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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走进了山东省立潍坊中学，可是初中第一学期还没结束，我们母子五人的生活已经无法维持了。在潍坊城里只上了半年初中，我就“下海”了，为了帮助母亲，每次集市我都到四马路的破烂市去卖破烂。可是，一些好心的亲友都说我有才分，不上学太可惜了。要是能找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吃的学校就好了，可这样的好事哪里有呢？
正当我四顾茫然、走投无路的时候，机遇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世上竟然忽地冒出了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的学校，“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到坊子煤矿来招生。他们开始只要煤矿职工子女，由于职工子女太少，后来扩大了范围，要从社会招收部分学生。煤矿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不大好，除了一些周围农村的孩子外，坊子镇上报名的只有我一个。
这所学校是初级职业学校，招高小毕业生，考试对我来说就驾轻就熟了。很快我就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当我高高兴兴地把通知书拿给我娘看的时候，她脸上的喜悦瞬间消失，沉默了好久，而后才木然地对我说：“咱娘儿们总不能在一个窝里憋死，你能出去就出去吧，家里怎么着你就别管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娘也没办法管你了。”
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悟到了一个道理：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机遇、环境机遇、人际机遇，个人再怎么奋斗也难有作为。这些机遇大概就是命运吧。在无意之中，我一步迈进了煤炭系统，这一迈就是半个世纪，从一个幼稚少年，直到两鬓斑白年老退休，我一步也没有离开中国的煤炭行业。
过了不几天，我就背上一个小行李卷，提了一个放有脸盆、饭碗和筷子的网兜，辞别呆呆望着我的母亲和三个还流着鼻涕的弟妹，怀着莫名的憧憬，我又要去上学了。我心想，只要我上完学回来就可以挣很多钱，一家人就可以像有钱的邻居家那样，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母亲的脸上一定会有让我们高兴的笑容。
有人问我：“如果再来一次选择，你是不是还走这条路？”我说，这个问题太主观了。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而言，哪有什么选择，似乎完全是命运注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会有今日之我；是煤炭系统把我培养成人。这些好的社会机遇，我终生难忘。我也为煤炭系统，竭尽全力地贡献了大半生心血。从煤炭工业的兴旺发达、光彩夺目，到它陷入困境、艰难挣扎，我是全程的忠实伴随者。直到晚年，我还是一个退休的煤炭职工。煤炭行业的社会地位高也罢、低也罢，走到哪里我都底气十足地对人说：“我是一辈子干煤矿的！”
从周村火车站下了车往南走，经过孟家堰、尚庄，再翻过一座小山，也就是十多里路，就到了一个山村韩家阿（听说今天叫韩家窝了）。在初秋时节，我背着行李，风尘仆仆，汗淋如雨地翻过小山走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走过的路。
韩家阿不算小，可村西的两片洋房，面积却比村子还要大。院内礼拜堂的东西两边，向北对称修建了四排高大的洋房。在这一组主要建筑的东西方，还各有一个对称的小跨院。西南角是一座不小的二层楼，楼北是一大片果园。
院内所有的房舍都用回廊连接，地下还有沟通全院的下水道系统。这些建筑出自什么年代？原来的主人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这些房产又是什么时候落到了山东煤炭系统的手里？这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我只知道，“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来办学前，这里办过“工人速成学校”，以后仍有一个二三十人的“煤矿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
当时的山东煤炭系统，为了培养技术人员，办了三个初级职业学校：一职先是在徐州贾汪矿区的石头镇借地临时办学，而后在大泉建了新校舍，那时徐州隶属山东省。二职在淄博市的洪山，就在现洪山技校的位置；它除了初职生还招了一些初中入学的高职生。后来二职停办，初职的学生到了三职，高职迁到了安徽省的淮南洞山，成了后来的淮南煤校。在韩家阿的三职，1951年为一职代招过两个班的学生，一年后他们回到了徐州贾汪的新校舍。按办学条件，三职最好。这大概就是山东省行业办职教的滥觞吧！这无疑是很有远见的举措。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一迈进校门，我就大有今非昔比之感，这比潍县那个省立中学好多了！到开饭的时候，吃的又是纯小米的窝头，还顿顿有菜；说是每星期六下午还要改善生活，大肉包子管饱。生了病还有病号饭，是一大碗面条加一个荷包蛋，这可是我们老家女人生孩子才能吃到的东西，真是意想不到。学校里不但书不要钱，还很快给每个学生发了一顶蚊帐，我还从没听说过小孩子自己有蚊帐的，天下竟有这等好事。
我们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学生，七个班350多名学生，加上教职工不过400来人，原有房子足够住的。后来每年都招新学生，学校又在校院的北边，买地盖了一大片教室、学生宿舍，还修了运动场、建了大礼堂。每到周末，礼堂里还办舞会。实验室、图书馆也都装备了起来。特别是学校自己发电用上了电灯，后来还有运货的汽车；学生的待遇也比别处高，成了当时张周市一流的学校。
学校的条件很好，校名却与实不符。开始叫“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看来是想办初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淮南等地设的“高职”相衔接。可是学校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教师，我们上了三年学，除了初中的课程外，只加了一门“矿物”，还是教植物的老师上的。由于师资缺乏，职业学校办不下去了，在我们毕业前夕，这个学校划归了刚成立的淄博矿务局，变成了它的职工子弟中学。我是1954年夏天离开那个地方的。
逝去的多彩年华弥足珍贵；韩家阿的少年岁月，在我脑海里始终是鲜活而有魅力的。我思念那地方，追忆那生活，更难忘一同在那里朝夕相处过的师长和同学。
那时，三职学校里的学生们，都喜欢和老校长吕卓然在一起，更愿意听他讲话，感觉他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虽然都称他老校长，其实，他当时还不到40岁。听说他原本不姓吕，是搞地下工作时改名换姓的。
他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干部，虽然穿着中山装，还是那张黑红朴实的农民脸、宽厚的手掌、粗粗的指头。他并不善言谈，那浓重的胶东口音有时还怪难懂。可他说话实在、亲切，说的都是大家关心的事，说完了他就领着大家去干。在学校里吕校长说的就是真理。这所学校，也就是在他一边对师生员工们述说，一边带领大家一件一件地办实事中兴旺发展起来的。他当时是山东矿务局的教育科长，兼任第三煤矿职业学校的校长，所以他常到济南去。可只要他一回校，消息马上就会在师生中传开：“吕校长回来啦！”
他关心学校的建设，更关心教师和学生，给学生发的蚊帐，就是他到学生宿舍查看后，发现这里蚊子很多，让人加班赶制的。他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尤其是学生干部和一些功课好的学生。我到了韩家阿像是一步登了天，激发了我上进的积极性，尽量要有好的表现，也就受到了他的特别关注。
天已经很冷了，他发现我没穿棉衣，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他说不对，要我说实话，我哭了……当他知道我的经历和现状后，他号召师生捐款，给我做了一身棉衣。他说，不是学校做不起，这样让大家想着你，你也会想着大家。是的，我一生也没有忘记大家，没有忘记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他还告诉学校的团委书记，应当培养我入团，不久，我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也当了校长，也努力学着他的样子对待老师和学生。
他白天忙大事，有时晚上还和我们一起看家护院。学校远离城区，虽有校警，但人太少，照管不过来。吕校长从市里武装部门要来十几杆军队换装下来的旧步枪，成立了一个学生护校队，每晚轮流站岗放哨。我们毕业的前一年他调走了。听说，1957年，吕校长也到北京矿业学院的干部特别班去上学了，毕业后留校当了选矿系的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到煤炭部工作。我工作后曾到北京看过他两次。
他已经于2004年11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了。他的一些老学生，如今都是退休多年的人了，一生中也都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可一提起吕校长，共同的感觉是，他是最让人怀念的那种人。
我一入校就听同学们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可了不起啦，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电影导演，还有作家，好多是从南方大城市聘请来的。在校园里，我也不时见到一些趾高气扬、派头十足、南腔北调，和那些一身土气的管理干部截然不同的人。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老师们的变化很快。西装不见了，而且直到我离开那里，再也没见他们穿过，衣着都很像工农干部了。在课堂上不再吹什么当过作家，导演过电影什么的了。有的反而诚恳地告诉同学，他出身地主家庭，参加过国民党，在旧政府里做过事，对人民有罪。今后他要好好教书，将功补过，还要争取参加共产党。我听着，像是发自内心的，很受感动。
他们对教学，普遍地认真起来。有一位数学老师，用生动的语言去形容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学符号，同学们记忆十分深刻。至今我还记得他把乘方、开方说成“头戴一枝花，身穿蓝大褂……”。老师们越来越受到同学的尊敬。我没有听见过这些老师有什么“反动言论”。
记得是1953年，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向党交心”，说是要让大家“洗一个温水澡”。这年的暑假，老师们集中到博山，在一个好像叫“四十亩地”的地方学习。学校挑选了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参加，帮助老师思想改造。通过这次集训，老师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的教学上了一个大台阶，各项工作也都开展得有声有色。直到我们毕业离校，全校到处都是一派祥和向上的气氛。
当时老师们都是诚心诚意地向党靠拢，学校领导也是真心实意地想依靠这些老教师把学校办好。这些老教师，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摈弃了自己的过去，接受了新社会。可是那年月，运动是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上，“肃反”之后，接下来就是“三反五反”“反右派”“拔白旗”“四清五反”“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我们的这些老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
回想起来，作为一个有着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虽说我个人并没有什么责任，可是至今想起这件事，内心总有一种歉疚感，甚至是负罪感。
第三煤矿职业学校是我少年的天堂，有饭吃，有衣穿，课本也不用花钱买，可是作业本、铅笔什么的从哪里来呢？凑合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忍不住给娘写了一封信，让娘给我寄一点钱。我渴望的目光，每天都在那个写汇款通知的小黑板上打量，可很久很久也没见上边有我的名字。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里做作业，忽然有一位同学把一封信递给了我。我急忙打开看，是娘请人写给我的，里边还夹着5000元钱（旧币，相当于币改后的五角）。
那信，我只看了一半就不敢看下去了。急忙离开教室，跑到果园的一个角落，把那只有一张纸的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我心跳得厉害，头发蒙，身上冒汗。娘在信上说，她知道我有难处，可又实在帮不了我，这点钱，还是娘儿4个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想想我那最大只有5岁的3个弟弟妹妹，想想孤苦无助的母亲，再看看手中的钱，我伤心、后悔、惭愧，呜呜地哭了一场。擦干眼泪以后，我感到突然长大了、踏实了、成熟了。我痛下决心，从今以后，再不为难母亲了。
我回到教室，编了一套圆满的谎话，告诉母亲说，在我那封要钱的信写了之后不久，学校就每人都发本子、铅笔、橡皮，什么都不缺了，让她放心。那不会再有的5000元钱，我除了用它把信寄出之外，全部买成了纸，记得有二三十张。把它们裁好了放起来，争取多维持一些时间。从此我就分文不要了。
那是个工农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无产阶级在社会上最吃得开。我可能是那群“无产者”中最纯的一个了。穷则穷，可不乏自尊心，我不接受别人的怜悯，我要靠自己去克服困难。我牢记着娘的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铅笔不用花钱买，我捡别人扔掉的铅笔头，后边卷上个纸筒还能用很长时间。打草稿的纸也好办，有时在办公室能要到一些用过一面的废纸，另外到处可以拾到烟盒，抻平了订起来，那纸都很好。就这样，我照样能在班里考第一。那时养成的珍惜纸张的习惯，影响了我一生。日后当了大学校长，还用旧台历当便条纸，拿到的人说是假的，被人当作笑谈。
据说，那时上级对我们学校的供给标准是：职工子女一月90斤小米，管吃、管穿；非职工子女一月70斤小米，只管吃。在那时的山东，这可够得上是小康生活水平了。我们平常吃的窝头是纯粮的，菜只能是大锅菜。吃得最多的，夏天是土豆，冬天是白菜。吃饭很省事，窝头自己到食堂门口的大簸箩里去拿，菜八人一组，值日生用大盆端回来分给每个人。星期六下午的包子，可是人人都不放过的，早晚吃得直到弯不下腰为止。
由于长期吃这些东西，必然缺少某些营养，加上晚自习开始用煤油灯，有一段时间又改用汽灯照明，很刺眼，不少学生得了夜盲症，夜里在外边什么也看不见。不过这病好治，学校煮了些不放盐的羊肝汤，捏着鼻子喝两次就好了。说也怪，那时的学生几乎不生病，我在韩家阿三年就没吃过一次药。有了病也好得快，校医王大夫的口头禅就是：“头痛发烧，阿司匹林一包。细嚼慢咽，多喝开水，保证不拉稀。”
那时学校里穷孩子多，很穷而各方面表现又好的学生，是受到大家尊重甚至崇拜的。有钱的孩子吃不开，特别是有钱学习不好，或者是个小气鬼，更叫人瞧不起。那时的学生很少有什么零食吃，能到河边的小菜园里买个西红柿，已经是很被大家羡慕的事。花生米，是当时学生眼里最奢侈的食品。学校周围，只在一个农户家里卖一点，买的人很少，就是买，也不过一二两，每人吃几个解解馋罢了，当真吃，很少人吃得起。穷归穷，我们都活得很开心。
我们这代人，十五六岁的时候，尽管大人还把我们当小孩子，可我们自己，却俨然以承前启后的革命接班人自居。我们要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使命。这时的我，不再想上完学后挣很多钱的事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目标已经深入人心。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那时青年人的必修课，我读了好多遍。保尔·柯察金，是青年们共同的偶像。写信的末尾都是“此致，布礼”，“布”就是“布尔什维克”。“做保尔那样的人”，是好友们相互勉励的常用语。奥斯特洛夫斯基那一段关于生命的名言，是青年人共同的座右铭，经常出现在日记本的扉页上。而就在我们面前的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也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同学们当中，传颂着他们的一些斗争故事。
那时候，我们人人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衣服上补丁多是很自豪的，讲究穿着反而被人瞧不起。以致有的同学，家里寄来新衣服，要先在水里泡过后再穿。鞋子破了自己缝补，感到是一种很革命的行为。女学生不用香肥皂，更不往脸上搽什么化妆品。冬天皴脸，也只是用没有一点味道的甘油或蛤蜊油。发式只有两种，除了短发就是两条小辫，那渐渐隆起的胸部更要束起来。
我们学习都很刻苦，非常积极主动。不要说上课，早晚自习也没有迟到早退的，更没听说过不交作业的事。考试作弊，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考场里用不着老师监督，常常老师们发了卷子就去做别的事。大家并不多么看重分数，重要的是掌握知识。
小组讨论，是学校里一种经常的学习方式。一个班要划分几个学习小组，学习好的帮助学习差的，“不让一位同学掉队”是一种自觉的义务；怕影响自己的学习就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
革命英雄故事和革命理论，是课外读物的主要内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雅与舒拉》《把一切献给党》……人人争相阅读。毛主席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反复读了很多遍，有些段落我都能背诵。有些大部头的理论书，像《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也拿来硬着头皮啃。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论怎么行！
日常生活作风也都模仿老干部，每周一次“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学生办的黑板报，直言批评学校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反正脑子里时刻想着的就是：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革命的。
那时学生的责任不只是读书，还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抗美援朝还在进行，每个学生都给“最可爱的人”写慰问信，做慰问袋，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志愿军。组织宣传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排演节目到附近农村去宣传，是我们经常的活动。
学校领导，还有意识地组织我们去见识现实的阶级斗争。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记得有一天，领导带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去市里参加批斗贪污分子大会。
毕业以后干什么？当然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行业去，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时眼界不宽，只知道煤矿最需要人，而地下采煤又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岗位，那就去学采煤。
在我们从三职毕业的时候，原来的淮南高职，已经改名为“淮南煤矿学校”。三职的大部分同学都报了这个学校，而且争着报采煤专业，包括许多女同学。我那时人很瘦小，来招生的一位姓赵的副校长说我以后干不了，不同意我报采煤，我还和他争论了一番才如愿以偿。
1954年的夏末，从韩家阿走出来的这些对煤炭工业近于痴迷的小青年，怀着满腔的热情、献身煤炭事业的信念，从山东各地向安徽的淮南奔来。那年夏天正好淮河发大水，我们是从蚌埠坐木船去的学校，学校就在田家庵城南边四五里地，紧挨着一个叫洞山的小火车站，再往南不远就是舜耕山，据说，当年舜帝在那里种过地。
学校建在平原地上，面积虽比周村的学校大，可建筑物并不比周村的好，除了校园中间有一座不大的红砖红瓦的三层办公楼外，最北边有个食堂兼礼堂的大屋，别的教室、宿舍，都是青砖青瓦的平房。学校的范围不大，不几天我就熟悉了。这时，我有很快熟悉一个地方的能力，连自己都感到惊奇。
这个学校是直属煤炭工业部的，我们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学生。学校设有“煤层地下开采”和“矿山机电”两个专业。那年各招了4个班，共400名学生。生源除了周村韩家阿三职校的之外，还有来自徐州贾汪的一所同类型的学校，此外也有一些安徽当地的同学。
这里的生活又比周村好多了，顿顿是大米饭。在我的记忆中，长这么大我只吃过一次，还是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菜也好，由于淮河发了大水，大鲤鱼才八分钱一斤，可惜我不吃鲜鱼。不过，就是咸菜也比韩家阿的好吃。睡觉虽说是双层床，可是一人有一个窝，不像在三职校睡通铺。
开学后不久我就发现，这里和韩家阿那个学校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此处一切是照“苏联老大哥”的办，是很先进的。听说这里原先叫“高职”。“初职”“高职”的学制沿革我说不清楚，可“中等专业学校”却是地道的苏联专利产品。
这所学校，不但学校的名称按照苏联的规范改为“煤炭工业部淮南煤矿学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都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我们学的专业课都是苏联的。外语当然要学俄语，虽说我们在周村学过两年，还要再从字母开始，那个卷舌音整得我好苦，五年都没有学会。各门专业课的教材有三种情况：有的是原本翻译过来，并已正式印刷出版的。这种教材的“绪论”篇幅都很长，插图中有一个一个的大胡子，不是什么“洛夫”，就是什么“斯基”，大讲俄罗斯、苏联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好像什么都是他们发明发现的。《采矿学》言必顿巴斯、库茨巴斯、卡拉干达（苏联的几个煤矿区的名字）。另一种是翻译了但没有出版的。随着上课给学生发单页，插图和文字还是分开单独发，要自己一张张剪下来往上贴，最后订起来都是一本本“大肚子”。第三种可就更苦了，只有大纲，教师自己写讲义，上课时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记，于是就“上课抄讲义，下课对讲义，考试背讲义”。
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在忙着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学习“无产阶级教育理论”，这就是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各种教学活动，都要按凯洛夫的要求去实施。学习成绩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每堂课开始都要提问上次讲课的内容，老师当场给指定回答的学生定分，并记在个人随身带的记分册上。每门课的每个单元都要“测验”。期末考试则基本上都用口试。口试的形式是：一个主考老师、两个陪考老师像“三堂会审”那样，逐个“单兵教练”学生。学生几乎天天面临着考试，学习的压力很大。
有意思的是，课外活动不但必须参加，还要严格按学校制定的活动内容表上的规定进行。学校还在学生中实行“劳卫制”，人人都在为那个小本本上的项目达标而奋斗。平常几乎没有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像个军营。
更耐人寻味的是，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地搬来了苏联“六节一贯制”的作息时间表。就是早操之后立刻吃早饭，接下来是一连上六节课才吃午饭，自习都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可能苏联的学生，早上吃的是牛肉、鸡蛋加面包，能撑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早上一个馒头两碗稀饭，跑上两次厕所，不等第四节下课肚子就唱开了戏，后两节大部分学生都没精打采的。坚持了一段时间，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这才改了过来。后来听说，这是苏联为走读生安排的时间表。下午学生不必再到校，学校也要进行别的教学活动。我们对苏联的学习可真是虔诚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
除了教学，学生的业余生活也都苏化了。唱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开》《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跳那种蹲下去，手摸着脖子，两腿一伸一伸的苏联舞。通常都是用口琴伴奏，要是能用上学校那架唯一的手风琴，可就真是美轮美奂了。
同学们平日的话语里，常有“道瓦里什”“喝老绍”“斯巴塞巴”……几乎人人都看苏联小说和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书。看的电影大部分也是苏联片《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幸福生活》……就连我们下矿实习穿的工作服，也做成“顿巴斯矿工服”，上衣的一排扣子在左边，胸前缝一个大口袋。还说，苏联的煤矿都是军事化管理，下达生产任务都是命令，工程技术人员都有军衔，以后我们也会实行。我想，大概等到我们到矿上工作时，中国的煤矿也该有军衔了。我会是个什么军衔呢？至少是个少尉吧！
那是个全党、全国、全民学苏联的时代，中苏关系是蜜月期。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我们学校西边不远处就有两项：两座现代化的大型煤矿——谢家集一、二号井，先后移交生产。高大的井架在向人们显示，苏联的先进和对中国援助的无私。田家庵还有苏联援建的造纸厂。中国人对此都是感恩戴德，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各种报刊、电台都在宣传苏联，苏联是十全十美的，各方面都比中国强上十倍。在那时，拥护不拥护苏联，不是个一般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
谈到苏联只能是好、好、好，谁说苏联的坏话，谁就是反革命。有一位老师在谈话时，无意中提到，沙俄吞并了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的事，差一点惹出大祸。
当时能听个苏联专家报告，是件很荣幸的事。记不清我这一生是听过一次还是两次，讲的内容更是早已忘掉。只记得专家报告中举的两个例子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在讲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理想时，他说，瞄准天上的星星放枪，尽管达不到，总比对着面前的小树射得要高，这话很有哲理。另一个是在谈到对煤矿安全的认识时说，小孩子在划第一根火柴前，他会认为划火柴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简明而形象地讲清了一个大道理。
平心而论，苏联的教育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开始的全盘照搬，后来的全部否定都是不对的。总的方面不去论述，从具体问题说，例如五分制，引导学生关注掌握知识的要点和深度，而不斤斤计较分数的多少；口试，要求学生灵活地掌握知识，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临场发挥能力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就从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大题目来说，当时我们教学计划的要求是很全面的。每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学完了理论部分都要进行课程设计。学采煤专业的还要分别做综合的采煤方法、通风安全、劳动组织与计划等设计。最后还有针对现场实际问题的毕业设计。这对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培养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在是大有益处的。
在实习方面，我们采煤专业的金工实习也是真刀真枪的车、钳、锻、铆、焊。记得钳工实习的内容是要求在一块1厘米厚、6厘米×10厘米大小的铁块中心，做一个对边一公分半大小的内外六方。那六方块在六方孔中转到哪个方向都能放下去，而且对着太阳看要不透光，那要求实在是很高的。下矿实习分以学生身份的参观实习、以工人身份的劳动实习、以工长身份的毕业实习，都安排很长时间。不但强调学生要“过劳动关”，而且都要天天写实习日记，最后写实习报告，人人都是厚厚的一本。
我看到，今天我们许多职业技术院校的教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远没有那时做得好。我们总是喜欢一切是非都以政治来区分，因人废言。在这方面我们吃的亏太多了。
20世纪50年代初，在淮南煤矿学校的校园里，学生的学习气氛特别浓厚。学生们，就像一群忽然闯进了肥美草地里的饿牛，个个头不抬眼不睁，一个劲地猛啃。
从苏联照抄过来的四年制教学计划和教材，因为国家急需技术人员，要我们三年学完。学生们热爱煤炭事业，总想学好一点，多学一点，将来能有所作为。学生中又是穷孩子占绝大多数，有了这样意想不到的学习条件，调动起了他们超出专业范围的、似乎是没有止境的求知欲望。良好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听说哪家的父母对孩子有什么奖励。学生们自己也没想过，到了社会上还会有竞争，人人都是把学习当成自己的本分和天职。
学校每学期给优秀学生的奖品，只有一纸奖状，有时加一本书，我是每次必得的。这些奖状是我对母亲唯一的安慰，后来听说都让妹妹糊了窗户，因为那奖状的纸很厚，风刮不透。
五分制无法按考分排列顺序，同学间也就不可能有争名次的事。努力学好功课，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那种自我奋进的精神，用争分夺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和大家一样，上课就像上战场，直挺着腰板，瞪大着两眼，身子恨不得倾到黑板跟前，对老师讲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手势都不放过。
很多同桌之间相互都有约定，只要发现对方精神不好，就要狠狠地在他大腿上拧一把。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圆规，有点瞌睡就用它的针脚刺虎口，对自己是毫不客气的。到晚上复习时，翻着教材或讲义，只要看一眼书上的大小标题，老师讲授的内容甚至当时的语气、手势，都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脑海里，简直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做作业已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的事。遇到“课程设计”，不论是“机械零件”“巷道掘进”“采煤方法”，还是“矿井通风”“组织计划”，人人都想把自己所学的有关知识，全部写进说明书里，图纸更是精益求精。以至于老师要反复强调，说明书的字数不能超过多少。
我喜欢考试，更爱口试。特别是有的老师常在我答完题之后，超出考试范围，问我些问题和我讨论，让我感到兴奋。记得有一次考“采煤方法”，我的试卷中有一道题是“煤矿井底车场设计的基本原则”。我回答完了之后，老师又问我，有什么样的外力能够对井底车场造成重大破坏？这个问题老师没讲、我所看到的书上也没提到过，我考虑了一下回答说，战争中遇到飞机轰炸。老师说现在还没有能穿透那么厚岩层的炸弹，就是直接命中井口，也不可能到一二百米的井下再爆炸。这可难了，还有什么比炸弹更厉害呢？我忽然想到地震。我说，强烈的地震造成的地层断裂带，如果正好穿过井底车场。老师听了之后笑了，满意地点点头说：“聪明。”这些事更刺激了我的求知欲望。
在淮南煤校的三年，我两次被评为淮南市的三好学生。六个学期，我五次被评为学校的优秀学生，最后一个学期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在我的毕业证书上记载着：全部考试科目，只有一次课程设计得了四分，其他全是五分。我的毕业设计，被学校图书馆收藏。我对一生中这难得的几年上学机会，充分加以利用了。遗憾的是还有一个四分，那确实是因为学校给我的一项特殊工作任务，分散了我的精力。
不过，这是今天的回顾。在我当年的日记里，对自己却是充满了自责。那时，我对自己过的每一天都加以严苛地审视，满意的时候很少，常用一些粗鲁狠毒的语言咒骂自己。我是在自己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度过了淮南的三年学校生活。
今天的师生们可能难以想象的是，当时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中专学校里还在学生中组织科学小组搞“科研”。记得我参加过两个课题：一个是“冲击凿岩的破岩理论与钻具改进”，另一个是“煤矿冲击地压”。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当时我们确实也没有见过“真老虎”。
据我所知，“煤矿冲击地压”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中专在校生的理论基础可想而知，又没有起码的实验条件，当然出不了什么真正的成果，可是我因此而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同时还学了一些收集、整理资料的方法。
毕业一年后，我们同学还真有调到矿务局和省科研部门去工作的，而且既不是去打杂，更不是去“外行领导内行”，是真枪实弹地从事科研工作；有的同学出了不少成果，后来成为业务骨干，让一些高学历的同事侧目而视。他们没有别的，别人休息的时候自己在读书。
说起读书，我也曾是一个读书狂。那时的出版物比今天少多了，不过，乱七八糟的东西基本没有。开卷有益是不虚妄的，能借到的书我都读，还要写“书评”。不管是哪个名家文豪的，我都指指点点评论一番，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记得我还曾突发异想，要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理论体系。
这样一来，我们的时间当然就不够用了。好多同学都晚上找地方“开夜车”，被老师发现就挨一顿训。当时要求同学晚上不要“开夜车”，就像今天要求同学不要进网吧。抓晚上“开夜车”的，是当时老师的一项任务。于是，有的同学就用手电在被窝里看书，当然这得有钱买电池。
礼拜天，教室里照样人满满的，我们叫它“星期七”。几乎每人都有一张“任务表”，这是老师管不着的。寒暑假更是读书的好机会，我都是早早借下一大摞书，天天躲在屋里“生吞活剥”，真可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多薄一点的书，我都是一天看完一本。图书馆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一看见那满屋的书籍就感到自己实在渺小。读书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与学校只隔四五里地的田家庵市区，在我的脑子里几乎没什么印象。
让人留恋的学校生活，对我来说实在太吝啬了。当年我也曾狂热地设想，淮南煤校毕业后要到北京矿业学院去深造，还想到苏联去留学。我要当一名新中国的煤矿专家。我很自信，老师们也认为我有这个天分。可是制度、观念、工作需要以及家庭的拖累，使我离开淮南煤校以后，直到退休，40多年的时间，我没有再得到过一天脱产学习的机会。我进过一次“学习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我去“交代问题”。
20世纪50年代，那是激情流淌的岁月，做革命青年、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那榜样就是苏联的保尔和中国的吴运铎。吴运铎被称作“中国的保尔”。他的《把一切献给党》，感动了几代青年。当时，他们都是中国青年人的偶像。其他的还有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可谓群星璀璨，革命青年仰望着他们无不热血沸腾，决心像他们那样去生活、去牺牲。
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讲人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的彻底无产阶级化。首先家庭出身要好，还要有大公无私、一心奉献的精神，并且能吃大苦耐大劳，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人对事都不讲情面……最要紧的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毕业后让你去掏大粪你干不干？”“干！只要党需要，要我干多久就干多久。”这话并非只是口头说说，而是发自内心、决心身体力行的。这也并不只是淮南煤校的学生如此革命，在北京市，掏大粪的时传祥早已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精神受到了全国青年人的尊崇。找时传祥，跟着他学背粪桶、掏大粪，成了一种时尚；能有这种经历，会感到无上光荣。那是一个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备受尊崇的时代，越是苦、累、脏、臭的劳动越光荣，革命的青年人就越追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不爱劳动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和剥削者、寄生虫一样，是人人唾弃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志青年可是人人要当无产阶级革命者。
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学生们的作为确是真实的、主动的、诚心的，是自己主动的“化”。人人都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立场、观点、思想、作风，都要无产阶级化。
那时的学校里，学生的言行举止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谁也不能逾越。这些规则，并没有什么条文，可是人人都明白。每个周末都要开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遇到认为是比较大的事情，还要拿到全班同学的会上去讨论。那批评、自我批评，都是动真格的，一针见血，不讲一点情面。学校也不定期地组织政治学习大讨论，有时一次要进行一两天。听报告、学文章、小组讨论、清理思想、开展批评，常常搞得身上出汗，屁股坐不住，可是过后都感到一身轻松。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要一月向党小组交一次书面的思想汇报，思想深处的东西都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党，不能和党三心二意。学校的黑板报、广播，更是全力配合这些活动，对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行指名道姓地批评，毫不留情。
想想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干部，也真是“左”得厉害。我们不光在这些活动中带头，平常也总戴着一副深度的“左视眼镜”，到处批评“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情调”。闻到谁身上有点雪花膏什么的味道，就讥讽人家散发“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谁哼个《天涯歌女》《四季歌》，就批评是“靡靡之音”、败坏班风。唱歌只能是革命歌曲，最好是“向前、向前、向前……”。
那时候，如果有一位男同学说哪个女同学长得漂亮，那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事。那个男同学，会被认为思想上有严重问题，就像今天的流氓而挨批。那个女同学，也会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而见不得人。
那时的女同学，喜欢别人称赞她“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她们脚上穿的都是偏带布鞋，夏天穿的褂子大都是白色的，有点图案也不过是条条、格格、圈圈、框框，追求朴实无华。春秋天则爱穿白衬衣套蓝列宁装，腰间束一条布带，显得庄重自然、秀丽典雅。唯独冬天都要有一件花棉袄，可谁也不敢穿在外边，外边都要套一件深色的褂子。而这褂子又一定要比棉袄短那么一点点，让下边露出不多不少的一圈碎花来。可能是因为臃肿的棉衣无法显示女性的美。
至于男同学，极少有讲究穿戴的，因为那会被大家看成是花花公子，会被人蔑视的。
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几乎个个都是苦行僧，以苦为乐、以穷为荣；可是学习、工作、劳动没有说的，谁也不甘落后，个个都是拼命三郎。
可以说，这些思想感情是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虽说如今谁也不再去坚持那时的思想框框和生活条件了，可是忠于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元素，这一辈子是不会改变的。
在煤矿学校里，我们这些学采煤的同学就像部队里的主力，总觉得高人一等，事事都得占先。可是，第一学期还没完，机电专业的同学就要比我们先下矿了，特别是机电班的孙友田同学（他后来成了著名的煤矿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还写了一首叫《第一次下井》的诗，发表在《淮矿工人报》上，炫耀他们的兴奋心情。
这下可惹恼了采煤班的同学，就像战争年代主力部队不让打头阵那样，大家忿忿不平地去找学校领导。领导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机电专业由于要学《矿山概论》，所以先安排一周的“认识实习”，不过是走马观花看看井下是个什么样子。哪像你们采煤专业，第一次下矿就是“生产实习”，是真刀真枪地干，是他们不能比的。听了这些，我们的心里才平衡了一些，那就再等一学期吧，反正我们采煤专业比你们机电强。
1955年的5月，终于轮到我们下矿了。这时我们已经学完了《井巷工程》，要进行巷道掘进实习。我所在的班，实习地点是山东淄博矿务局的黑山煤矿。带着比儿时走姥娘家还要兴奋的心情，50名同学在洞山车站挤进了一个闷罐车皮。大铁门一关，汽笛一响，火车开动了，隆隆地向北方驶去。随着汽笛的长鸣，全班同学豪情满怀地一齐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真像要奔赴前线，我的眼里满含着热泪。列车在蚌埠车站停的时间很长，可以下车吃饭。我们都穿上谁都没见过的顿巴斯矿工服，打上绑腿，头顶矿帽，脚穿大胶靴，我还把全队仅有的一块马蹄表别在腰带上，神气十足地走在大街上。许多人诧异地驻足观望：“这是些干什么的？”“是什么队伍？”我们听了有点得意忘形。
黑山煤矿是个日本人时代就有的老矿，我们去实习时，条件还很差，连充电矿灯都没有。下矿前，矿长给我们讲了黑山矿的历史和现在的生产情况；总工程师给我们介绍了矿区地质概况和发展远景；他们都反复强调了井下安全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分组跟着老工人下井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走到那大斜井的井口，低头看到，一串电灯在斜井的顶上，顺着陡陡的斜坡向地下远远地伸去，直伸进黑洞洞什么也看不清的去处。接着就闻到随井筒从地下涌上来的那种从没有接触过的特殊气味，一阵莫名的恐惧向心头袭来。深深的井下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像新兵头一次上战场那样，明明心里有些胆怯，可在老工人跟前，还要装得若无其事、谈笑风生，嘴里还哼着歌曲。
我跟在老工人的身后，平生第一次下矿井。那脚刚一迈上三十多度的斜井台阶，腿却不由自主地打起了战，腿肚子也好像转到了前边，一步一晃，怎么也跟不上那老工人的趟。不到四百米的距离，我觉得好像有几里路。
到了井下就不知东西南北了。我跟在老工人的身后，在黑黝黝的巷道里，糊里糊涂，磕磕绊绊，走了不少高高矮矮、上上下下、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路，最后到了我们干活的掘进工作面。我们这些平时在地面上说说唱唱、蹦蹦跳跳，比谁都显得有精神的学生，这时却像见了猫的老鼠，畏首畏尾不知站在哪里才保险。
抬头看看，木支架中间裸露的岩石龇牙咧嘴，石头缝里渗着水。低头瞧瞧，到处是煤粉碎石，没有一块平整干净的地方，这里可真是又脏又危险。实际上，那时的安全管理十分严格，人身事故是很少出的。
交接班完了就开始打炮眼。那风钻我要用劲才能抱起来，一开风门，嘭嘭嘭嘭的声音震耳欲聋，剧烈颤动得两人都拿不稳，我们只能打打下手。干起活来又忽然听不懂工人师傅的话了。有个工人在喊“哈吗、哈吗”，弄得我们莫名其妙、手足无措。我在想，这么深的井，哪会有蛤蟆？干着活喊蛤蟆做什么？后来才明白，这里的许多煤矿是日本人占领时开办的，很多工具的名称、工作术语是从日本技师那里学来的，如手镐叫“华盖”，钢钎叫“埋司”，提升喊“噢夫”，老工人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刚才喊“哈吗”是要大锤。
一干起活来就什么都忘了，大汗淋漓之后干渴得厉害，一个劲地去喝那大铁桶里的盐糖水。据说这种水，对从事重体力劳动出汗多的人很有好处。到交班时感到腰酸腿痛，身上的骨头像散了架。可是还要再从那个长长的斜井爬上去，才能到地面。在那陡峭的台阶上，每迈一步都感到要用全身的气力。
第一班下来实在累坏了，澡不想洗，吃饭时脑袋里还嗡嗡地响风钻。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大礼堂的舞台上，倒头就睡。可是咬紧牙关，三天之后就渐渐适应了。到后来，我们下井比班里的工人还早，他们到工作面时，我们已给风钻消尘用的水车加满了水，做好了一切接班准备工作。再后来，上井之后还有用不完的劲，我天天跑到焦化厂去帮着出焦，跟工人学习炼焦的技术。不过，在井下像上棚梁打顶眼等重活，工人还是不让我们插手的，我们的体力毕竟无法和他们相比。
年轻工人爱夸耀他们今天的待遇：“除了天上就是地下，工资水平全国第二。”“现在是三十亩地一头牛，不如个工人大分头，”“安全帽一摔，大姑娘一堆。”……我们都很爱听。每到这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世界上，煤矿工人最了不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煤矿工人，有过一段光荣自豪的时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很受社会重视。到今天，似乎不那么光荣了，“矿工世家”很少见了，还被人称为“弱势群体”。不过，我仍然承认自己是个老矿工！
危险而艰苦的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煤炭事业的责任感。在黑山煤矿的实习经历，使我认识了自己。原来在学校里我只觉得，到图书馆看看，感到自己的知识实在微不足道。这次实习，虽说时间不长，已使我深知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很贫乏，身体也需要更好地锻炼，否则是很难胜任今后的工作的。
淮南煤校，是为煤矿一线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对一线技术员的要求，通俗地说，既能讲给工人听，又能干给工人看。对照这个标准，自己的知识、技能，包括身体素质，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深深感到，自己在校后两年的任务，实在非常艰巨，不拼是不行的。
和我一样，下矿实习过的同学都长大了不少，去掉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成熟。学习更扎实，锻炼身体也更自觉了。加上那时学校里学习苏联，在学生中普遍实行“劳卫制”，不达标就表示对“劳动”和“卫国”的准备工作不合格。课余时间运动场上热火朝天，特别是单双杠和长跑，参加活动的人很多，同学们都在注意自己体力和耐力的锻炼。自觉刻苦地锻炼身体，成了淮南煤校的一大特色，淮南煤校的体育运动成绩，在淮南市大中学校中一直名列前茅。我的身体不灵活，跑不快、跳不高，跑百米13秒6合格，我只能跑14秒5，连女同学都欺侮我。我就用长跑、引体向上、俯卧撑来弥补，我的“劳卫制”及格是很勉强的，可是我的身体很好。
我们淮南煤校的学生，并不是一帮死气沉沉的书呆子，校园里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有些同学在这方面还有出众的才能。吹、拉、弹、唱都有高手。
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感觉，都是感到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刚入校时，觉得三年时间长得很。黑山实习之后，转眼又到了第二年的春末夏初。我们班的采煤生产实习开始了，这次实习是在淮南矿务局的蔡家岗煤矿进行的。
淮南矿区的地质条件比淄博好多了，煤层多而且厚，煤质也好。按规定，厚度在三米五以上的就叫厚煤层，一般都用分层开采技术。我们实习的那个工作面，煤层厚度超过了三米，可采煤方法是“一次采全高”，用的还是木支柱。到了那个一百多米长的采煤工作面，就像进了大树林。工人攀到煤壁跟前的支柱上，用风镐落煤，我们是怎么也顶不上去的。几十斤重的风镐，不采煤我们也抱不了多久，可工人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
几次下井实习，在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刻上了两件事：一是国家什么时候也别亏待了煤矿工人；二是一定要搞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尽快把煤矿工人从危险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那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拼命干活，把工人采下的煤赶紧攉到溜子里去。
我们尊敬工人，工人也喜欢我们。在感情上，我们已经和工人融为一体了。由于热爱工人、热爱劳动，也就有了珍惜劳动成果的感情，那可是血和汗的结晶。
我的头脑里很少有“私”字了，只想到将来如何给社会作贡献。毕业前我曾与孟昭泉同学商量，一同到西藏一个小煤矿去工作。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我，我的世界观改变了。
这时学生中已经有党员了，由于我父亲的关系，我入党是很难的。可是我没有灰心，我严格地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经常把入党的誓言写在自己的手背上，时刻激励自己。我要接受党的长期考验，我一定要入党。
在校最后一学期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这两者都是与真刀真枪的设计题目联系在一起，又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每个同学都非常重视，这可是最终检验自己三年学习成果的时候。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九龙岗煤矿南11槽B顶板管理》，实习也就在学校东边的九龙岗煤矿进行。毕业实习是分阶段的，先用两周时间了解全矿的基本情况。而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以采煤班长的身份在工作面指挥生产。再后来是按照设计专题的需要，以技术员的名义开展工作。
我在实习的第二阶段，先是给一个老采煤队长当助手，那是一个很爱发急的干瘦老头，他姓许。我们所在的是一个急倾斜两米厚的煤层，用倒台阶方法回采的，80多米长的采煤工作面。煤层的倾角有60多度，要紧攀着一根根支柱才能在工作面行动，就像爬在陡峭的山坡上一样。那个年近50的老队长，上上下下和猴子一样灵敏，我这个年方二十的小伙子却像狗熊一样拙笨。
我天天帮他填写报表，班前会上给工人读报，他很高兴。不论井上井下，走到哪他都喜欢带着我，见人就说“这是我的徒弟”。有人跟他开玩笑：“老许真敢吹，你知道他将来是个什么角儿。”每到这时，他脸上更显出一种骄傲的神情，连说：“那是，那是，反正他现在是我的徒弟，这没有错。”
当技术员就更有意思了。这种回采工作面的顶板管理，虽然也是用大放顶的方法，可是和我过去熟悉的缓倾斜煤层工作面有很大的区别。放顶时，岩石滚动的声音像持续的雷鸣，让人胆战心惊，可我还要在前面观察。为了摸清工作面顶板下沉的规律，我必须在不同的时间下井，在工作面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一遍又一遍地测量每一根柱子随着采煤面推进发生的变化。眼看着顶板的压力把木楔压劈、托板压裂、木柱压矮，并发出沉闷的吱吱声响，心里真有些胆怯。就这样也要硬着头皮，冒着危险把数据测准。
在近三个月的毕业实习中，我为设计方案收集了必要的资料，我的毕业设计在学校的中心答辩室得到了一名大矿总工程师任主任及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留在学校图书馆被保存；我也掌握了区队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同时对煤矿工人也更加熟悉了。
那时的煤矿工人可真能干，接了班之后，除了班中吃点干粮，七八个小时就是一个劲地干。对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井下劳动，工人们从无怨言。可要选个先进、提个班长什么的，都是很难的事，谁也不愿意出头，常常逼着领导下命令，这就是煤矿工人。我把他们当自己人，他们也把我当自己人。他们不叫我的名子，都是以“小刘”称呼我。
1957年4月27日，是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正在进行毕业实习的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我还没过20岁的生日。这在当时是极其不寻常的，因为我的父亲还关在监狱里。第一次交党费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我决心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我自命为“共产主义的敢死队员”，我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线冲锋陷阵。
淮南煤校的三年，为我打造了一个人生平台，虽说既不高也不大，但很结实。首先把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有了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克服一切困难，决不被任何困难压倒。
对于课本上的知识，尽管我学得很努力，成绩也很好，可是一生中直接用上的实在不多。不过，我养成了肯学爱钻的习惯，也掌握了适合我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养成了有自知之明的心态和努力攀登的毅力，这一切都使我终生受用。
更重要的是，我在与社会最基层的煤矿工人的交往中，认同了他们的思想作风，奠定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治方向和目标。我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敢上刀山下火海的雄心壮志，要让自己的一生像一把精钢的宝剑，闪闪发光、永不生锈。
我想，学校教育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此——养成学生的个人品格，奠定一个人的奋斗方向。
淮南煤校的教育是成功的，别省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在山东省，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各矿区的局矿长、总工程师，淮南煤校出身的学生曾经占了很大的比例，也有的成了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一个中专学校，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我个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很矮的平台上，演绎了我平凡的人生，直到从大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休。
这是我贴在淮南煤校毕业证上的照片，也是我20岁之前唯一的个人照片。
不管我这一生做过什么，做成了什么，我的学历至今依然是“中专毕业”。是1957年在煤炭工业部淮南煤矿学校煤层地下开采专业毕业的学生。签发这个毕业证的校长是朱瑞岭。我虽不因此而自负，但绝不以此为憾。我终生热爱和尊敬这所母校、我的校长、我的老师。