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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资本，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不管定义有多少种，它始终描述了一种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累积的信任资源、关系资源和媒介资源。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无助感，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空间。如果说社区的交往密度十分低，那么，再繁华的城市其实已经陷入一种孤寂中。在社区中恢复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信任，点燃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关爱，重建社区网络体系，就是在催生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一旦被催生出来，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也就运转起来了。
如今，困扰社区居民、居委会干部的问题往往来自家门口。例如，楼道堆物，公共空间卫生差，楼道楼梯墙壁年久失修，等等。伴随着住房商品化时代的到来，高楼宇密度、高人口密度与低交往密度、低精神密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邻为友、助邻为乐成为许多居民美好却难以实现的期望。楼组自治概念的提出，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居民自觉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是实现社区治理的第一步，更是发展社区社会资本最基础及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楼组具有绝对的地理优势，是和居民私人化生活空间具有极大联系的公共区域，也是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最直接、最频繁的社会互动空间。因此，作为现代邻里关系的黏合剂，楼组自治更能挖掘出社区中的社会网络，从而实现互相信任的社区邻里关系及互惠互利的社区规范。将楼组作为基本结构单元进行社区自治，能够确保群众参与式的社区治理真正建立在社区最基层的基础上，更能引起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建设成极具标准性、互利性、可信赖性的社区网络系统。
社会资本主要代表个人或组织间的相互联系——社会网络、互利性规范和因此而形成的信赖感，是人们在具体社会角色下所获得的基本资源。由此能够得出，社会资源形式越多，民主水平就越高，社区治理效果也越明显。
对于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中涉及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即推动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团结，对群众参与水平以及社区治理成果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资源越广，分布格局越恰当，社区治理的民主水平就越高，社区治理成果也越明显；反之，社区治理便会由于缺少一定的民主性而无法真正实现。
社区骨干是支撑城镇社区自治的主要力量，也是社会资源的关键构成成分。从激励机制上说，这些社区骨干之所以愿意为社区工作奉献时间和精力，基本动力来源于内心激励，包括自身的公益心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从事物的长久性来说，社区自治的组织过程需要珍惜和爱惜社会骨干的公益心。但是在社区陌生化和阶层分化的社区情态下，社区骨干的公益心却很难获得足够的社会回报。所以，基层组织应该给予他们有效的公共激励，才能补足社会激励不足的短板。公共激励的有效输送有两个途径。一是物质与情感上的激励，即为一些社区骨干的付出委婉地给以一定的补贴，比如，过年过节社区干部要上门送温暖，表达感激之情，或组织社区骨干短期旅游等。目前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探索专职性楼组长，给予一定的考核机制和待遇，但我们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一旦物质激励正式化，不仅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支出压力，公益心态也容易被打工心态所取代。二是社会地位和荣誉上的激励。社区内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和群众团队等组织都会自动产生一些职务和地位，这些都是有一定含金量的“社会地位品”。比如，一些社区骨干对他们因为参与社区活动而获得的“头衔”和荣誉证书会比较珍惜。社区骨干队伍的代际传承的关键是挖掘合适的中青年群体，相比老一代社区骨干，中青年群体不愿成为社区骨干的原因包括工作忙、时间少、付出大和回报少。所以发展中青年群体社区骨干，一方面，要对社区骨干适当“减负”，这可以通过完善物业管理来减轻社区骨干的一些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中青年社区骨干更为在意的回报机制。
从中长期视野来看，城市社区自治的完善必须创新渠道和机制吸引更多中青年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参与。吸引更多中青年居民的参与有四个基本路径。一是加强沟通与相互理解。实际上，中青年群体之所以在社区活动中不活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于社区工作的不了解，而加强社区干部和中青年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二是社区在分配公共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广大中青年群体的特殊要求。城市社区居委会掌握了一定的社区公共资源，目前这些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还主要以中老年和弱势群体为中心，这种资源配置应当适应社区人口结构的转型，增加更多受中青年群体欢迎的社区资源。三是开展适合中青年群体参加的多项社区活动。社区活动仍然是吸引中青年群体的基本抓手，社区应该策划和设计更多中青年群体感兴趣的社区活动，比如，“小手牵大手”的亲子活动，青年居民之间的交友相亲活动，社区性的才艺秀活动等。四是搭建更多中青年群体易于参与的组织性平台。社区干部应该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排摸社区内中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挖掘中青年群体的积极分子，帮助中青年群体之间搭建一定的群体团队组织。社区还应当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趋势，通过高度渗透中青年群体的新媒体手段，充分用好现实空间之外的虚拟空间。随着外来人口通过购房和租住的形式导入城市社区，城市社区自治不应忽视这些外来人口。对于外来人口，应该有一定的分层视野，实际上外来人口中的中高端群体具有相当的意愿融入城市社区，也愿意参与社区自治事务，甚至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这里面，社区应当着力抓住通过购房进入的外来人口业主，以及社区周边的外来经营户，这些外来人口都与社区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对融入社区具有更大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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