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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关系始于施与受，而施与受又开启了我们清白及罪恶的经验。这是因为一方带着期待而付出，接受的一方则感觉自己背负着回报的义务。一方带着期待，而另一方则感受到义务，如此一来造就了每一段关系中的罪恶与清白。这也使得付出与接受的两方必须交换位置。除非最终施与受能达到平衡，否则不论付出或接受的一方都不会满意。这意味着接受的一方将有机会付出，而付出的一方也必须能够接受。以下来举一个例子。
在非洲，一个传教士即将迁移到另一个教区。在他离开的那天早晨，一位教徒带着礼物步行几个小时，希望能够与这位传教士进行最后一次晨祷并道别。传教士了解这个教徒是为了感谢传教士曾在他生病时前去探视，他也了解这个教徒的礼物对他而言价格不菲。
传教士原本试图退还礼物，甚至希望能够再给予这个教徒一笔钱。然而，在深思后，他决定带着感谢接受这个礼物。
无论快乐与否，当我们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时，我们也失去了独立与清白。当我们接受时，我们会觉得对给予者有所亏欠；我们会因亏欠而感到不舒服，并会努力回报以使自己能释放这样的压力。每一份礼物都有这样的代价。
另一方面，当我们不求回报地给予某人或是付出大于回报时，我们通常会愉悦地经验清白感。当我们不亏欠任何人、无所求或者没有得到任何赠与时，我们通常会有轻松而自由的愉悦感。
当施与受能够平衡时，我们将经验最深沉的满足。
为了维持前述清白的愉悦感，通常人们会有以下三种行为模式。
有些人会为了维持清白感而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交流，他们宁愿封闭自己，也不愿接受来自他人的任何赠与。如此一来，他们就无须背负对任何人的责任。这是一种“旁观者”的清白，他们借由不参与而不玷污自己。所以，他们常因为对生命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而产生空虚和不满足的感受。
许多有忧郁症的人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首先他们拒绝接受来自父亲或母亲（或者两方）的给予，然后将这样的态度逐渐扩展至其他关系中，最终拒绝这个世界所给予的一切美好事物。他们如此合理化这种生活态度：“对方所给予的并不是我需要的”，或者“对方所付出的无法满足我”。有些人拒绝的理由则是不愿接受给予者的批评或者附加限制。无论基于什么理由，结果都是一样：他们心中充满被动与空虚。
我们会在另一些人身上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他们愿意接受父母所付出的，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父母如实的样貌，并且带着感恩的态度接受来自父母的赠予。这样的接受经验是一种幸福的能量流动。这使得人们能够在其他关系中也能够充分地经验“施”与“受”。
第二种维持清白的方式是否定自己对他人的需求，这发生在当我们付出多于别人的给予时。这种维持清白的方式是短暂的，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他人的给予，这样的“权力感”就消失了。
有些人为了维持这种“权力感”，常抱着“宁人负我，也不愿我负人”的生活原则，而不愿接受他人的给予。许多所谓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帮助者症候群”。
然而，避免背负责任的自由对关系发展是没有帮助的。有些伴侣在关系中只想要打破原本的平等，保持自己优越的地位。当某一方拒绝伴侣的付出时，另一方可能也会拒绝他的给予，他的伴侣可能会经验到疏离及愤怒。这样的帮助者将会经验到空虚及怨愤。
第三种经验清白的方式最美好，能够感受到在充分地给予及接受后的满足感。这种“施与受”的充分的经验将滋养关系。这意味着，不论一方得到什么，他都能够平衡地回报另一方。
对于这样的清白感而言，除了施与受双方角色的流动之外，交换过程中“等量”平衡也同样重要。我们小额的交换将带来少许利益，大量的施与受将带来丰富与幸福的感受。这样的幸福并非从天而降，大量的回报将为我们带来满足、正义及平静。在各种维持清白感的方法中，这样的方式最能让我们获得自由，这样的清白将使我们心满意足。
在某些关系中，给予者与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差异。这种现象出现在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中。在这两种关系中，父母或教师通常是给予者，而孩子或学生则通常是接受者。的确有时父母也会从孩子身上有某些获得，而老师从学生身上有某些获得，但这只能减少而无法消除他们之间地位的差异。
但这些为人父母、为人师表者，他们也曾经是孩子和学生。当他们将他们曾经从他人身上得到的传承给下一代时，就达到了施与受的平衡。下一代也重复同样的模式而达到另一个施与受的平衡。
德国的诗人鲍里斯（Boerriesvon Muenchhausen）曾经在诗篇中动人地描写了这样的状况：
因为爱，父亲给了我一个黄金铸造的球，
当时我因为年幼而不了解这个礼物的价值。
成年后，我成为一个刚强的男人，
而更无法了解这个礼物的价值。
所以我至今仍未回报父亲所给予我的礼物。
现在我的儿子也在深挚的爱中成长，
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他如此深深地牵系着我的心。
为了回报父亲，
我给了儿子我曾经得到的黄金球，
而他将不会回报我。
因为当他长成一个男人，
以一个男人的方式思考，
一如我，
他也将选择属于他的人生旅程。
当他传递黄金球给他的孩子时，
我将会带着渴盼而非羡慕的心情看着他。
穿越时间长廊，
我带着沉静及喜悦深深凝视着，
一代接着一代，
我们跟随着同样的生命舞步，
每一个人都含笑地传递着这颗黄金球，
没有人会将它抛回给赠与的人。
在亲子和师生关系中，我们无法借由“回报”来达到施与受的平衡，只有将我们所得到的传承下去，才能够达到施与受的平衡。
最后我要讨论的是，以表达感谢的方式来平衡施与受。表达感谢无法免除我们回报的责任。然而，这是在接受他人赠与时唯一一种合宜的回应方式，比如说，对于残障者、病患、临终者、甚至是在伴侣之间皆可以如此。
在平衡施与受的需要之外，还有一种“原始之爱”的驱力。相较于贪婪的驱力，原始之爱的驱力是连结社会系统成员的力量。这样的爱持续伴随着施与受的过程。在接受时，表达感谢是爱的一种形式。
当一个人表达感谢时，他同时承认：无论我是否能够回报，你都为我付出；为此，我心怀感激地接受你所给予我的礼物。
当另一方接受了这样的感谢，事实上也在无声地说：你的爱以及对于我付出的认同已是最好的回报。
在此，我要分享两个小故事。
曾经有人因为从鬼门关被救回来，而觉得对上帝有所亏欠。他问他的朋友，他要如何对上帝表达他的感激，他的朋友告诉他以下的故事：
有一个男人曾经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个女人，并且要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因为她似乎有不同的人生规划。有一天，他们一起穿越街道，那个女人差点被一辆车子撞到，但因为这个男人挺身保护而救了她。事件发生后，这个女人转向男人，并告诉他：“现在我愿意嫁给你。”
说故事的人问他的朋友：“你觉得这个男人的感受如何？”这个人扮了个鬼脸，而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说故事的人说：“你看，也许上帝对于你所谓的感激也有类似的感觉。”
一群童年时期的朋友被派去作战，他们经历了难以言喻的危险，其中有些人因此丧命，有些人身受重伤，而有两个人毫发无伤地返回了家园。
其中一个人十分平静，因为他确信是命运挽救了他，而他也以接受恩典的态度接受他的生命。
另一个人则逢人便吹嘘他在战场上如何英雄般地从种种危难中脱困。他白白浪费了他的经验，而未从中得到任何体悟。
当我们得到自己不期而遇的幸福时，通常会经验到某种导致焦虑的威胁感。这是因为在心底深处，我们相信幸福是生命的禁忌，或者将引起旁人的妒羡。这将使幸福成为某种诅咒，也因此伴随着罪恶或焦虑的感受。但真诚地心怀感谢，将减轻这样的焦虑。接受幸福需要谦卑及勇气。
当罪恶感及清白感的交流具体化后，就成为行动上的付出与接受。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潜存着调节平衡的需求。一旦达到平衡，关系就可能结束或开始另一阶段的施与受的平衡。
在平衡尚未达成前，延续流动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行走时，如果我们坚持不愿打破现有的平衡，那我们将站在原地不动。当人失衡时就会跌倒，只有不断冒着失衡的风险，打破现有的平衡，我们才能继续前行。
在人们的经验中，责任代表罪恶感，期待代表清白感，而行动就是交流的过程。透过这个过程，我们相互帮助、滋养着彼此的发展，并且保持良性互动。这样的罪恶感和清白感就成为一股正向的力量。透过这股力量，我们经验到秩序感和控制感，我们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和谐。
在施与受的过程中，罪恶与清白也以一种负向的形式呈现，像是在犯罪中，加害人是接受者而受害人是给予者。这同样也适用于一方在对方毫无抵抗的状况下，对另一方做出未经允许的行为，或是某人的获得建立在他人的痛苦或是付出的代价上。
在此，加害人及受害人双方亦需重新建立施与受的平衡；受害人有伸张正义的权利，而加害人有补偿的责任。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中，若受害人欲以“以牙还牙”的方式得到补偿，两者的地位将交换过来，而造成另一次施与受的不平衡。为此，加害人除了赎罪之外，也必须承认受害人的犯行。
只有当受害人与加害人双方互相伤害，造成彼此等量的损失与痛苦，他们才能再次感到平衡。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平静及和解才有可能发生，而他们可以再次为彼此付出使对方受益，或者当损失太过巨大时，才能够平静地同意互相让步。
以下是一个例子。
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他曾为了陪同自己的父母外出度假，在二十年前新婚时离开妻子长达六个星期，妻子至今仍为此愤愤不平。二十年来，他所有的道歉和解释都无法得到妻子的谅解。
朋友告诉他：“告诉她，她可以对你提出要求，或者对你做某件事使你也身受同样的痛苦。”
这个人豁然开朗。他找到了解开难题的钥匙。
有些人可能质疑，在关系中难道只有清白的一方变得自私或是以牙还牙，双方才能够和解吗？然而，根据一句古老的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透过检视结果，我们才能够真正判断什么是自私的行为，什么是增强关系平衡的行为。
透过受伤和失落，我们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经验“清白感”。
第一种是“无助”。通常加害人是能够“行为”的一方，而受害人则注定受苦。我们通常以受害人“无助”的程度来决定罪行的轻重。然而，受害人无需以自身的无助证明恶行的存在。她可以在加害人做出恶行后，要求得到公正的对待，为此罪恶画下句点，并允许自己重新开始。
若受害人无法或决定不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他人仍可为他讨回公道──但这当中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以被害者之名采取的报复行动所带来的伤害与不公，将远超过受害者自己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一例：
一对上了年纪的已婚夫妇参加成长工作坊。但在第一天傍晚妻子失踪了。她在第二天早晨出现，并当着所有成员的面，对丈夫说：“昨天我和爱人共度良宵。”
在其他团体成员看来，这个女人是体贴而善解人意的人。而当她对丈夫做出这样的宣告时，她像是精神失常的样子。其他人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对丈夫如此愤怒，特别是这个丈夫保持冷静并且不为自己辩驳。
随后，在工作坊的课程中，这个妻子分享说，小时候，她和母亲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到乡下避暑，而父亲则和他的情妇留在城里。有时候，父亲甚至会带着他的情妇到乡下，而母亲总是和善地侍候他们两个人，母亲压抑了她的愤怒和痛苦，但孩子（也就是前述的妻子）却铭记在心。
你可以说这位母亲有一种“殉道者的美德”，但她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具有毁灭性的。在人类系统中，压抑的怨恨会在另一位毫无抵抗力的成员身上重现，大部分会是由孩子或是孙子承继。如此就出现了“双重转移”的现象。
这样的苦难由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上述的案例中，转移是从母亲到女儿身上。
其次，这当中有“对象”的转移。怨恨的对象从应当负责的父亲，转移至她无辜的丈夫，这样似乎比较容易，因为丈夫出于对妻子的爱而不做任何抵抗。在这样的情况下，清白会以一种“受苦”而非“行动”的形式存在，而制造出更多的受害人及加害人。
在上述状况中，解决之道是母亲必须公开表达她对自己丈夫的愤怒，然后父亲将无可避免地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而这可能为关系带来一个崭新的开始，抑或导致分离。
在上述案例中，重要的是这个女儿基于她对母亲的爱，而承继母亲的愤怒并为她做出报复行为；她同时也因为爱她的父亲，而在亲密关系中复制了父亲对待母亲的方式。在此有另一个罪恶—清白的影响模式：出自于孩子对父母盲目的爱，她也盲目地遵从着优先序位。清白感，在此案例中是母亲，使我们盲目地将罪归咎于第三者，结果孩子必须为盲目的清白感而承担苦果。
双重位移也发生在受害者因为自身的受害经验而变得无助、无法为自己采取行动的情况。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
在一堂心理治疗课程中，有位四十多岁的男性为自己可能潜在的暴力感到担心和焦虑。他的行为和人格特质都并未有潜在暴力特质的迹象，所以治疗师问他，原生家庭中是否曾经存在暴力行为。
随后了解到，来访者的舅舅（母亲的兄弟）是一个杀人犯。在他舅舅的公司里，其中一个雇员同时也是他舅舅的爱人。有一天，他的舅舅对其爱人出示一张女性的照片，并希望她能够模仿照片中女子的发型，她欣然同意。随后他带着她到国外旅游并且谋杀了她。之后他带着照片中的女人返回国门，而照片中的女人则取而代之成为他的雇员及爱人。最终这个谋杀的罪行遭到揭发，而他被判终身监禁。
治疗师希望能够更了解来访者的亲人，特别是他的祖父母，也就是杀人犯的亲生父母，因为治疗师对于他的杀人动机感到好奇。
但是来访者能够提供的信息有限，他只知道祖母是个虔诚且受人尊敬的教徒，而对于祖父则是一无所知。随后，他收集了更多的信息并且发现，祖母过去曾向纳粹密告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导致祖父遭到逮捕并被遣送至集中营，之后在营区遭到杀害。
事实上，在这个系统里，这位虔诚的祖母才是谋杀者，她是这股毁灭能量的来源。而她的儿子（也就是来访者的舅舅）为父亲复仇，就像是哈姆雷特的行为。在此，双重转移再次浮现。
首先，来访者的舅舅站在父亲的立场采取报复行动。他将报复对象转移至无辜的第三者。而他也包庇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谋杀的对象并不是母亲，而是他的爱人，那是“对象的转移”。此时，他透过对女友的愤怒，再次认同了父亲。
他同时也为自己及母亲所犯下的谋杀罪行付出了代价，这是他对于父母双方的忠诚。他用成为谋杀者的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忠诚，而以终身监禁来表达对父亲的忠诚，因为他是代替母亲接受监禁，并且以行动为父亲表达他的愤怒。所以他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在说：“妈妈，这是我为你做的；爸爸，这是我为你做的。”
由此可见，想要透过清白、无助的伪装以避免沾染邪恶的信念完全只是假象。我们必须面对加害者罪恶的真相，这意味着我们即使做了所谓“不好”的事也是如此。否则，罪恶无法画下句点。被动地接受他人的罪恶无法保全我们的清白，而这也将造成伤害。
除了面对质疑，“宽恕”也是另一种尝试遮掩并拖延冲突的发生、而非直接面对并寻找解决之道的方式。
若受害者将“宽恕”当成是他们免除加害人罪恶的某种权力，“宽恕”将有负面效果。当和解真正发生时，清白的一方将得到赔偿，这是权力也是义务。从另一方的角度来看，罪恶的一方承担行为的后果，这不只是他们的责任，同时也是他们的权力。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一位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坠入爱河。当她怀孕时，他们两人同时离婚并结为连理。女性在上一段婚姻中无子女，而男性有一个小女儿，离婚后他将女儿交给前妻抚养。这对伴侣对于男人的前妻和女儿都感到内疚，他们深深希望男人的前妻能够原谅他们。然而，男人的前妻对两人十分怨恨，因为她和女儿正为他们两人的婚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们寻求一位朋友的咨询，而他建议这对伴侣想象：如果第一任妻子原谅他们，情况会是如何？他们开始了解，两人都在避免经验他们的罪恶感。在期待得到原谅的同时，他们否定了前妻的尊严及需求。他们承认两人幸福的婚姻奠基于前妻及女儿的不幸及牺牲，他们决定满足前妻所提出的合理要求，而他们的婚姻得以持续维系着。
有一种较正向的原谅形式，它同时保存了罪恶和清白两方的尊严。这种原谅要求受害的一方不提出过分的要求并接受合理的补偿。如果没有这样的宽恕，便无法达到真正的和解。以下是一例：
一个女人为了另一个男人遗弃她的丈夫并且办理了离婚。多年之后，她了解到自己仍然深爱着前夫。她询问前夫，两人是否能够破镜重圆。他不愿做任何承诺，但两人同意寻求治疗师的协助。
治疗师在会谈一开始询问男人，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说：“我想要一个灵光乍现的经验。”治疗师告诉他，这可能很困难，但他们可以试试看。他接着问这个女人，她可以提供什么让男人愿意再次接纳她成为妻子。因为她想象这是一件简单的任务，所以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而这男人，理所当然地保持着他的疑虑。
治疗师告诉这个女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她必须承认自己深深地伤害了前夫，而他则需要看到前妻补偿伤害的诚意。
女人沉思片刻，然后直视着她前夫的眼睛说：“对于过去所做的，我很抱歉。我请求你再次接纳我做你的妻子。我将爱你，照顾你，而且我可以保证，未来你可以完全信任并且依赖我。”
男人丝毫不为所动。治疗师看着他，说：“过去你的妻子对你所做的，必定造成你莫大的痛苦，而且你显然并不想要再次经历这样的痛苦。”男人霎时流下眼泪，治疗师继续说：“当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的行为受苦时，他会觉得自己好像优于对方。他有权力可以拒绝对方，就像是他不再需要对方一般。如此一来，对方就无法做任何补偿了。”此时男人笑了。他知道他已经了解并且能面对他的前妻，充满爱意地看她。
治疗师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你要的灵光乍现的经验，现在我要结束会谈，而且我不想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请付我咨询费吧。”
在关系中当一方造成另一方严重的伤痛，通常会导致亲密关系结束。而造成伤痛的一方在独身后，看来似乎是自由独立的。但如果他无法承认自己造成伤害，他将可能变得形影憔悴，甚至生病，然后他就有权力对过去的伴侣感到怨恨。
通常造成伤害的一方在分离前，会以受尽苦楚作为减轻伴侣伤痛的补偿。他可能只希望能够扩展自己目前生活的界限，但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却必须有人因此受伤，而他也为此所苦。而分离能够对伤人及受伤的双方都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受害者也可能在一夕之间拥有新的可能。
然而，如果受害者仍固着于自己的受伤经验，并拒绝向前，加害者就很难开始新的生活。如此一来双方即使分离却仍会继续纠葛着。
但如果受害者能有新的开始，就将为另一方带来自由与轻松，这是宽恕最美的形式，因为即使双方分隔两地，两人都能够达到和解。
然而，若我们以宿命的角度来检视罪恶与伤痛，和解只有在双方都放下对于补偿的坚持时才可能发生。
这种对于无力感的臣服是一种谦卑的宽恕形式。受害及加害双方都臣服于未知的命运，所以罪恶及补偿都不再存在。
我们倾向于将世界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的，有存在的正当性；而另一部分是不该存在的──即使这个部分仍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前者我们称之为好的、有益的、神圣的或是和平的。另一部分我们常称之为疾病、灾难或是战争。我们可能对于以上两者有更多不同的称呼方式。我们常以“良善”或是“益处”称呼对我们而言轻松的部分；而以“邪恶”或是“坏处”来称呼对我们而言困难的部分。
但若我们仔细检视，将会发现，改变世界的力量根植于我们所谓的“困难”、“严酷”及“伤害”之中，而挑战通常来自于受我们排斥或是摒除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避免不舒服、罪恶，或是挑战性的人与事物，我们就完全失去了生命及其尊严、自由、崇高的力量。只有面对黑暗的力量，并同意这股力量的存在，我们才能与生命力量的源头连结，才能够超越“善恶”二元。它们与更大的整体保持和谐，并因此带来生命的深度及强度。
如果我们个人的命运有某些不好或者沉重的部分，像是遗传性疾病、孩提时的创伤经验或是背负着某种个人的罪恶，我们唯有接受这样的命运并在生命过程中与之调和，才能让这一切转变成为力量的来源。
但是当某人反对他们的生命经验，比如在战争中所受的伤，力量将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这同样也适用于个人的罪恶及其行为的后果。
在家庭系统中，通常某个成员会承担被拒绝的命运或是他人未承认的罪恶，这可能会产生双重的负面效应。
背负他人的命运或是罪恶无法给予我们力量，只有我们自己的命运才能够使我们更有生命力。当我们为别人背负他们的责任时，这同时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透过他的命运和罪恶可能带来的力量也将流失。
当我们因为他人所付出的代价而受到偏爱时，我们会有罪恶感。在这样的命运下，我们无法事先做任何防范去阻止事件发生或改变这样的际遇。
比如说，一个小孩出生时他的母亲死亡。毫无疑问，他是全然无辜的。没有人会觉得他必须为此背负责任，然而，这样理智的想法却无法使他解脱，因为他的生命与母亲的死亡紧密交错着，所以，他未曾从罪恶感的压力中解脱。
另一个例子是，驾驶员因为爆胎、车子打滑而迎面撞上另一辆车，这另一辆车的驾驶员因此丧命而他存活了下来。虽然他并没有肇事责任，但他的内心仍交杂着导致他人死亡与受苦的复杂感受，即使事后证明他在车祸中并没有任何过失，但他仍然无法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第三个例子是，一位男性描述他的母亲在怀他时，是如何在战争结束的时刻历尽千辛万苦到战地医院接回他的父亲。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受到一名值行勤务的俄国士兵威胁，他们不得不杀害了这名士兵。即使出于自卫，这对父母及孩子仍然带着罪恶感，因为他们存活了下来，而那名执勤的士兵却离开了人世。
在这样宿命的罪恶和清白中，我们经验到自己的无力，而使这经历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拥有力量并有能力去影响我们过去生命经验所造成的罪恶，然而我们至此明了，无论好坏，我们事实上都深受不可知的命运所影响，而命运是超越好坏、生死、救赎以及不幸的。
这样命定的无力感对某些人来说是可怕的，以至于他们宁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幸福或是生命，也不愿接受命运的恩赐。
他们通常在一个重大的生命事件之后，以自怨自怜来逃避命运经由事件可能带来的救赎或是罪恶。
一种典型的反应是，当一个人因为他人的重大牺牲而得到某种利益时，他不允许自己享受这样的利益，甚至可能透过生病、自杀或者自我惩罚这样的方式来放弃他人牺牲所带来的利益。
一个人采取这样的解决之道，是因为他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在以一种不成熟的方式去面对自认为不配得到的好运或是幸福。如果我们仔细检视，就不难发现这种自我设限式的惩罚并不能阻止或减轻任何不幸与悲剧的发生，甚至可能使情况更加严重。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当一位母亲在生产过程中失去生命而胎儿得以存活下来，这个孩子可能会限制自己生命的发展，甚至自杀。如此一来，不但母亲的牺牲白费，甚至她还需要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其实，孩子可以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面对命运。他可以说：“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为了生下我而过世了，但你的牺牲不会白费。为了纪念你，我会好好运用你所给我的生命。”接下来，宿命的罪恶就可以转化成为生命前行的动力，而这股力量将是其他人所无法拥有的。因此，母亲的过世就能够有一股不同于一般死亡的正面影响，如此面对就能够带来和解与平静。
多数人都有平衡生命际遇的本能。我们希望能够等量回报我们所得到的，当无法回报时，我们常常以自我惩罚来达到平衡。但这样的方式对于实际状况于事无补，因为命运不是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作，也不会因为我们所做出的补偿而有任何改变。
保持清白的希望让我们难以承受宿命的罪恶感。如果有罪时就受到惩罚，而清白时得到救赎，那么就可以说命运是一种道德的秩序。我们可以假设在命运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秩序，而我们可以透过罪恶和清白来操纵我们生命的际遇。然而，如果只有我们因为操纵着罪恶和清白而得到救赎，但其他人却不重视他们的罪恶、任意毁坏他们的清白，那么我们依然受到挑战，我们仍旧无法透过罪恶、清白的法则来操控命运。
除了将自己交付给命运，臣服于一股更大的力量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这是我称之为“谦卑”的态度。它允许我们，只要生命和幸福存在，就以全然接受的态度面对──无论他人需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同样，这样的态度也允许我们在面对死亡或者沉重的打击时，也同样全然的接受，无论我们是清白或是罪恶的。
谦卑的态度也使我们了解，命运并非操之在我们，而是超乎于我们。生命依据一种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法则在拣选我们，涵养我们。谦卑是一种合宜地响应命定的罪恶和清白的方式，它使我们和受害者有平等的地位，它允许我们向他们致敬，如是地接受一切，并和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而非丢弃我们因他们付出沉重代价而得到的生命礼物。
在此我将罪恶与清白视为施与受。罪恶和清白以许多不同的样貌存在着、运作着。人类关系是一种为了满足不同需要、不同序位存在的一个互动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罪恶和清白的经验感受以各种不同的样貌出现。
罪恶和清白不同的经验风貌，我将在讨论良知的限制和爱的序位时做进一步的阐释。
序位是各种不同事物互动的方式
它的内涵丰富而多样
它存在于交流中并连结着分散的一切
它也使各自独立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它形塑着每一个片刻
使得延续变得可能
它蕴涵着永恒
就像一棵树
当它倒下时
种子将同时埋入土壤
这是树未来的延续
所以，序位中存在着时间的顺序
也蕴涵着交换和更新
序位存在于当下
随着生命的开展而与当下辉映
在这里，它涵容着所有分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