人了。”我故意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以为这样可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紧张。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此刻。”公安人员不耐烦地说，“我问的是此刻你身边有没有其他人。”他的不耐烦更加强化了我内心的紧张。
“此刻没有。”我紧张地说，“但是……”
“但是什么？”公安人员急切地打断了我。
我能够听出他高度的警觉。他的警觉让我更加紧张。我告诉他，有一个朋友会在十点半的时候来看我。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微微地颤抖。
“什么朋友？”公安人员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觉得他的追问是对我的羞辱。
“我们需要掌握与你来往的所有人的情况。”公安人员说。
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他要来看我的是保健品公司的业务代表小雷。她会送来他们公司新开发的“智能腹部按摩器”，让我免费试用。
“你怎么跟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公安人员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听到了他斩钉截铁的命令。“马上取消。”他说。
从来没有人对我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一方面觉得事情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非常委屈。“我已经约好了。”我说，想要挽回一点自己的面子。
“我们的谈话将涉及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公安人员说，“不能被任何人打断。”他命令我马上取消与小雷的约会。他说他过两分钟再打过来。
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这新的信息又将我的紧张情绪推上了新的台阶。我紧张地环视着已经习以为常的“空巢”，突然又有了要出大事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一生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的前夕，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前夕。而那两次要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我个人的安危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公安人员准备与“我”谈论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我感觉“空巢”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我感觉我身心的每一个部位都充满了恐慌。
进入“空巢”生活阶段之后，我的记忆就越来越差了。我现在甚至连五分钟之前做过的事都会忘记。但是，有几个常用的电话号码我却一直都能牢牢地记住。小雷的手机号码就是其中之一。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按出这个号码。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我记不起第六位数字了？还有第七位，第八位……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三个深呼吸，想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没有用，一点也没有用，我还是够不到自己最牢固的记忆。
记录电话号码的小本就在茶几上（压在救心丸药瓶的底下）。我翻到小雷的号码，一个一个数字小心地按下去。电话很快就被接起了，但是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小雷。她的态度还不错：她问我找谁。我说我找小雷。她说我拨错了号码。这是怎么回事？我肯定小本上记着的号码没有错。我又重新按了一遍。电话还是很快就通了，但是我还是出了错。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他问我找谁。我有点不知所措。他又问了一遍我找谁。我刚想回答，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肯定是骗子，不要理。”我充满委屈地挂断了电话。
这是怎么了？我伤心地咬住下嘴唇。我怎么会照着号码按都会按错？公安人员只给了我两分钟时间，我不能再耽误了。我仔细地读了两遍小本上的号码。那是我一直都能背出的号码。它肯定没有错。我照着号码用更慢的速度一个一个数字地按下去。谢天谢地，这一次我没有出错。小雷很快接起了电话，她说她很快就来了。我让她不要来了，我说我有急事马上就要出门。小雷关心地问我什么事。我实在不想骗她，但是我不能不骗她。我说我必须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又有差不多三天没有大便了。小雷说她手头正好有点事，否则她要来陪我一起去。我让她放心，我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自己能够应付的。
刚放下电话，公安人员的电话就来了。他问我怎么打了那么长的电话。我说前两次我都把号码拨错了。“就是说你刚才一共打了三个电话？”他很警惕地问。我说是的。“就是说你刚才一共跟三个人说过话？”他接着还是很警惕地问。我说是的，尽管我和第二个人并没有说话。
公安人员没有马上说话。我感觉他与身边的人在商量什么。然后，他用威严又森严的声音告诉我，他们正在与全国各地的警察联手侦破一宗特大毒品走私案。“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说，“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
我开始当然觉得这完全是可笑的无稽之谈。“这怎么可能？！”我争辩说。我的一生是清白的一生，是没有污点的一生。不要说罪了，就是大一点的错，我都没有犯过。
公安人员好像没有听到我的争辩。他用威严又森严的声音“希望”我能够认清形势，积极与公安机关配合。“你知道我们一贯的方针就是‘坦白从宽’。”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坦白从宽”？！这样的词怎么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马上就不再觉得可笑了。我觉得可气，十分可气。将这样的词用在我的身上是对我莫大的侮辱。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可以看成是对我人格的强暴。“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气愤地说，“怎么可能会与犯罪集团有什么联系？！”
“现在老年犯罪越来越普遍了。”公安人员说，“根据美国最新的研究……”
“你们知道我一生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吗？”我气愤地问。
“我们什么都知道。”公安人员说。
“我从事的是最光荣的职业。”我气愤地说，“我是一个有将近四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公安人员说，“前不久，校长都抓了好几个，你应该知道吧。”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气愤地说。
“现在有多少人在用卑鄙的作为玷污人民教师这种光荣的职业啊。”公安人员说。
我还能怎样来为自己辩护呢？在雄辩的公安人员面前，我所有的理由都显得不堪一击。“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好像已经成了无法争辩的事实。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我将来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都会抬不起头来的啊。羞耻感迅速击穿了我的自信心。我绝望了。“我一生都是清白的，”我绝望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这可不能由你自己来说。”公安人员的口气还是没有一点变化。他好像没有察觉到我的心理已经被他击垮。他穷追猛打，重复了一遍刚才让我觉得可笑的话：“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
这时候，我既没有觉得它可笑，也没有觉得它可气，我觉得它可怕，非常可怕。这样的一句话会让警车开到我的楼下，会让我戴上手铐，会让我从此抬不起头来……这样的一句话会变成轰动全市甚至全国的新闻。我妹妹马上就会从网络上读到这条新闻，还有我儿子和女儿……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不想被警察带走。我不想被戴上手铐。我不想失去自己的亲人和“空巢”。我不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巨大的恐慌冲击着我的身心。我战战兢兢地问：“我应该怎么与公安机关配合？”
“你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对了。”公安人员说，“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不想要开端，我心说，我只想要结束。
“首先要核对一下你的身份证号码。”公安人员说。
机会！可能还有机会！公安人员的话带给了我一阵侥幸的心理。我希望身份证号码对不上。
公安人员要求我报出了我的身份证号码。公安人员要求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身份证号码。“没错，”公安人员说，“这与我们从犯罪集团的罪证里找到的号码完全一致。”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威严、那样森严。
公安人员的话又将我推回到绝望之中。“你说什么？！”我气愤地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份证明竟会是犯罪集团的“罪证”。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
公安人员没有理睬我情绪的波动。“你不要放下电话。”他说，“等一下负责你这个案子的顾警官会找你录口供。”
什么叫“你这个案子”？为什么要找我“录口供”？公安人员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为我定制的，对我的心理都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我的一生是遵纪守法的一生，是一清二白的一生，是视名誉高于生命的一生。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将近八十岁的时候会被公安机关立案，会要被警官“录口供”。巨大的恐慌侵入了我身心的每一个角落。
我不止等了“一下”。我等了将近十五分钟。充满恐慌的十五分钟。我一生中最长的十五分钟。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空巢”好像突然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它那样的静，那样的冷，那样的黑。它就好像是时间的终点，是吞没时间的黑洞。我的思绪一团糟，我的情绪一团糟。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我的身体好像已经失去了固体的质地，好像只是漂浮在黑洞里的一股戾气。我怎么会在将近八十岁的时候落到这种地步？我靠到沙发背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对面墙上的挂钟。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惧怕过时间。我不知道它想将我带往什么地方。这充满恐慌的等待。
顾警官在等待的尽头出现。他说话的口气和态度与刚才的公安人员完全不同。他的口气和态度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它一方面在不断强化我的恐慌，另一方面却又给我很深的安慰和很大的希望。我很快就被这种魔力慑服了。我觉得顾警官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我着想。我对他充满了依赖和信赖。
顾警官一开始并没有提到“口供”这两个字。相反，他告诉我，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我完全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卷入这个犯罪集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其实是一名受害者。”他说。他的声音中饱含着对我的理解和同情。
我被这意想不到的转机感动得眼眶都湿了。“我当然是受害者。”我说，“我完全是受害者。”
顾警官一定听出了我对他的依赖和信赖。他短暂的沉默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顾警官接着说，“在案件彻底告破之前，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下任何结论。”
他的这种说法又将我推回到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可是同时，它又激起了我对他更深的依赖和信赖。
“现在我们需要你的积极配合。”顾警官说。
“我应该怎么配合？”我着急地问。
“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顾警官说。
“复杂的情况我听不懂，”我着急地说，“你只要告诉我怎么配合就行了。”
“很多话在电话里说不方便。”顾警官说，“你知道，犯罪分子现在真是无孔不入。”
顾警官的话让我更加恐慌，也让我对他更加依赖和信赖。
“我们下午会到家里来。”顾警官说，“有些事情只能当面谈。”
这是十分周到的安排，我激动地想。我很想见到自己依赖和信赖的警官。我想向他当面申诉我的冤屈，证明我的清白。
“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顾警官说，“这让我们对你的处境非常担心。”
我的心又抽搐了一下。“什么紧急的情况？”我问。
“犯罪分子正在调集资金，准备做最后的一搏。”顾警官说，“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着急地问。
“很有关系。”顾警官说，“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的银行账号已经全部被犯罪分子锁定。”
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让我的恐慌继续升级。“他们要干什么？”我着急地问。
“你的钱可能会在一两天之内被他们转走，变成他们购买毒品的资金。”顾警官说。
“我所有的账号都设有密码，他们怎么能够将钱转走呢？”我着急地问。
“密码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顾警官耐心地解释说，“犯罪分子现在已经与最厉害的黑客联手。他们利用最先进的高科技技术，很快就能够破译你的密码。”
我经常听我妹妹说起黑客的厉害。顾警官的解释让我顿开茅塞。“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我着急地问。
“我们已经在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用不着过于恐慌。”顾警官说。
顾警官的话让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们现在正在犹豫是不是需要对你启动特别的保护程序。”顾警官说。
顾警官的犹豫让我又变得极为不安。“当然需要，”我着急地说，“当然需要。”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的资金过于分散。”顾警官说，“这对我们的保护非常不利。”
“那我应该马上将资金集中起来？！”我着急地问。
“我们有一个绝密的特别账号。”顾警官说，“如果能够将资金集中并且成功地转到这个绝密的账号上，我们就能启动特别的保护程序了。”
“这太好了。”我着急地说，“我马上就去办。”
“先不要着急。”顾警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把握。”
顾警官的犹豫让我更加着急了。
“万一失败，我们的目标就彻底暴露在了犯罪分子面前，这不仅会让你面临生命危险，也会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进度。”顾警官说，“我们可不能因小失大啊。”
顾警官将我面临的危险当成“小”事让我有点泄气。但是，他的担心也是对我的关心。这让我非常感动。“用不着考虑我个人的生命安危。”我说，“我们不会失败的。”
“你真有信心吗？”顾警官问。
“有你们坚定的支持，我当然有信心。”我说。其实我哪里有什么信心啊。我只有一阵一阵的恐慌。
“那好，”顾警官说，“只要你有信心，犯罪分子就不会有可乘之机。”
我注意到顾警官总是不断地提到“犯罪分子”，这很好。这能够让我保持高度的警惕，没有丝毫的松懈。我得意我用自己都感觉不到的信心让顾警官下定了决心。
接着，顾警官要求我与他核对一下全部账号的存款情况。我从卧室床头柜抽屉里取出那个记录存款情况的小本。我首先翻到了记录定期存款的那一页。我告诉顾警官我手里一共有三笔定期存款的存单：二十万元的那一笔今年年底到期；十五万元的那一笔明年三月到期；那一笔六千元的美元定期存款下个月底到期。我故意没有提及那一笔还有三年才到期的保险。那一笔以二十万元投保的保险是我的第一份理财产品，也是我终生的羞耻。两年前，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那两位业务代表轮番上门来“强烈推荐”这份回报极高的理财产品。她们说了很多的术语，她们画了很多的图表……所有那些术语和图表都让我感觉云雾缭绕。可是，我越糊涂，她们就越积极。最后，她们将我也完全看不懂的投保书都填写好带来了。“看不懂没有关系。”两位热情的业务代表齐声说，“有我们把关，你可以放一百个心。”我在她们指定的位置签了字。她们不断地夸奖我有眼光和魄力。那之后的三个星期，两位业务代表每天都来电话，报告这第一份理财产品增值的情况。后来她们再也没有来过电话了。后来我才知道，那预期有极高回报的产品有极高的风险。它在我买进三个星期之后一路下跌，到两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查询的时候，它已经只值不到四万元了。
接着，我与顾警官核对三个活期存折上的存款情况。我平时自己用的那个存折上到昨天为止还有七千元。以我儿子名字开户的存折上现在有三万八千元，那主要是我最近大半年里代他收领的房租。而以我女儿名字开户的那个存折平时没有多少钱，但是她的一位朋友昨天刚刚转过来了八万元（她告诉我，那是还我女儿为她在美国留学的孩子垫付学费的钱）。
“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一致。”顾警官说，“我相信犯罪分子对这些数据也掌握得非常清楚。”
顾警官的“相信”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我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他进一步的指示。
顾警官好像并不理解我的心情。“我还是有点担心……”他说。
“不要再犹豫了，”我着急地说，“不能让犯罪分子抢在我们的前面啊。”
顾警官稍稍沉默了一下之后，终于同意行动了。他指示我首先将我们刚才核对过的所有存款集中起来。
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不可能将“所有存款集中起来”，因为那三张定期存款单上写的都不是我的名字：美元是我女儿的，写的当然是她的名字。而那两张人民币定期存款虽然是我自己的，写的却都是我儿子的名字。我不可能提前支取这三张定期存款单上的存款。我着急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顾警官。
顾警官好像非常吃惊。“你自己的钱怎么要写你儿子的名字？”他用责备的口气问。
我解释说，我一直觉得那是我留给我儿子的遗产，所以一直用的都是他的名字。
“你知道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多大的难度吗？！”顾警官仍然是用责备的口气说。
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在积极地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我一点都不想给他们的工作增加难度。“对不起，”我说，“那时候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顾警官让我等一下，他说他需要请示一下他的领导。
他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啊？我非常担心。我担心他请示的结果是放弃对我的特别保护。
顾警官请示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得多。他很快就回到了电话线上。“那好吧。”他说，“那我们只能先将能够集中的存款集中起来。”
这积极的结果当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可是，“那三份定期存款怎么办？”我着急地问。我也迫切希望公安机关能够迅速将它们保护起来。
“我们比你还着急。”顾警官说，“但是我们不能患得患失。”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我用恳求的语气说。
“当然不会。”顾警官说，“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这句话让我感觉特别温暖，因为我还是被当成了“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现在要马上行动，将犯罪分子随时都会盗走的这十二万五千元集中保护起来。”顾警官说。
他的这句话又给了我强烈的紧迫感。而且他将要保护的总数都已经算出来，记在了心中，让我感觉到了公安机关的认真和周密，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依赖和信赖。“我家里还有一些零用钱，能不能也集中在一起加以保护？”我有点激动地说，“正好可以凑成十三万。”
顾警官没有觉得我又在增加他们工作的难度。他反而表扬我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他说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他说有些受害者一听说自己的账号被犯罪分子锁定马上就慌了手脚，连自己到底有多少账号都没有数了。有的甚至马上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结果很快就暴露了目标。说完之后，顾警官让我记下公安机关绝密账号的有关信息。接着，他重复了一遍那些信息。接着，他又让我重复了一遍那些信息。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注意到了绝密账号是以个人名义在外地开户的账号。我已经恐慌到了这种程度，哪里还会去注意这些细节。顾警官说，公安机关这么做就是为了麻痹犯罪分子。
接着，顾警官提醒我在整个过程中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尽量避开熟人和朋友，尽量少说话。他尤其提到了对银行的人要特别提防。他说这个社会已经腐烂透顶了，犯罪分子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在所有的银行里，犯罪分子都安插了“内鬼”。这些“内鬼”会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公安机关的保护行动。我没有想到银行内部的情况居然这么复杂。我感觉身体的发条拧得更紧了。顾警官提醒说，银行的“内鬼”很有可能会要盘问我是否认识绝密账号的开户人，我一定要回答说认识。顾警官说这不是说谎，这是与犯罪分子斗争的一种策略（顾警官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策略，比如不要将存折上的余额全部取空，最好留下一两百元，以免引起银行的怀疑等等）。顾警官的这些提醒让我看到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了公安机关的细致和周全。
然后，顾警官让我记下一个电话号码。他说那是一个“绝密”的号码。他指示我在将存款成功地转移到绝密账号之后，马上回家，用家里的座机通知那个号码。他提醒说，我只要告诉接电话的警官“转账成功”就可以了，别的话不要多说。这时候，我还是有点患得患失，很想问如果转账不成功怎么办。但是，我又担心顾警官会批评我信心不足，不敢问。
顾警官接着强调说，我们的这次配合必须速战速决。他又一次敦促我“马上行动”。他的强调和敦促让我感觉我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是，他最后的两个提醒又让我感觉自己仍然是被怀疑的对象。他首先提醒说，我下午三点钟“必须”在家里等他，因为他会来“录口供”。我没有想到“录口供”一类令我义愤填膺的词汇还是会出现在我依赖和信赖的顾警官的嘴里，感觉很受伤害。顾警官最后的提醒更是将我稍稍有点缓解的恐慌推回到了原来的高度。他提醒我不要将我们通话的内容透露给任何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口气突然变得有点严厉了。这意想不到的突变让我对下一步的行动充满了恐慌和焦虑。我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忍不住要去设想，我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