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龙泉煤矿的“新工人”

信任、憧憬与热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三年恢复”“五年过渡”，经济飞速发展，各方面都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化，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紧接着1955年3月，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发表了。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在翻身解放的感激之情上，又加上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等到1957年反右之后，举国上下舆论一致，“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九州大地响彻云霄。

当时大家都一样，一看到“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情不自禁了，它代表了人们一切美好的追求和理想。干吧，还等什么？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层出不穷，他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倡议，“要和时间赛跑”，从新民主主义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人面前都有着一幅美妙的前景，光明就在前头，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要到来……全国上下一派热气腾腾。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学校毕业的。

我和另外两名学生干部，早已被学校内定为留校并且告诉了我们。在新形势下，中央又有了新的规定，1957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一律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视本人的劳动表现和工作需要再安排使用。工资标准也大幅度降低，中专生的见习期待遇，由原来的40多元降到29.5元。可是这一切，对我的思想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到哪去都行，干什么也无所谓，一切服从党的安排。至于待遇，更是没考虑过，干革命还能谈钱吗？谈钱是很丢人的事。

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已经结束，我们三个可以自己选择到学校分配范围的任何地点。我听了我的恋爱对象刘其敏的话，跟她一起到了山东省的淄博矿务局。煤炭系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煤层薄、条件差的矿区，但她喜欢离家近一点，看到了她的笑容我很高兴。

学校让我背了加上自己共69名同学的档案，和大家一起到淄博矿务局报到。万万没有想到，我到的这个地方竟是当年的“大荒地”，是我出生的地方。恰巧今天我又要从这里步入社会，我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感到惊奇。

在等候分配时，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坚持早上集体出操，大家还听我的号令。我们有18名同学被分到了新建的龙泉煤矿，我和刘其敏分到了一个矿上。我很奇怪，为了不做假公济私的事，我并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人事处，局里也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人。人事处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干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局长刘子光的爱人，名子叫张桂芝，在那个到处板着革命的面孔，“先生产、后生活”的年代，一切都要服从工作需要，想不到她的工作是这样的深入细致而有人情味。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的同学，向人事处反映了这个情况。

龙泉煤矿在矿务局的南边十五里地，西边紧靠不算高的天台山，东面二三里就是很大的龙口村。这个矿的书记矿长都是老八路，办事严肃认真。工人们很尊敬他们，很少有人敢和他们来不正经的。我们到达后不久，矿上就开大会移交生产。剪彩时，我的爱人和另外一个姑娘上台扯的彩绸。其实，这个矿还有许多工程没有达到设计要求，是破常规、提前投产。投产以后，上级又要求再破常规，把一年半的生产递增期改为六个月，尽快达到设计产量。生产矿长天天穿着工作服，井上井下急得到处跑。全矿职工个个忙得团团转，可是人人都喜气洋洋、干劲十足。而我自己，总感到现在的做法和书上学的不一样，有点跟不上形势。由于矿上还没建单身宿舍，我们十八个同学，除了一个家在附近的，都住进了家属住宅。我住进了一个小厨房，条件比在学校好多了，大家都很满意。

开始，我们十几个同学很团结，经常集体搞一些小活动，有事都让我代表大家和矿上交涉。由于我们表现好，矿上对我们也有些另眼相看。我也自认为是大家的头目，似乎还和在学校里一样。

由于是提前移交生产，矿井的控制煤量不够，巷道掘进的任务很重，我们学采煤的同学就都下到了掘进区。我到的掘进队正在打一个全岩双轨下山，断面近8个平方米，倾角30度。这和掘进实习可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分到一个班，也再没有了学生的身份，成了“见习工人”，要和工人一样干活。打眼、放炮、出渣、架棚、铺轨，一班干一个循环，进度1.6米。

一个班，正常出勤只有六七个人。我们每次乘罐笼下了井，几乎都是跑着到工作面。卡着表，到点就夺工具接班，时间实在太宝贵了。说干就干，两部风钻一齐打眼，说话根本听不见，只能打手势。打顶眼时，我个子矮够不着，只能用头顶着打，脑袋震得像不是自己的了。难得放炮、通风时，班长和级别最高的老工人要参加装药、连放炮线、检查安全的工作，别人可以到上边平巷口上坐一会。大伙都抓紧时间吃带下去的干粮，手是没法洗的，要洗也没地方，只能在工作服上擦一擦。白面馒头上一抓就是五个手印子。就着块疙瘩咸菜，一顿吃五个，别提吃得有多香。

接下来是更累人的出渣。一遍炮打下的石渣堆满了工作面，足有30多吨。要由人工装到矿车里，用绞车提到平巷运走。大家再累也只能抓紧快干，总不能让接班的扣分。就这样，我还响应党委的号召，每天上井不空手，在井下捡一些废料，上井后放到井口的废品箱里，哪一次上井也没空过手。上了井，以最快的速度洗澡、吃饭，回到宿舍往那小厨房的床上一躺，就睡过去了，保证连个梦也不做。

一觉醒来只觉得身子是软绵绵的，可头脑清醒得像一潭山泉水。我写日记，写技术学习心得，看书，学习写诗。后来写诗成了我的一种持久爱好，尤其是在《淄博日报》不断发表我的小诗之后。《前哨》杂志、《工人日报》更是给我鼓了劲。我在工作服里放一个小本本、铅笔头，随时记下头脑里冒出的诗句。

只有经过了繁重的劳动，才能体验到休息的惬意。不过，上井之后别的活是不想干了，男同学们的衣服很少洗，被单都是洗一回反复、倒正铺上四次。

这活要干多久？没有人告诉我们，有的同学沉不住气了，说再这样干下去要累死了。在繁重的劳动面前，同学们有了不同的表现。可是没多久，还没说明时间的“见习期”，变成了“劳动两年”。有的同学不满了，说“能把我们当工人吗？”“要这样就该按工人的标准给我们发工资”“工人上了井，三毛的小炒再加一个一毛的大锅菜，我们一毛的菜都不能天天吃，一块豆腐乳就吃一顿饭，这不公平！”

我没有为这些事产生过思想动摇，也没多考虑我是什么身份。我想，在劳动中锻炼、改造思想，必须有自觉、决心和毅力，现在的关键是要尽快适应环境，依然干劲十足。时间一长，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块地发达了起来，肩膀也宽了，言行也和工人分不出来了，特别是干活，已经和工人难分上下。可我的工资依然是每月29.5元，加上夜班费也不过每月35元左右。我没有理会这些。

当时矿上实行的是班组计件工资，我们干的活是算到班组的计件工资里，工人们心里过不去，就在背后凑些钱，在我洗澡时偷偷放进我的衣袋里。我觉得这钱不能自己要，拿出来买了糖果，想组织同学们和工人开座谈会。可是这座谈会没开成，有的同学对我有看法了，说我这是为了表现自己。我渐渐地有了被孤立的感觉，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不过我顾不得这些，我不能违心地去迎合别人，自己的革命志向比什么都重要。

报恩与追求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举国上下热火朝天，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产和工作热情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有人说，那是高指标大任务压出来的。这话不全面，我是亲身经历者。高指标大任务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事，在“大跃进”之前，很少有强制的高指标大任务。有人说，那是“反右派”的政治形势逼出来的。不，“反右派”并没有在工人、农民中进行，他们的劳动热情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就是那样的。有人说，那是“放卫星”吹出来的。不，“放卫星”、吹牛皮，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苦干、实干、拼命干都是自觉自愿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并非道听途说。

那时龙泉煤矿的工人，一下了井就像要找谁拼命。掐着时间夺工具接班、干起活来不顾一切、和安全检查员吵架都是家常便饭。停一会儿电，或车皮一时供应不上，采掘工人就骂人，甚至于打电话找矿长：“你下来看看，到底还让我们干点活不？”要是哪个工人出点事故影响了大家的工作，大伙都会批评他，班长更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只有低头认错的份儿。人人内心里的认识都是一样的，工作是给国家干的，也是给自己干的。当然，要说没有个别的“落后分子”也不实事求是，可是这种人是被大家看不起的，背地里都叫他“二流子”，那样的人，就是长得再好老婆也是很难找的。

这劲头是哪里来的呢？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煤矿工人会“磨洋工”可是很有名的。在我和他们长期接触后发现，他们大都是解放前就下窑的“老窑伙子”。“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他们有着最深切的、刻骨铭心的体会；他们有着最直觉的新旧对比。他们说，过去是吃糠咽菜上顿不接下顿，如今是顿顿白面馒头，天天吃肉也有钱。过去穿得像叫花子，今天穿什么就不用说了。生了病是公费医疗，连家属看病都只拿半价。简直是一步登天了。

今天，他们真正是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天地。共产党、毛主席就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朴素的报恩思想，要努力生产，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深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更使他们热情满怀。报恩与追求，在广大煤矿工人心里根深蒂固。这是他们劳动热情高涨的首要原因。

其次当时的干部作风好。他们吃苦在前，身先士卒，给工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只要干部冲在了前边，哪有工人不上的。

再就是当时实行的班组计件工资，是正确的、科学的。本来国家给煤矿工人定的工资标准就高，只比航天低一等，“除了天上就是地下”。井下的那些七级工、八级工，一月拿的钱比有些矿长、工程师还高。工人们能不拼命干吗？

那时，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是无以复加。安全监察局驻矿检查组的安全检查员，下井时身上带着“违章作业，停止生产”的“老虎牌子”。他们的话矿长也不敢违背。那时矿上很少出死亡事故。

当他们听说，有的“右派分子”讲“今不如昔”，煤矿工人们是与之势不两立的。为了进一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龙泉煤矿党委决定自己也办一个“社会主义展览会”。组织了一个班子，抽调我和同学王世明，分别负责文字和绘画工作。我们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展览会于1958年7月6日正式展出。

展览会的第一部分是旧社会里矿工的苦难。那时，解放前工人家中的破烂家什衣物，包括要饭的筐子等实物都还很容易找到。第二部分是煤矿工人今天的幸福生活。家中陈设的八仙桌、太师椅、罗汉床、绸缎被子、呢子服等，都是工人自己从家中拿来的。

今昔对比震撼人心。尤其是展厅一进大门那幅煤矿工人下井图，北风吹雪花，光着身子披个破棉袄，额头上扎一根绳，插着一个刮汗用的竹片子，半人半鬼的样子，老工人进门一看见就痛哭流涕，说当年我就是这样。有的工人看了一遍还要再看，有的家属哭红了眼睛。

工人们从这个展览厅出来可以说是个个摩拳擦掌。干！干！还有什么道理不拼命干！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党和领袖的威望，世上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出现呢？ j8CFcqS8Alh5FJTG5jOMHexCrnjFLVjocvpTNU7HyCgfq7RiK0Ws52w6oo8Gnr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