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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海岸线很近的海边，并排长着二十多棵黑色树皮的粗大山樱树。新学年伊始，这些山樱树上便生出黏黏的褐色嫩叶来，在蓝色海面的映衬下，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不久，到了落英缤纷时节，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铺满一层海面，然后又随波涛冲回到海边去了。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直接就把这片长着樱树的沙滩作为了校园的一部分。我没好好用功备考就顺利考进了这所中学。这所中学校服帽上的徽章、纽扣上，都印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那所中学附近有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开满樱花的海边中学。我寄宿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每天早晨听到学校的集会钟声才飞快奔去学校。我这个懒惰的中学生依靠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越来越受到同学的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生活，但我觉得，比起自己的家，陌生的他乡更让我心旷神怡。这或许还因为当时我已把小丑扮演得得心应手，在用它欺骗别人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不过由于面对的是亲人还是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他乡的不同，演技的难度差异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异对哪一位天才，包括神灵之子耶稣而言都不可避免。对演员来说，最难表演的莫过于在家乡的剧场表演了。尤其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时，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黔驴技穷吧。然而我却经历了那样的表演，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江湖，就是身在他乡，也绝不会演砸的。
我对人的恐惧与日俱增，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不过我的演技也在日渐娴熟，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一边在嘴上感叹“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却用手捂着嘴偷笑。我甚至曾轻而易举地让那些惯于发出雷鸣般吼声的驻校军官也扑哧大笑。
当我正为能彻底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却意外地被人从背后戳穿了。那个戳穿了我的人，竟然是那个班上身体最瘦弱、脸孔发青的学生。他身上总是穿着他爸爸或哥哥穿过的破旧衣服，又长又大的衣袖就像圣德太子
的衣袖一样。功课更是一塌糊涂，上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像一个白痴似的站在一旁观望。就连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一直觉得没必要提防他。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我已经忘了，名字好像叫竹一）照旧在一旁看我们练习单杠。我故意一脸严肃，“嗨”地大叫一声，像跳远一样朝单杠飞身一跃，结果一屁股坐在了沙地上。这次完全预谋好的失败，果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我也苦笑着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土。这时，竹一却悄悄来到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
“你是故意的，故意的。”
我一下惊呆了，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竹一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识破我的阴谋。我仿佛看见整个世界一瞬间被地狱之火裹挟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了起来。我“哇”地大叫着，拼命遏制着近乎疯狂的心情。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小丑来博得众人发笑，但有时却会情不自禁地沉重叹息。一想到无论我干什么，都会被竹一识破，并且他肯定会很快透漏给其他人，我的额头就会直冒冷汗，像疯了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四周。如果可能，我真想从早到晚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以防他随口泄漏了我的秘密。我想黏住他，使出浑身解数让他深信我的表演不是“故意之举”，而是真的。如果顺利，我甚至愿意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都不可能的话，那我只能盼望他早死了。即便这样想，我心里并没萌生过害死他的念头。迄今为止，我曾无数次希望自己被人害死，却从没动过害死别人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这反而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
为了让他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教徒式的“善意”媚笑，将脑袋向左弯三十度轻轻搂住他瘦小的肩膀，然后低声下气、三番五次肉麻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来玩，可每次他都眼神呆呆地一声不吭。不过初夏的一天，放学后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学生们都不知道如何回家。因为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正要冒雨往外冲时，突然看见竹一正满脸颓丧地站在木屐柜的后面。“走吧，我借伞给你！”便一把拽起怯生生的竹一，一起在骤雨中跑回了家。到家后，我请婶婶替我们烘干衣服，成功将竹一邀请到自己二楼的房间里。
我亲戚家只有三个人，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表姐（她曾嫁过人，后又回到了娘家。我也跟随家人喊她“阿姐”）和一个最近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的妹妹。她和姐姐不同，个头小，长着一张圆脸。除楼下的文具店和运动用品店等几家店外，三人主要靠已过世的主人留下的五六排廉价出租屋的房租生活。
“我耳朵疼。”竹一站着说。
“可能是雨水灌进耳朵了吧。”我仔细一看，只见他的两只耳朵都得了严重的耳漏病，脓水眼看就要流出来了。
“这可不行！很疼吧？”我满脸惊讶，夸张地问他。“刚才大雨中还拉着你跑，真对不起。”
我用女人式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小心地给他清理耳朵。竹一好像一点也没觉察我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的！”竹一头枕在我的膝盖上，傻傻地说了一句奉承我的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竹一这句随口说出来的话就像恶魔的预言一样。“迷恋”“被迷恋”这些说法其实又粗俗又戏谑，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无论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些词一出现，忧郁的殿堂顷刻间就会分崩离析，变得索然无味。可如果不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使用文学术语“爱带来的不安”的话，忧郁的殿堂就会没事了。想想可真是奇妙的事情。
我给竹一擦耳朵的脓水时，他恭维我说：“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的！”我当时听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可心里却暗暗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面对“被迷恋”这种粗俗的、装腔作势的说法，我竟然还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这好像相声里的傻女婿在愚昧地表达自己的感想一样。其实我并没用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态度“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觉得，世间的女人不知比男人费解多少倍。我们家的女人数量比男人多，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占多数，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坏女佣，我说自己自幼在女人堆中长大一点也不为过。不过我一直是如履薄冰般地与她们打交道的。我猜不着她们的心思，和她们打交道经常感觉如堕雾里，不时还会遭受惨痛的失败。而这种失败与被男人打击的感觉完全不同，就像内出血般让人内心极度不快，短期内很难治愈。
女人有时会把你拉到她身边，又对你弃之不理。有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藐视你、羞辱你，背地里又拼命地搂紧你。女人会睡得像死了一样沉，好像她们是为了酣睡才活在这个世上似的。我从小就时刻观察女人，发现尽管同为人类，她们却是一种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这种不可理喻又不可大意的生物，竟神奇地包围在我的周围。不过“被女人迷恋”和“被女人喜欢”这些说法都不适合我，倒是“受到女人的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实际情况。
对待滑稽的逗笑，女人的反应似乎比男人更随便一些。当我扮演小丑逗笑时，男人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在男人面前表演得得意忘形的话经常会招致失败，所以总是见好就收。可女人却不知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止地缠着我继续表演。为了满足她们没完没了的要求，我经常累得筋疲力尽。女人们经常笑，她们似乎能够比男人更多地把快乐表现在脸上。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那对表姐妹一有空就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我都被吓得胆战心惊，都快要跳起来了。
“你在学习吗？”
“没有。”我微笑着合上书本，“今天啦，学校里那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便从我嘴里迸了出来。
“阿叶，你戴上眼镜给我们看看！”一天晚上，妹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我房间玩。我给她们讲了大量的笑话后，最后她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你就别问了，快戴上吧。借阿姐的眼镜戴上！”
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滑稽的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阿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太像了！简直和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外国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正风靡日本。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诸位，这次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模仿劳埃德的样子致辞，更惹得她们捧腹大笑。从那以后，每当镇上的影院上演劳埃德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并开始悄悄研究他的表情。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阿姐像只鸟儿似的冲进我的房间，一下倒在我的被子上啜泣了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我们还是一起离开这种家比较好。救救我，救救我！”
她急促地说完这些话，又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这样，所以对阿姐的过激言辞并不感到惊讶，只是对她陈腐空洞的话有些扫兴罢了。我悄悄从被窝爬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阿姐一块。阿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
“有什么好看的书吗？借我看看。”她说。
我从书架上挑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谢谢你的款待。”
阿姐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不光是阿姐，所有女人们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理而活着呢？我觉得思考这种问题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麻烦费事，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依靠幼时的经验我明白一点：女人如果突然哭起来时，只要给她吃一些甜东西就能改变她的心情。
妹妹雪子有时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来，我依旧会公平地逗大家笑。等朋友离去后，雪子必定会说那些朋友的坏话，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哪”等等的。要果真那样的话，你不带她们来这不就行了吗？多亏雪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那句奉承话“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的！”还没能实现。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而已。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呈现活生生的不祥兆头，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竹一还送给我一份重要的礼物。
“这可是妖怪的画像噢！”
有次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玩时，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
“哎？”我大吃一惊。多年后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就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道路已被规定好了。我知道那只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法国印象派的绘画作品在日本广为流行，西洋绘画的鉴赏也大都从这些作品开始。所以即便是乡下的中学生，也都见过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画作的照片。凡·高的原色版画我也见过不少，对他绘画的笔法和鲜艳色彩也很感兴趣，但从未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你看这张画呢？也像妖怪吗？”我从书架上取出莫迪里阿尼的画册，指着那张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给他看。
“这画可真厉害呀。”竹一圆瞪双眼感叹道。
“很像地狱之马吧。”
“不，还是像妖怪。”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的画！”
对人类感到极度恐惧之人，反倒都有一种想亲眼发现可怕妖怪的心理；这就像越神经质、越胆小的人，越渴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样。啊，这群画家受到人类妖怪的伤害和恫吓，最终相信了幻影的存在，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眼目睹了真实的妖怪。但他们没有用逗笑的手法来歪曲这些妖怪，而是努力去如实表现它。正像竹一说的一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看来他就是我今后的同伴啊！这让我兴奋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画那种地狱之马。”我不由得压低声音对竹一说。
我从小学起就喜欢画画和欣赏画，但我的画没有我的作文那样受人称赞。因为不太信任人类的语言，我只把作文当作搞笑的寒暄语。尽管小学、中学我写的作文都逗得老师前仰后合，但我却觉得没一点意思。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能够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煞费苦心地去表现绘画对象。小学绘画课的画帖很无聊，老师画得又很拙劣，所以我靠自己摸索尝试了各种表现手法。进入中学后，我自己也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但再怎么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求标准的绘画技巧，自己画的东西却永远像剪纸匠的作品一样呆滞乏味，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认识，即努力把感觉美好的东西如实地描绘得更美好这种幼稚和愚蠢的想法都完全错了。绘画大师们虽然用想象力把平淡无奇的东西创造得很美丽，把丑恶的东西批判得一文不值，但却并不隐瞒对这些东西的兴趣，一味沉浸在表现这些东西的愉悦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会顾及别人的看法。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原始画法的秘诀后，我便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画起了自画像。
一幅连我自己都大为震惊的凄惨画作诞生了，画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自己。表面上我笑得很欢快，并经常引人发笑；可实际上我的内心却非常阴郁，我自己也没办法啊！我虽然暗自肯定自己的画作，但除了竹一，我不会给任何人看。因为我不愿自己的表演诡计被人看穿后，突然开始小心翼翼地防备起来。另外，我也担心人们没发现这是我的本来面目，只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搞笑方式和笑料。这最让我痛苦难堪，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会收起“妖怪式画法”，只用惯用的把美丽的东西画得更美丽的画法画画。
之前只有竹一看到了我一直以来容易受伤的神经，这次我放心地把自画像给他看后，不想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之后我又连续画了两三幅自画像。竹一又预言说：“你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画家的！”
不久，我头顶着傻竹一的两个预言来到了东京。他预言我会被女人迷恋和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画家。
本来我想上美术学校的，可父亲一直想让我上高中，之后再当一名官员。当他告诉我这一决定时，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默默地答应了。父亲让我四年级时就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海边的樱花中学感到厌倦，所以没上五年级，上完四年级我便直接考入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住学生宿舍的生活。可宿舍的肮脏和粗暴让我难以忍受，便顾不上扮演小丑，请医生开了张“肺部感染”的诊断书后，从学生宿舍搬到了父亲位于上野樱木町的别墅里。我怎么也适应不了集体生活，听别人说它是“青春的感动”和“年轻人的骄傲”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总之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高中的教室和宿舍到处都弥漫着扭曲了的性欲气息，我近乎炉火纯青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平时议会不开会时，父亲每个月只在这儿住一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宽敞的建筑里就只住着我和一对看门的老夫妇。我经常不去学校，整天窝在家里读书画画，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最终我也没去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
的铜像和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父亲来东京时，我早上假装急匆匆地去学校，但其实会去本乡千驮木町西洋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室练习三四个小时的素描。自从高中的宿舍搬出来后，上课时我就觉得自己像旁听生一样地位很特殊。可能是我脾气古怪吧，一去学校我就觉得没兴致，便越来越不想去学校了。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去爱学校，也从未记住过学校的校歌之类的东西。
不久，我便被画室的一名学生灌输了吸烟、喝酒、嫖妓、典当东西和左翼思想。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却是事实。
这名学生叫堀木正雄，出生于东京平民区，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家里没画室工作，便在这里继续学习西洋绘画。
“借我五块钱！”
刚见面，一句话还没说，他就张口向我借钱。我匆忙拿出了钱。
“太好了，咱们去喝一杯，我请客！”
不等我拒绝，他便拉着我去了画室附近蓬莱町的酒吧。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之前我就注意你了。看你那羞涩的微笑表情，就知道是有前途的艺术家啊！为我们认识干杯。——阿娟，这家伙可是个美男子哟，你可不能迷上他啊！他来画室后，我就只能是二号美男了。”
堀木肤色有些黑，但长相还算端正。和其他学美术的学生不同，他总是西装革履，系着素雅的领带，头发上打着发蜡，整齐地向两边分着。
可能是身处陌生的环境吧，我心里感觉很害怕，一会儿盘着胳膊一会儿又打开，但脸上依然带着羞涩的微笑。两三杯啤酒下肚后，我竟感到全身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本来我也想上美术学校的……”
“哎呀，那地方啊，那地方可无聊了。我们的老师在自然界，我们要对自然界充满激情！”
不过我心里一点也不认同他的话。我觉得他很蠢，画画估计也不行，不过倒是个好玩伴。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来自大都市的傻瓜蛋。从外表看，他似乎和我不同，但在迷茫地游离于人类社会边缘这一点上则和我同属一类人。不过和我根本不同的是，他的伪装是无意识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伪装的悲惨后果。
我经常打心眼看不起他，有时甚至觉得有他这样的朋友很可耻。不过为了一起玩，我一直和他来往着，但最终还是被这个男人识破了。
一开始我坚信这个男人是个罕见的好人，便彻底放松了防备人类的心理，觉得自己结识了一个东京的好向导。因为在东京我一个人坐电车时害怕见车长，想看歌舞伎时害怕见到站在门口红地毯两旁的门迎小姐，去西餐厅吃饭时怕见到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尤其在结账的时候自己的手特别笨拙。我买完东西交钱时一点不会吝啬，只是因过度紧张、害羞、不安和恐惧，经常会头晕目眩，眼前漆黑一片，整个人处于狂乱的状态，不要说和人讲价了，经常连找的钱，甚至买的东西都经常忘记拿。所以我一个人在东京出不了门，这也是我成天窝在家里不出门的真实原因之一。
上街时把钱包交给堀木的话，堀木很会讨价还价，还善于游玩，经常会把一点钱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不用乘坐昂贵的出租车，他也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带我乘坐便宜的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还有早上从妓女家出来后，他会带我顺路去某某料理店洗澡，然后吃便宜的汤豆腐，喝小酒，让人有种奢华的感觉。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虽然便宜，但富有营养；白兰地酒在所有酒类中能让人醉得最快；等等。总之，把钱交给他花，我一点也不会不安和害怕。
另外，和堀木交往后，我不再担心另一件事了。堀木从不关心听话者的感受，只是不停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或许他的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存在），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净说些无聊的话，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走累了时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我最怕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地插科打诨进行伪装。而眼前这个傻瓜堀木却主动替我伪装，我只需假装听他叨叨，偶尔笑着说“是吗”就可以了。
不久我也明白，喝酒吸烟逛窑子是暂时克服畏惧人类心理的绝妙手段。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甚至觉得变卖我的全部家当都很值当。
在我眼里，妓女不是女人，只是白痴或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睡得很安心香甜。其实我和她们都很可悲，没有一丁点儿欲望。或许觉得我是她们的同类人，有亲近感吧，她们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很自然、友好。她们的友好毫无算计之心和勉强之意，对萍水相逢之人也一视同仁。这些白痴或疯狂的妓女，经常让我在茫茫黑夜中真切地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类的恐惧，获得一宿短暂的安眠，我在和我的同类人——妓女玩乐的时候，身上慢慢有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气息，这种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副作用”渐渐清楚地浮现出来时，被堀木发现了。我在惊愕之余，对此也深感厌恶。说得通俗点，在旁人眼中，我在利用妓女修炼和女人打交道的能力，而且近来长进显著。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和女人打交道的能力是最困难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已带有了“风月场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仅是妓女）凭本能嗅到这种气息后就会趋之若鹜。这种猥亵的、不光彩的“副作用”，比我寻求放松休憩的本意更引人注意。
堀木当时是含着奉承的语气告诉我的，但一些被他言中的事情让我感觉很痛苦。比如我曾收到过酒馆女人稚拙的情书；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来岁的女儿，故意在我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脸施薄粉徘徊在自家门前；去吃牛肉饭时，我不说话那儿的女佣也会……我经常买烟的烟店姑娘递给我的香烟里竟然有……看歌舞伎时被邻座的女人……深夜在市营电车上酩酊大醉时被旁边的女人……不太熟悉的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寄来的缠绵书信；不认识的姑娘趁我外出时送来的手工偶人；等等。不过由于我的消极退避，这些事情每次都只止于一些残缺的片断，没有深入进展。但我身上带有让女人魂牵梦绕的气息，这一点却并非玩笑，是千真万确的。这一点被堀木等人点破时，我备感屈辱的同时，对妓女的兴趣也慢慢消失了。
为了赶时髦（至今我也没找到别的理由），堀木有一天带我参加了一个秘密研究会——共产主义读书会（好像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对堀木之类的人来说，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其实和领我“游览东京”没什么两样。去了后我认识了一些所谓的“同志”，被迫买了一本宣传册，还听了坐在上席的丑陋青年讲授的马克思主义。他讲的道理浅显易懂，也言之有理，但人内心有些东西其实很可怕，是很难说清楚的。称之为“欲望”吧，好像也不全是；谓之“虚荣心”吧，好像也不确切；合称为“色欲”吧，仍然词不达意。我自己说不清楚，但总觉得人类社会的基础不单纯是经济，而是一种近乎神奇的怪谈之类的东西，这种怪谈令我极度恐惧。尽管我赞成唯物论，觉得它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但却依然不能摆脱对人类的恐惧，放眼绿叶依然感受不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还是一次不落地参加了R·S（这么叫也可能有误）的活动。看见“同志”们满脸严肃，异常郑重地全身心投入于“一加一等于二”这些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中时，我常常忍俊不禁。于是便努力用自己拿手的逗笑本领来活跃气氛，渐渐研究会上拘谨古板的气氛得到了缓解，我竟然成了集会上不可或缺的红人。这些单纯的人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是一个乐观搞怪的“同志”。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便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我只是为了给他们表演才一次不落地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喜欢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他们。这种喜欢并非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有人会说这种集会不合法，不过它带给我一些乐趣，准确说是使我心里很舒服。其实，世上一些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让人感觉其无比强大），构造更复杂。就像待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冰冷房间里一样，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最后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个词叫“没脸见人的人”，好像指的是人世间可怜的失败者和道德败坏者。我觉得自己一出生就是个“没脸见人的人”，所以一遇到人们认为的“没脸见人的人”，就会变得善良温柔起来。这样的“温柔”令我心旷神怡。
还有一个词叫“犯人意识”。我一生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已完全融入我的生活，就像我的糟糠之妻一样与我耳鬓厮磨，与我孤寂游戏。有句俗话叫“小腿有伤口
。这种意识就像一出生就长在我一条腿上的伤口一样，随着身体的成长非但没有愈合，反而日益严重，逐渐扩散到骨髓深处去了。虽然每天晚上我就像掉进变幻莫测的地狱般痛苦，但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奇怪）。伤口的疼痛反倒变成了对伤口的感情，如同爱情的呢喃一样。所以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前面提到的秘密集会活动的氛围令我格外安心惬意。那种活动的外壳比它的目的更适合我。堀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给那个集会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他曾蹩脚地逗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必须视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参加集会，倒总想拉我去视察消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可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啊。有堀木那种爱慕虚荣、追赶时髦，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像我这样只因喜欢“不合法”的感觉而紧密的跟随者。倘若我们的真实目的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的话，我俩肯定都会被他们如烈火般怒斥之后，当成卑鄙的叛徒驱逐出组织的。但我们并没有被除名，尤其是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里，反倒比待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里更如鱼得水、发展得更“健康”。我作为很有前途的“同志”，承担了很多秘密的、重要的任务，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这些任务，而是泰然自若地受命，从没有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讯问。我总是边笑或逗人发笑，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交给的所谓“危险”工作（那帮从事秘密活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高度紧张，有时甚至笨拙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无聊透顶，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就是作为党员被捕后老死囹圄也无怨无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在恐怖的现实人类世界中，每晚如地狱般痛苦地呻吟难眠，还不如待在牢房里舒服。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或外出干事，经常三四天见不着一面。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父亲难以接近、严厉无比，寻思着搬出家租个房子住。这一想法还没说出口，就听别墅的老管家说父亲打算卖掉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因种种理由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毫不留恋地离开东京，在故乡建所房子过隐居生活。他可能觉得没必要为我这个高中生提供住宅和用人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上常人一样，我无法明白），不久就把别墅转给了别人，而我则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一间阴暗房间里，过着窘迫的生活。
在此之前，我每月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定金额的零花钱，就算两三天花完这笔钱，香烟、酒、乳酪、水果等家里也总是备有。书、文具、衣服等东西都可以在附近店铺赊账购买。就连款待堀木的荞麦面和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附近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地甩手而去。
可现在突然一个人租房子住的话，一切花销都只能靠每月的定额汇款，我一下变得焦头烂额起来。汇款依旧会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里害怕得几近发狂，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发电报，又是写长信（信中所写的内容，全是虚构的逗人发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逗人发笑是求助他人的上策），不停催他们快给我寄钱。另外，在堀木的教唆下，我开始出入当铺，可即便这样手头还是非常拮据。
总之，我一个人没有能力在无亲无故的租房内独立“生活”。我害怕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子里，总感觉会遭到别人的袭击，于是我便赶紧跑上大街，要么去参加上面提到的“运动”，要么就和堀木一起去喝廉价酒，学业和绘画全都荒废了。进入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我和一名年龄比我大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经常旷课，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因为颇得考试要领，学习成绩一直瞒过了家人。可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家乡的父亲，父亲便让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最让我痛苦的是没钱花和秘密集会的任务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忙碌，我再无法以游戏的心境来应付了。我当上了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动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醉酒好好睡一觉，可手头没钱。而P那儿（我记得这是称呼党的暗语，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又不停地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只是对这种运动的“不合法”性感兴趣，没想到却假戏成真，让人手忙脚乱，我不禁在心中暗暗抱怨：你们认错人了吧？这些任务应该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做吧。最后我逃走了。虽然逃脱了，可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我甚至都想一死了之。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特别有好感，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的老板女儿。每当我参加完集会活动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休息时，那个姑娘总会拿着便条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太吵了，我没法写信。”
说罢就坐在桌子旁，写一个多小时信。
本来我可以佯装不知一直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特别希望我跟她说点什么，所以我便发挥惯用的服务他人的精神，强打精神，拖着疲惫得一句话都不想说的身体，一边趴着吸烟一边“嗯嗯”地应答着。
“听说有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是煮过牛奶喝来着。”
“真了不起，你就尽情喝吧。”
我暗想：这人怎么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明摆着在撒谎啊！肯定是在那儿装模作样。便试探着说：
“给我看看你写的！”
嘴上这么说，其实我根本不想看。谁知她竟撒娇道：“哎呀，你真讨厌，讨厌死了。”那兴奋的样子真让人看不下去，我不禁大为扫兴，便借机想支开她。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大道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怎么也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没事，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心里很清楚，男人让女人为自己干活是不会惹恼女人的，因为女人一般会很高兴为男人做事的。
另一个女人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关系，不管愿意不愿意，我每天都得和她碰头。活动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给我买东西。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酸的腔调让我毛骨悚然。我故意略带忧郁地微笑着说：“我也正这么想。”
我深知激怒女人很可怕，必须想方设法讨好她们才行。为此在这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面前我也要牺牲自己，让她买这买那（其实都是些没品位的东西，我大都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头），并装作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被她缠得实在没法，便在街头的一个阴暗角落亲吻了她，心想这下她就能早点回去了。谁知她欣喜若狂，竟厚颜无耻地叫了一辆车，把我带到一间他们租来进行秘密活动的办公室。在这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天亮。我常常暗自苦笑，觉得她是一个“荒唐的姐姐”。
不论是房东女儿，还是这个女“同志”，我每天都得和她们见面，所以不可能像巧妙避开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避开她们。于是出于惯有的不安心理，我只得拼命去讨好她们，结果就被她们牢牢束缚住了。
同时，银座一个大型咖啡店的女招待意想不到地款待了我。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为了报答她，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被紧紧束缚住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不需堀木的带领，独自一人就能乘坐电车、去歌舞伎剧场，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咖啡馆了。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不解、恐惧和苦恼，但至少表面上可以和人正面打招呼了。不对，其实不用那种失败的苦笑伪装的话，我还是无法与别人交流的。这种寒暄的“伎俩”虽然还有点惊慌失措、结结巴巴，但好歹能拿出手了。这可能得益于四处奔波参加马克思主义活动，也可能得益于女人或酗酒，但主要应归功于经济上的窘迫。在很多地方我都会感到恐惧，但要是在大型咖啡馆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的话，自己时刻紧绷的恐惧心理或许能平静呢。抱着这种想法，我身揣十块钱，一个人走进银座的一家大型咖啡馆，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能喝点什么？”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关西腔。听了她的话，我惶惶不安的心竟神奇地平静了。这并非因为我不用再担心钱的事了，而是因为我觉得待在她身边很安全。
我喝了酒。因为对她很放心，我不想特意伪装表演，只是一声不吭地喝着酒，毫不掩饰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郁郁寡欢。
“这些菜，您喜欢吗？”
那女人把很多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您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好像叫这个名字，但记忆模糊，很难确认。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女人名字都忘了）的吩咐，在银座背后一个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叫什么，可那时吃的难以下咽的寿司，不知什么原因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那个黄颔蛇脸的光头老板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假装很拿手地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我好几次在电车上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最后才想起是与那个寿司店老板相似，不禁摇头苦笑了。今天，那个女人的名字和长相已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可唯独那个寿司店老板的模样却记得异常清楚，甚至可以描摹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当时的寿司太难吃了，让我感觉很冷很痛苦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就是被人带到大家都公认美味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也一次没觉得好吃过。我常常觉得那些寿司都太大了，捏成大拇指大小不行吗？）
她租住在本所一个木匠家的二楼。在这儿，我一点也不用隐藏自己抑郁的心情，喝茶时总像牙痛一样一只手捂着脸颊。我这种习惯反倒得到了她的欢心。她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就像从凛冽寒风中的枯枝上飞舞飘落的落叶一样。
我俩躺在一起时，她说了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有丈夫，丈夫原来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两人一起离家逃到了东京。来到东京后丈夫不好好工作，不久因诈骗罪进了监狱。她每天都会去监狱给他送东西，但从明天起，她就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可能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太过拙劣，谈话老是不得要领吧，总之我对她们说的话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真空虚啊。
比起听女人诉说冗长的身世，我觉得听到她们一声叹息更能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但奇怪的是从没有在一个世间女子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嘴上不说“空虚”，但身体的外部轮廓中却带着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从这股气流里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空虚。一靠近她，那股气流就会笼罩我的身体，和我身上带有的一些阴郁的气息正好交融在一起，恰似“水底岩石落枯叶”一般，让我从恐惧和不安中得以脱身。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最起码那些妓女们都很开朗），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彻底放松的一夜（这么不假思索地、非常肯定地使用这种夸张说法，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后，又变回了那个浅薄无知、一心伪装的自己。胆小鬼惧怕幸福，就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一样，幸福也会给人带来伤害。趁着还没受伤，我赶紧放出惯用的逗笑烟幕弹，想迅速脱身。
“有一句话叫‘钱尽缘尽’，其实这句话被人解释反了。它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男人一旦没钱，自己就会意志消沉，一无是处，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慢慢男人的性情就会变得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疯狂地抛弃女人。按照《金泽大辞林》的解释，男人其实很可怜的。这一点我多少懂一些。”
我记得当时自己说了上面的一段浑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久留会有危险，便脸也没洗就逃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胡诌的“钱尽缘尽”理论，后来竟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此后的一个月我一直没去找那晚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带给我的欢乐逐渐淡漠，但受她恩惠这一点却让我心里隐隐不安，有种沉重的压力。自己在咖啡馆里的消费都由常子埋单这种小事，让我难以释怀。我觉得常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成了胁迫我的女人，即使相距甚远，也会时常感到她的威胁。另外我感觉再次遇到与自己睡过觉的女人的话，她们肯定会对自己勃然大怒的，所以非常害怕再次见到她们。所以我的性格也让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我这种胆怯的性格并不源于我的狡猾，而是因为我对女人的一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女人会把前一天晚上一起睡觉的事与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生的事严格区分开来，就像两者没有任何关联一样，怡然自得地游走于两个世界。
十一月末的一天，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地摊上喝完廉价酒，他又要换个地方继续喝。我们手里已经没钱了，可他还是吵着“我还要喝，我还要喝”。那时我也喝得醉醺醺的，借着酒劲壮胆，我便说：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那儿可是酒池肉林啊……”
“咖啡馆？”
“对。”
“走吧。”
于是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欢蹦乱跳，嚷嚷道：
“今晚我饥渴难耐，可想女人哪。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不喜欢堀木那副丑陋的醉态，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又特意问了一句：
“我可以亲她吗？我想当着你的面亲我旁边的女招待。”
“应该可以吧。”
“太好了！我对女人饥渴难耐啊。”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分文但还是进了那家酒池肉林的大型咖啡馆。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包厢面对面坐了下来后，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便迅速跑了过来。女招待坐在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看来常子要被堀木亲吻了。
但我并不吃醋。我这人本来就没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吃醋，也没力量奋起与人争夺自己的所有权，以至于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人玷污而无动于衷。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害怕卷入那种旋涡。常子只不过是我的一夜情人，她并不属于我，我不会吃醋，但还是吃了一惊。
一想到常子当着我的面要被堀木强吻，我就为她的境遇感到悲哀。不过一想到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不得不与我分手，而我也就不用热情挽留常子，这样我们俩的关系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我对常子涌起的瞬间可怜之情旋即像水一样淡了下来。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哧哧地笑了起来。
但没想到事态竟意外恶化了。
“算了吧！”堀木歪着嘴说，“我怎么能亲这种穷女人呢……”
他窘迫至极，抱着双臂使劲盯着常子看，脸上一脸苦笑。
“给我酒，我身上没钱。”我小声对常子说，我想畅快淋漓地喝个烂醉。从常人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个不配醉汉亲吻的丑陋贫穷女人。我就像意外遭到雷击一样，第一次那么疯狂地喝呀，喝呀，喝了那么多酒，一直喝到晕头转向。我悲哀地微笑着，与常子面面相觑。经堀木一说，我真觉得她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不过与此同时，一种同为没钱人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认为，贫富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却是戏剧的永恒主题）。迷迷糊糊中，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我甚至对她萌生了微弱但又积极主动的爱恋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平生第一次喝酒喝得这么不省人事。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常子的房间里。
“你说‘钱尽缘尽’时，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呢。莫非你是真心的？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我？咱俩的缘分不会那么容易断的，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词。她早已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了，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类的恐惧和金钱、女人、学业、集会运动等生存的烦恼，也感觉无法忍耐下去了。于是便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并没真正做好“死”的思想准备，答应她时的确带有某种“游戏”的成分。
第二天上午，我和她徘徊在浅草六区，之后在一家咖啡馆每人喝了一杯牛奶。
“账你来付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枚铜币。顿时一种比羞耻更为强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马上想起了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里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可以送进当铺的东西了。此刻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要面对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女人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说：
“哎？怎么就这么点钱？！”
这句话说者无心，但我却分明感到一种穿透骨髓的疼痛，我第一次被自己恋人的话刺伤。三枚铜币说到底不算是钱，但它带给我从未经历过的奇耻大辱，一种没法再活下去的屈辱。可能因为那时我还没彻底从富二代的感觉中摆脱出来吧，当时我就下定了真正去死的决心。
那天夜里我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大海。女人说她的腰带是借店里朋友的，她解下腰带叠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斗篷放在岩石上。随后便双双纵身跳进海里。
女人死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只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有点新闻效应吧，我殉情的事很快便被当作一起大事登在了报纸上。
我被送进海滨的医院里，一名亲戚专程从家乡赶来处理了种种后事。那名亲戚回去时告诉我，家乡的父亲和家人都非常生气，今后有可能与我断绝关系。但我无心顾及这些，只是一味想念死去的常子，常常泪流满面。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贫穷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全都以“为我活着吧”这种奇特的句子开头。护士们高兴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医院查出我的左肺有问题，这个检查结果倒救了我。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我被作为病人对待，关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他。
“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架势，像法官一样装腔作势地问我：
“最初和那女人是在哪儿认识的？”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官的派头，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些猥琐的桃色新闻来打发这个寂寥的秋夜。不过我很快就察觉到了，并拼命忍住了笑。我知道自己有权利拒绝回答警察的“非正式审讯”，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趣味，我始终怀着一脸的诚意，仿佛他就是真正的审讯官，自己受到的刑罚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一样。我装模作样的“陈述”多少满足了他那好色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基本明白了。如果你坦白一切的话，我当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我用出神入化的演技，进行了一场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亮后，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我刚进门，署长就说：
“哦，真是个帅哥啊。这不怪你，只能怪你母亲生下了你这么一个帅哥啊。”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突然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变得很悲哀，就像自己是个半张脸长满了红斑的丑陋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好像是个柔道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很干练利索，与那个色眯眯的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审讯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呈送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
“你可得好好爱惜身体啊！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开始反常地咳嗽。咳嗽时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手绢上就像落上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我从喉咙里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夜我抠耳垂上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告诉他真相或许对我更有利，便低下头机警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我觉得还是先拍封电报或打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去横滨检察局一趟吧。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总该有吧。”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常出入父亲的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涩田长得又矮又胖、四十多了还没结婚，和我是同乡，常常拍父亲的马屁。因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长得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父亲叫惯了。
借警察的电话簿查到“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后，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起初“比目鱼”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喂，那个电话的话筒最好消一下毒，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后，听见署长大声吩咐手下给电话的话筒消毒。
午饭后，他们用细麻绳绑住我的胳膊，让一个年轻警察带我乘电车去横滨了。尽管我被准许用斗篷遮住被捆绑的手，但麻绳的另一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我没有丝毫不安，只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不过，被当作犯人捆绑起来，反而让我如释重负，觉得非常惬意。就是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整个人都会觉得非常舒服。
但那段令人怀念的往事中，有一次悲惨的失败经历让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是位四十岁左右、性情温和、气宇轩昂的人（我的漂亮是那种淫邪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表情聪慧且宁静，让人不得不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漂亮）。我不由得彻底放松了警惕，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从袖口掏出手绢准备擦嘴时，我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于是我心里产生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用咳嗽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夸张地大声喀喀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悄悄瞥了检察官一眼。
“你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那么平静。我直冒冷汗，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上中学时，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一时间我就像掉进了地狱一样。可说实话，这一次的羞愧则远远超过那一次。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觉得与其受那名检察官平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呢。
我被缓期起诉，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满心悲凉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等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看见晚霞染红的天边，一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