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研究最新章节_曾莉著

五、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研究的华理探索与“智识”努力

新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既是实践部门着力突破的现实问题，也是理论界密切关注的研究课题。华东理工大学自2005年获批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院校以来，在公共管理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坚持务实求真，聚焦地方政府治理实践的热点难点，在教学实践中贯穿典型案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培养MPA学生洞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华东理工大学MPA培养院尝试立足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的时代主题，采用案例分析的课堂模式、热点问题的小组研讨、实地调查的作业形式等策略，借助MPA学生自身的一线资源，研究公共管理的真问题，助推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华东理工大学MPA培养院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师资队伍，汇聚了国内外重点大学的优秀人才，并结合学校处在长三角区域的发展环境和区位特点，在公共管理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方面，勇于创新、砥砺前行。在MPA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把学生所在的工作岗位与教师的研究方向结合起来，聚焦长三角地区政府治理转型的热点问题，拟定了“基层治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生态治理”等研究主题，引导MPA学生结合工作实践，挖掘真实有趣的研究问题，基于一线的实证资料来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之策，以期助推长三角政府治理转型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同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中突破传统“应用型人才”的短视与不足，力争为培养有领导力和研究力的“高层次、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做出努力。

本书基于华东理工大学MPA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有的放矢，结合师生的各自专长及多年来的研究或实践经历，从2015—2018届的MPA毕业论文中精心筛选了20篇聚焦长三角地区的研究论文，构成本书主体内容的原型。事实上，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主战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理应在长三角地区先行先试，相关研究不可滞后，所以新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之长三角地区研究，也理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此，本书立足“政府—市场—社会”的宏大叙事，结合长三角政府治理转型的最新实践，借助典型案例，剖析政府治理的实践困境，回应治理转型的内在悖论，并试图从价值、制度、行动等多个层面提出应对策略。通过梳理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的长三角经验，呈现长三角地区在地方治理转型中的特有行动，为其他地方提供经验借鉴，也为助推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快速转型，乃至相关研究的理论推进贡献绵薄之力。这也是华东理工大学MPA教育中心的一贯坚持和努力方向。总之，本书正文具体包括“基层治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生态治理”等五个专题模块，每篇文章内容源自实际、聚焦热点、以小见大、深入剖析，极具现实性和代表性。

（一）基层治理

《“同心园”楼组自治：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创新的个案研究》（归骁骁，何雪松），通过对上海市J区工业园区楼组自治的实地调查，分析了社会资本视域下“同心园”楼组自治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熟悉的陌生人”和“参与冷漠”等社区环境中，应如何建立有信任基础、环境规范、互惠互利的共同体。研究发现，“同心园”楼组自治以党总支、居委会为核心层，以大楼组自治块区为中间层，以自然楼组为外围层，覆盖到所有居民的社区自治体系。其中，大楼组自治块区成为社区自治的重要单元，将社区与居民紧密地联结起来，解决了目前社区工作中居委会规模过大、自然楼组资源过少的难题，也方便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因此，“同心园”楼组自治模式对于我国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创新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权责不对等：社区居民自治困境研究——以N市C区“邻里自理”为例》（姜志伟，汪华），通过对江苏省N市C区“邻里自理”居民自治创新模式的实地调查，对“邻里自理”居民自治模式的困境及其背后原因——权责不对等进行了分析。“邻里自理”是C区政府基于社会治理创新打造的社区居民自治新模式，意指通过邻里建设，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推动基层治理工作由传统社区管理向居民自治转型。但是，这种新型治理模式在C区实施4年以来，并未按照当初设想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得到大多数居民的认可，居民更习惯把它当作政府形象工程的“花架子”，因此难以引起居民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居民自治流于形式。为此，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制度、重塑自治组织角色、明确自治组织权责、强化自治主体的监督等，都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村民自治的实践困境及其完善路径——以H镇“1+1+X”村民自治模式为例》（张佳娜，汪华），探讨了T区H镇“1+1+X”村民自治模式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境，揭示了基层社会的各种权力博弈及各要素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在基层农村社会，各级权力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自治异化、社会分化、自治理念的缺失等问题，阻碍了农村社会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如经济、制度、监督等自上而下的宏观因素，以及治理主体的内在因素等，长此以往，对村民自治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为此，理顺主体关系、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培育自治文化等，是完善当前村民自治的有效对策。

（二）市场监管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国有商业银行监管问题研究——以江苏省B银行为例》（程顾春，吴强玲），探讨了大数据应用后，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模式从分业监管到联动监管的模式转变，指出联动监管具有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从源头上防范风险的优势。大数据的应用，使信息互通、数据共享，不仅使联动监管成为必要，而且提升了监管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江苏省B银行基于大数据应用的联动监管实践为切入点，剖析了基于大数据应用的联动监管创新举措及其掣肘，进而提出了完善商业银行联动监管体制的创新路径。

《县域产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浙江省C县为例》（龚淑蓉，王芳），以浙江C县产品质量监管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C县产品质量监管的现状和运作机制，剖析了C县产品质量监管存在的特殊问题和共性问题，如政府的职能越位、责任意识缺乏、信息共享机制缺乏、监督流程不规范、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权威不足等。为此，本文提出整合制度体系、健全联动机制、实现省市级监管部门的执法一体化、实施等级差别化的“分距离”监管方法与“双随机”执法监管方式，实现大数据下的智慧监管等，进而提高县域产品质量监管水平。

《我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以江苏省A市为例》（卢峰，罗建平），针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特点，以江苏省A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为例进行分析。A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包括法律法规的执行部门、食品经营者的监管部门及违法行为的查处部门，在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监管部门执法理念落后、监管力量薄弱、职业素质有待提高、现场核查标准过于笼统、实质性的限制条件缺乏、食品安全检测体系有待提高等。本文进而提出修改完善建议，如继续修订完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夯实改革成果；完善各项制度，包括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检验检测制度，完善监管人员的培训制度等。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上海市场监管模式优化研究——以M区为例》（张瀚驰，陈丰），借助无缝隙政府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等，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了上海市M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后的政府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以无缝隙政府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参照国内外先进经验及做法，提出加快顶层设计、规范履职边界、完善部门协调、调整基层职能、完善激励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等路径，以优化政府市场监管模式。

（三）公共服务

《微政务与网络时代的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以江苏省N市Z镇为例》（侯甦舒，赵方杜），以微政务为研究对象，对N市Z镇微政务的发展模式与效果、微政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微政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优化微政务与公共服务的可行路径，以推进我国微政务实践在网络时代不断发展，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首先，本文分析了微政务服务的发展模式与效果，从运营机构、人才与资金投入、运营机制三方面阐述了微政务的运营模式，从提升政府服务职能、改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增强公众参与度四个方面阐述了微政务的效果。其次，本文从内部管理机制、运营能力、双微联动及监督机制四个方面详尽分析了微政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本文分析了微政务出现问题的原因，即定位不准确、缺乏公共服务理念、双微平台差异化、缺乏评价体系。最后，本文从定位、服务理念、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及监督评价等方面提出对应问题的解决策略，进而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创新。

《老人居家医疗中的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研究——以江苏省Y市Z区H街道为例》（汤晶颖，罗建平），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是以社区居民医疗需求为导向，以全科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依托，且社区居民与全科医生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签约服务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持续、有效的综合医疗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研究发现，H街道在老年人居家医疗落实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存在着相关制度宣传渠道不畅、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医生队伍工作积极性不高、服务配套设施不全、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在老年人居家医疗中推行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的对策建议，即加强宣传和政策引导，转变传统就医观念；整合资源，壮大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队伍；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家庭责任医生激励机制；完善签约服务配套设施；提高签约服务质量。

《“4045”求职者公共就业服务供需匹配研究——以上海市K区为例》（应秋晨，罗恩立），以上海市K区就业促进中心云台路职介所的“4045”求职者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法，开展了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有效性和供给能力的匹配评估，对“4045求职者”公共就业服务供需匹配提出了改进建议。研究表明，就业年龄歧视、吸纳大龄人员的岗位不足，是造成“4045”人员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而就业援助政策、职业培训模式、各类失业补贴等公共就业政策也存在一定的政策失灵，要予以优化与改进。

《智慧城市背景下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浙江省A市为例》（谢明志，杜仕菊），采用案例研究法和SWOT分析法，以浙江省A市公共信息服务能力为例，通过对其智慧城市建设和具体公共信息服务建设情况的SWOT分析，为其公共信息服务能力提升找到路径和着力点，明确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从服务意识和能力出发、公共利益优先、重视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提升公共信息服务建设的主体能力、规范制度管理等方面去完善和优化。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问题研究——以浙江省W市S镇居家养老服务为例》（郑传奇，汪华），采用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以S镇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需脱节为切入口，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公共政策制定、乡镇政府权责体制等角度对基层政府行为进行了阐释。研究发现，S镇居家养老服务供需脱节的原因在于：真实需求缺乏调查、资金短缺严重、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养老服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建立评估反馈与监督机制、加大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策建议。

（四）应急管理

《社会冲突论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以浙江省C县X镇“4·19”群体性事件为例》（金运雷，李琼），以C县X镇“4·19”群体性事件为个案，深入分析了该事件的过程、规律、成因及防范策略。研究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网上突发性强、扩散迅速、网上网下互动性强、以青年网民为主、手机网民居多等规律，其主要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网民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网络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方式欠妥等。为此，本文提出加快互联网监测系统升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民宣传教育、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等策略，以提高相关部门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事故灾害类应急预案的建设现状和对策分析——基于浙江省R市的实证研究》（叶康康，唐有财），选取浙江省R市突发性公共事件为研究对象，借助文献、访谈等资料，深入分析了R市的公共安全状况、事故灾难类应急预案管理现状、预案管理模式等，并以“R市海上交通事故和R市危化品火灾”等两个典型案例为切入口，深入剖析了事故灾害类应急预案的成效、问题及其原因。进而从完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信息透明度、完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基层政府决策力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灾害救助机制研究——以浙江省C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为例》（薛迎春，刘晶），选取浙江省C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作为研究个案，梳理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灾害救助的现状及其特点，并分析其参与困难和瓶颈，如组织运作资金缺乏、组织成员合法权益保障不力、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足等，进而剖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如资源整合能力欠缺、组织自律与他律约束不足，为此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灾害救助的对策思路。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与冲突管理策略研究——以江苏省C市毒地事件为例》（刘雯，李琼），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以江苏省C市毒地事件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冲突理论，探寻其冲突演化过程，即冲突酝酿、冲突升级及冲突消减的过程；运用社会冲突的正功能理论，对当地政府应对过程及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客观评价。在社会冲突理论的启示下，本文试图寻找政府与公众在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平衡状态，从冲突控制与化解的角度，对政府在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冲突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五）生态治理

《农村水环境污染现状与治理策略——以浙江省P县X镇为例》（林雪琼，刘燕），分析了X镇水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和问题。由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落后，市场手段应用较少且效率不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信息知情权不强等原因，X镇水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产业结构落后，企业难以自律，缺乏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公共组织（政府）、私人组织（市场）以及公民组织均可成为治理水环境污染事务的参与者，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充满竞争、富有效率和活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为深入解决农村水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区域大气环境政府协同治理的困境和对策——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高蓓，王芳），借助相关省市政府文件、工作报告、领导讲话，以及年鉴、公报、数据汇编等资料，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区域治理论、资源依赖论、集体行动论等理论出发，对长三角地区大气环境政府协同治理的运作机制、效果及协作困境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协作深度不够、缺乏中长期的整体规划，其原因主要是政府间利益冲突、缺乏制度和资源保障、“搭便车”现象盛行，以致协同治理成效不明显。为此，本文提出以相互信任为基础，通过共同建设协同治理文化，建立“绿色GDP经济核算体系”，以生态GDP指标来代替传统GDP指标，将考核结果与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相挂钩并建立环境损害终身问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