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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属于地域性社会，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的基础，能够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提供支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人与人之间渐渐筑起了一道心墙，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了陌生人社会。
首先，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规范存在不足。从目前来看，一方面，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内生发育不足，离不开基层政府的“扶持之手”，城市社区居民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管理好社区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基层政府在扮演“扶持之手”的同时也裹挟着“干扰之手”的发挥。这方面的例子首先是街镇与居委会关系的“名实分离”。更为突出的是，街镇条线都握有对社区居委会的考核权，资金和人事管理也掌握在街镇手里，社区干部难以挣脱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控制，社区内部组织间关系也难以理顺。
其次，阶层分化造成信任缺失。现阶段城市社区的社会常态是陌生化和阶层分化，这就导致了居民之间的不熟悉、不理解，以及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上的不一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众口难调”的社区治理困境。
最后，居民社区参与意识冷漠。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甚至对于居民自治持冷漠态度。从总的社区参与形势来看，只有少数社区居民较为实质地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而多数社区居民则游离于社区活动之外，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兴趣和意识。
本研究认为，社区治理应该是一场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区运动，在强调上层建筑宏观调控的同时，强调基层的参与。那么，以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恰好蕴含了社区治理的内容，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社区治理就是要建立起互相信任的、互惠互利的、规范的社区社会网络体系。
社区居民自治规范化体系的建立对于社区居民交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甚至也对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规范社区体系除了要对社区居民性质以及职责加以明确，还要了解社区政府以及物业公司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各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使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同时要为社会基层群众提供服务，与政府机关相互协作来处理好与居民利益相关的问题。政府职能部门要与居委会相互协作，并加大对社区居民工作的监督，政府与群众不仅仅是行政隶属关系，社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居民共同的利益，并加强对社区物业的管理力度，与其他社会组织相互协调并为其提供重要指导，加大对社区居民的监督。同时，要明确政府部门的承诺机制：即承诺责任主体不变，相关政府部门承诺落到社区的工作，责任主体仍是相关政府部门，要倒逼政府部门履职履责。
社会开始转型，政府职能也开始发生转变，甚至改变了社区人口结构，大多数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这一模式也改变了城市社区的组织方式，社区成为主要的发展形式。外在环境变化也会改变社区居委会工作内容。阶层不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社区人口结构更加复杂。在城市化进程当中，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也在不断提升，还有社区居民文化层次、健康水平、年龄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存在很大的区别。家庭结构主要是以小型化为主，还有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也使得社区居民福利需求层次化明显，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居民价值观念也发生改变。因此，要举办多元化的社区活动来对社区功能进行优化，还要采取措施来满足社区居民利益诉求，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强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服务。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要不断创新则需要政府提高政府权力的开放性，还要转变社区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能，让社区自治组织回归自治功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服务社区居民。通过不断完善社区组织，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认同感不断加强。例如：上海市一小区内的垃圾较多，对社区环境卫生影响较大，导致社区居民存在很多怨言。“睦邻点”的居民们通过沟通交流来制订解决对策，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等单位进行协商，通过召开组织协调会的方式，解决了垃圾堆放这一问题，改变了社区居民居住环境。而“睦邻点”这一社区自组织也使得社区居民之间的了解不断加深，加强了楼组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以及社区治理力度，对社区自治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社会资本的培育对社区居民集体行动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加强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感，因而能够增强社区治理能力。而这种集体责任感的增强，也可能推动社区居民更加积极地投入社区参与和动员中，因而存在着扩大社区社会网络的可能，也就可能进一步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以更好地推动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